湖州样本印刷闵，凌两家套版印刷之兴起|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闵、凌两家套版印刷之兴起

陶湘（1870—1940），近代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字兰泉，别号百川书屋，喜咏轩、托跋廛。原籍江苏武进，长于浙江慈溪。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卒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终年七十岁。曾任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总办、上海三新纱厂总办、天津源纱厂和山东鲁丰纱厂经理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国银行驻沪监理官及重庆、天津等中国银行分行行长、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等职。1915年，在北京创立修绠堂书店，聘孙锡龄、孙诚俭先后任经理，经营古旧书业几十年。晚年客居上海，藏书室名“涉园”，别题“皕嘉斋”。平生藏书颇有特点：不重宋、元古本，多藏明刊及清初刊本；特嗜收藏闵凌刻套印本、汲古阁本和武英殿开化纸印本；追求藏书的装帧精美，讲究书籍装帧，凡遇残损者，均加以装修，遇珍本则以红木匣收藏，藏书数量多达三十万册。同时又以刻书闻名于世，先后刻有《儒学警悟》、《百川学海》(上两书由北京文楷斋刻)、《营造法式》、《涉园墨萃》、《喜咏轩丛书》、《百川书屋丛书》等250余种，且刻书精美，用纸精良，以精校精刻闻名，为藏书家所珍爱。其著作有《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清代殿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明代府经厂本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等，特别是他根据自己收藏的闵凌刻套版书而编辑的《明吴兴闵板书目》（以下简称《闵板书目》），成懫今为止纪录明代闵、凌两家所刻套版书最完整的书目。

一、闵、凌两家套版印刷之兴起

套版印书，是雕版印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对雕版单色印刷的一大突破，是在雕版印刷技术基础上的重大革新。从考古工作者的诸多发现表明，中国在元代就已经发明了套版印刷术，“到了明末，湖州闵、凌两家才把这种印刷技术发扬光大，由两色而发展为三色、四色，甚至五色，这在色印史上是一大进步”。

明代后期，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万历至崇祯年间，浙江湖州闵氏、凌氏两家异军突起，以专营套版刻印本著称于时。首先使用套版印刷技术刻印书籍的应该是闵齐汲。闵齐汲，明代刻书家。字及武，号寓五，又号遇五，晚年自号“三山汲客”。生卒年不详，但据闵齐汲所撰《六书通》卷前自序结尾所题：“顺治辛丑仲冬五湖闵齐汲寓五父记，时年八十有二”推算，应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清顺治十八年（1661）尚在世。诸生出身，不求仕进，潜心著述，辑评校刻，有《六书通》一书传世。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开始，闵齐汲等人就用套版印刷技术印行了第一部朱、墨本《春秋左传》。在该书卷前“闵氏家刻分次春秋左传凡例”中，他这样写道：“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不无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一席话道出了他对套版印刷特点的认识，反映了旧刻单印已不受欢迎的心声，并表明了套版印刷批评本利于学子读。该书卷末有刻书牌记：“万历丙辰夏吴兴闵齐华、闵齐汲、闵象泰分次经传”。同年秋天，闵齐汲继续刻印了朱墨套版书《檀弓》、《考工记》各一册。在《檀弓》卷前的闵氏自序末言：“皇明万历丙辰秋九月，剞劂告成，雕镂既极人工，为之一笑”。这足以反映闵氏利用套版印刷技术印书成功的喜悦心情。第二年，闵氏便开始了三色套印的尝试，刻成《苏老泉评本孟子》两册。套版印刷技术由两色增至三色，印出的书更清晰可见，美观大方。此后，闵氏套版印书事业逐步发展，于万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间（1619-1620），陆续刻成《国语》、《韩文》、《三子音义》、《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杜子美七言》等十多部二色和三色套版印刷书籍。随后，闵氏家族的闵齐华、闵元衢、闵于忱、闵昭明、闵张、闵光瑜、闵如霖、闵振业、闵无颇、闵迈德、闵洪德、闵暎璧闵一栻等三十多族人都参加了套版印书事业。闵氏家族所刻书籍的内容也日渐丰富，品种多样，经史子集四部俱全。到闵振业等人辑刻《史记钞》九十一卷，卷册繁多的大部头著作时，闵氏的套版印刷技术已经达到精湛的地步。正如明代著名学者陈继儒在《史记钞》序言中说道：“书日富、亦日精”。

在闵氏家族投入套版刻书稍后，吴兴的富豪凌蒙初及其凌氏家族也投入了套版印刷事业。据凌启康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刻印的《苏长公合作》序言中所云：“朱评之专瑒撝闵遇五。”证明凌氏从事套版印书确实是受闵氏影响。而凌氏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亦仅次于闵氏。凌蒙初（1580-1644）明代小说家。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或即空居士，浙江吴兴人，崇祯初年以副贡生授上海丞，官至徐州通判。因仇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献《剿寇十策》，后为起义军所困，呕血而死。其所编著的短篇小说集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广为流传，后人简称“二拍”。由于凌氏是著名的小说戏曲家，他所刻之书多以戏曲、诗文集为特点。如：《诗选》、《陶靖节集》、《王摩诘集》、《孟浩然集》、《韦苏州集》、《李长吉集》、《苏老泉集》、《西厢记》、《琵琶记》等等。其族人中所刻的套版印刷书，亦不乏佳品。如凌云在其刻印的五色套版书《文心雕龙》的“凡例”中云：“杨用修批点，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别，则阅之易溷，宁能味其之旨趣？今复存五色，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又云：“五色，今红绿青依旧，独黄者太多，易以紫，白者乏采，易以古色。改之，特便观览耳，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从中可见，经过他的改进，更加充分的体现了原作五色评点的精神和旨趣，达到醒目、美观的读效果。又如凌瀛初刻印的《世说新语》，采用的是四色套印，很有特色。他的方法是以凌蒙初之墨版相配，正文用墨色，刘应登、刘辰翁、王世懋三名家评语分别用黄、黛、朱色代表。色调清晰，镌刻精秀，为凌氏所刻套印本中之优秀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凌云刻印的《苏文嗜》，凌启康刻印的《四书参》、《苏长公全集》，凌性德刻印的《曹子建集》，凌毓楠刻印的《吕览》、《骆宾王集》、凌森美刻印的《史记纂》等。在凌蒙初的带领下，凌氏家族先后有二十多人投入了套版印刷事业。由于凌蒙初与闵齐汲均是吴兴的望族，吴兴的显宦名流，多出此二家。家族中风流博雅之士，既是同时期、同邑人，又共同嗜好辑评校刻套印书籍，因此两家合作什密，互有影响，如闵元京与凌义渠就曾合刻墨色单印的《湘烟录》一书。闵凌刻书绝大部分是套色印刷，其版式、特征也大致相同，如：1、四周单边，中间无直界行；2、评者只一人的，朱黛分之，评注有多人者，以色区分评家；3、汇集各评家之本，以主要评家为一色，其他各评家为一色；当然，也有个别套色印本评家诸多，不明其分色的意义；4、正文一律用仿宋印刷体，规格工整；评语、旁注用手写体，版面疏朗、悦目；5、版书多为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或半叶九行、行十九字，但也有少数例外者。闵凌刻本的不同之处虽不明显，但据明人谢肇浙所言：“吴兴凌氏刻书，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请人编摩，其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这里未提闵氏，可见闵凌刻本的质量还是有优劣之别的。从万历四十四年到崇祯末年，经过闵、凌两家父兄子弟几十余人、近三十年的共同努力，先后印行了朱墨、三色、四色直至五色套版印刷书籍。然而闵、凌两家究竟刻印了多少种套印本，因没有留下刻书目录，不得而知。但据近代著名版本学家缪荃孙先生对陶湘所言：“闵版上起周易，下讫传奇，约百三四十部”，陶湘在《闵板书目》中称“有一百四十五种尚未尽也”。由于闵、凌两家套版印刷书数量的不断增多，技术成熟独具特色，加之形式新颖，工艺精美，遐迩闻名，后人称其“闵刻本”、“凌刻本”，或合称“闵凌刻本”。

二、陶湘收集闵凌刻套版书之始末 闵氏、凌氏所刻套版印本书，每一书叶需先套刻数版，再经重复印刷而成，故刻印成本较高，印数少于单色的墨印本。物以稀而贵，当时即深受藏书家青睐，明季陈继儒曾云：“吴兴朱评书错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然不过一卷或数卷而止。”闵氏、凌氏刻书的初衷，是希望以新颖的版式及工艺，促进图书流通，后世藏书家则因其雕印精美，视懖豢啥嗟玫陌刻艺术品，当作珍品收藏。经历三百余年的流传，至二十世纪前半叶，“闵凌刻本”已稀如星凤。著名藏书家陶湘，因酷爱“闵凌刻本”,花费重金，锐意搜讨，积数十年之力，于1932年将自己收集的百二十种闵凌刻套版书编成《明吴兴刻诗文评初编》。1933年，又编成《闵板书目》，著录其所藏“闵凌刻本”一百三十种（并附知见而未获者九种），至今仍懩前所见之最完整“闵凌刻本”书目。陶湘先生在编成《闵板书目》不久，就因生活拮据，陆续将藏书散出。据雷梦水的《书林琐记· 涉园藏书聚散考略》一文中记载：“1933年，北京文有堂书店以四万元购妥其所藏毛氏汲古阁藏书约一百二十种及闵齐汲、凌蒙初刊本一百二十八种和殿本开化纸书一百余种。……此后陶氏以售价太廉则不售，文有堂与其兴讼。经董授经先生调解，结果只将殿版开化纸书一百数十种以原价四万元归文有堂，其中包括平定各省的方略二十种。……陶氏余下之汲古阁刻书及闵、凌二氏刻书售归满族荣厚。”荣厚，字淑章，满族正白旗人。工书画，喜藏书。民国期间曾任吉林财政厅长，伪满时任“满洲中央银行”总裁。荣厚与陶湘是故友，三十年代确实购入陶湘的一批闵凌刻套版书，但并非128种（部），而是70多部。荣厚十分珍视这批闵凌刻书，特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萃闵堂”。这批书在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劫为己有，从长春运往沈阳，收藏在银行中。一直到他行将离沈时，为沈阳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金毓黻等先生发现，经交涉，转交给沈阳图书馆（后改称沈阳博物院筹委会图书馆）收藏。1948年3月，这批书被运往北平。1949年3月，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去北平接收了这批书，并交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收藏至今。雷梦水在《书林琐记》中又写道：“其后，此批书（包括128部闵凌刻）经魏丽生以万元转售于溥仪”又曰：“日本投降后，伪满瓦解，溥仪被逮，这批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竟告失踪，疑毁于火，令人痛惜。”据秦翰才在《满宫残照记》中所言：在长春朋友处曾亲见溥仪收藏书的目录，其中著录有闵版书117种。可见，雷梦水所言经魏丽生转售溥仪之说，确有其事。1948年，东北图书馆曾接收长春伪宫藏书二万多册，包括善本书，由于当时无目录存档，无法了解原委。然而，东北图书馆收藏的闵凌刻套版书有260部，除接收荣厚藏70多部闵凌刻套版书外，还藏有170多部闵凌刻套版书。其来源，除零散购入外（古籍接收、捐赠档案中没有任何记载），应该包括陶湘经魏丽生转售溥仪的128部闵凌刻套版书。因此，可以肯定，陶湘分两批出售的闵凌刻套版书，均已入藏东北图书馆。到目前惧梗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有闵凌刻套版书119种（260部），陶湘原藏的19种三色至五色套印本全部收齐。辽宁省图书馆入藏的闵凌刻书占陶湘原藏闵版书品种的95%，所缺11种，除一种《春秋胡安国传》外，均为词曲类。可见，陶湘分批售出闵版书时，有意留下了词曲类套版书，单独出售。

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套印本的收藏情况看，戏曲部分闵凌刻套版书绝大部分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于1959年在北京曾购得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从其装帧形式看，也是陶湘原藏，可见陶湘的戏曲类套印本书当时应是在北京售出的。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有闵凌刻套版书119种（260部），陶湘原藏的19种三色至五色套印本全部收齐。辽宁省图书馆入藏的闵凌刻书占陶湘原藏闵版书品种的95%，所缺11种，除一种《春秋胡安国传》外，均为词曲类。可见，陶湘分批售出闵版书时，有意留下了词曲类套版书，单独出售。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套印本的收藏情况看，戏曲部分闵凌刻套版书绝大部分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于1959年在北京曾购得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从其装帧形式看，也是陶湘原藏，可见陶湘的戏曲类套印本书当时应是在北京售出的。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有闵凌刻套版书119种（260部），陶湘原藏的19种三色至五色套印本全部收齐。辽宁省图书馆入藏的闵凌刻书占陶湘原藏闵版书品种的95%，所缺11种，除一种《春秋胡安国传》外，均为词曲类。可见，陶湘分批售出闵版书时，有意留下了词曲类套版书，单独出售。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套印本的收藏情况看，戏曲部分闵凌刻套版书绝大部分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于1959年在北京曾购得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从其装帧形式看，也是陶湘原藏，可见陶湘的戏曲类套印本书当时应是在北京售出的。三、陶湘编《闵板书目》之考证 陶湘编《闵板书目》，其藏书主要分二部分：1、书上明确标着为闵、凌两家刻印者；如：校、刊、序、跋、裁注、集评、小引、参、批点、纂、凡例等，占全书的70%；2、未标明闵、凌两家刻印，但因版式具有闵凌刻特点而收入《闵板书目》者。其中五色套印1种，四色套印4种，三色套印13种，其它均为朱墨套印本。总计收书一百十七部一百四十五种（实为一百三十八种）。然笔者将该书目与馆藏闵凌刻套版书进行核对（不包括其他馆收藏），发现《闵板书目》纪录与实际考证稍有出入，个别套印色数与实际不符。现将考证结果列出一二：（1）部分套版书前后刊刻的闵凌氏序跋有遗漏，此次考证均加以补充；

（2）个别套印色数著录有误。原著录朱墨套印的《文选尤》和《会真记》两部书均为三色套印本；原著录四色套印中的两部书：《国语》九卷和《战国策》十一卷原目一卷，这两部书实际考证，均是墨、朱、蓝三色套印。这两部书栏上批语中确实有三色套印，但其中有一色是墨色套印，与正文墨色相同，虽然在正文的基础上又套印三次，但是色数应该是三色。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原著录的两色套印本《文选论注》三十卷，此本栏上天头没有批语，虽然部头比较大，但实际是墨色印刷，只是在原墨色逗点处用手工钤印朱色圈句读，故被当成朱墨套印，记录在闵版书目录中。笔者发现，在此本卷一第二十一叶正反两面、卷二第十三叶、十五叶、四十三叶等多处均发现，钤印的朱色圈句读在AB叶面有透印痕迹，这种现象在套版印刷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如此大部头的书，全部用手工来操作朱色钤印句读，何人所，暂且无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本的钤印操作，在陶湘收购时已经完成，因懱障嬖鴮收购的套印本书全部重新装帧金镶玉装，从此本衬纸上并未发现上述几处钤印透印痕迹。因此，陶湘在收购此本时应是按朱墨套印本购入的；（3）经过实际考查得知，《闵板书目》中著录的五色套印本仍是1种，四色套印本应为2种，单色墨印本1种，墨印钤印朱色圈句读本1种，三色套印本应为16种，其它均为朱墨套印本。除上述列举的例子以外，笔者还将《闵板书目》缺漏的项目补齐，将考查出的失误，加以改正，并附加有关项目。应该说此次对《闵板书目》与馆藏闵凌刻套版书对照考查，是对《闵板书目》的一次补遗，它将更清晰的展示闵凌刻套版书的详细版式，有利于对闵凌刻套版书的研究。（考证表详见附录）四、陶湘藏闵凌刻套版书之价值 近代以来，由于藏书相继易主，陶氏所藏“闵凌刻本”，现已成戆|宁省图书馆之特藏。我们认懱障媸占的闵凌刻套版书的主要价值有三点：（一）迄今最完整的“闵凌刻本”集成：古书随刻随印，流传有限，套版套印，工艺复杂。闵凌刻本在明末已受人重视，得之不易，数百年后，完整搜罗，其难更甚。陶湘曾云：“自今日上溯至明万历之末，如闵版书，相距亦三百年，而其值比之当时购宋元版书，高至数十倍，且不能得其全。若传奇数种，比之今日求宋元版书，其难已几几相埒，亦传本日罕而日珍也。乌能以其非宋元版又非嘉靖前刻，而遂不重视之耶！”今距陶湘之时又越六十余年，传世的闵凌刻套印本书，仍以陶氏旧藏懘笞。（二）迄今首部明代书坊刻书集成：书坊刻书恹髑镀代图书出版之主流，闵、凌二氏，均恹髂湖州地区著名出版家，两家刻书内容与形式，当时“湖刻”之代表。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傅增湘和陶湘都认“闵凌刻本”具有以下特点：1、收书广泛。所刻印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凡世间学人通用之书，尽采之；2、广选名家之说。所选底本皆名家之作，如钟惺、李贽、王守仁、王世贞、茅坤、归有光、汤显祖、凌迪知等；3、工于校订。所刻或附释音，或附笺解，有注必订，有误必校，凡例详明，原文亦无割裂；4、套印精美。“闵凌刻本”四周围框，中无栏，眉端刻录批语，行间标注圈点，词义显明，段落清楚宋体方正，行距疏朗，纸张洁白，色彩斑斓，赏心悦目。可恹鞔鷷坊刻本之综合研究提供样本。（三）中国印刷史重要史料集成：套版刻印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均惧国古代人民之发明，领先西方印刷术发展数百年。套版刻印源于宋元时代之单版分色印刷，经历漫长岁月，至明代“闵凌刻本”问世，套版印刷技术发展成熟，并与同时之饾版、拱花等印刷方法相映生辉。明陈继儒云：“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 帷惧国印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之印刷品实物，陶氏藏闵凌刻本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足称中国印刷史之重要史料集成。摘自《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社区

湖州织里晟舍闵凌套版印刷

闵齐伋绘刻《西厢记》插图，【乘夜逾墙】描绘张生跳墙与莺莺相会故事。

历史上“贾而好儒”的湖州富户望族中出了诸多的藏书家，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有沈思、叶梦得、陈振孙、倪思等13人；元代有杜道坚、赵孟頫等5人；明代有吴琉、茅坤、臧懋循、唐尧巨等12人；清代更有许宗彦、杨凤苞、吴云、陆心源等55人之多。他们不仅在江南藏书、刻书，而且广搜博藏，刊刻珍本、善本，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藏书、刻书事业的繁荣。湖州的雕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北宋末《思溪圆觉藏》的印制就充分说明了湖州刻书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南宋、元、明雕版印刷也是长盛不衰，尤其是明嘉靖以后，由于书船业的推动，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具有很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作为湖州刻、贩书业的中心—晟舍、织里一带，本来“向以读书为恒产”，即使穷困的寒士，也“每以馆谷终其身，故夜半书声不绝”。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藏书家谢肇淛也赞道说:“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谢氏的这句评价很高，认为当时吴兴刻的书能够达到宋版书的水平。“剞劂之精” “湖刻骤精”主要就是指明万历至天启间（1573-1627）吴兴晟舍的闵、凌两家的套印本。

刻印书流程模型图

套版印刷是我国古代继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后的又一重大发明，套色印本是中国古籍版本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用两块或两块以上的版片，使用不同的颜色，套印在同一书叶上，印出两色或两色以上的图书或图画。雕版印刷术发展到套版印刷，不知始于何时，但有实物可据者为元后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老和尚注解的《金刚经》，经文印红色，注文墨色，还有朱色圈点。但一直没有形成气候，批量出版。在上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断言:“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又说:“朱墨套印，明启祯间有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书最多者也。”他这样说是有所本的，因为明代人就认为套色印本是吴兴闵氏那位名齐伋字遇五的人创制的。明万历间闵于忱刻《文选后集》，其跋云:“予闵遇五甫玄思可识，倡厥朱评，首颜《左传》。”凌启康刻朱墨蓝三色套印本《苏长公合作》，凡例亦云:“朱评之镌，创之闵遇五。”甚至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在为闵振业所刻朱墨套印本《史记钞》所作序中写道:“自冯道以来，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字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据周越然《书谈•套印书》记载，晟舍凌、闵“两家当日，席丰履厚，其贤者伏居乡里，不问世事。诵诗读书之余，专以刻书相竞。”闵、凌两家为晟舍世家大族，世代簪缨，代有文名，是印刷史上公认的最有名的套版印刷两家堪称套版印刷的巨擎，在明亡前的20多年中，两家刻印了大量套色书籍，使套版印刷技术很快得到了提高，从最初印朱墨两色，发展到了三色、四色乃至五色印刷。

刻书工具一套

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技术所印之书，因为士人普遍认为闵齐伋是首创者，闵氏刻本尤为精美，因此被称为“闵本”或“闵版”。傅增湘先生《闵版书目序》中云：“明季吴兴闵齐伋创朱墨及五色套版，凌濛初汇集诸名家诗文评批点而印行之。宋体方正，朱墨套印，或兼用黛、紫、黄各色，白纸精印，行疏幅广，光彩灿烂。书面签题，率用细绢，朱书标名，颇为悦目。其书则群经诸子、史钞文钞、总集文集，下逮词曲，旁及兵占杂艺，凡士流所习用者大率成具。其格式则栏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识，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皆采撷宋元诸名家之说而草之一编。欲使学者得此，可以识途径、便诵习，所以为初学者计，用心周至，非徒为美观而已。数百年流布人间，称为‘闵版’。”郑振铎就曾说过：“自万历中叶，迄崇祯之末，五十年间，此种套印的刊书风气，绵延不绝。楮墨精良，彩色烂然，既为读本，亦足怡娱。而濛初所刻更往往附以插图，精绝一世，为中国雕版术史上黄金时代的最高作品之一。”闵、凌刻套印本究竟有多少？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陶湘《明吴兴闵版书目》统计，明亡前的20多年中，晟舍舍闵、凌二家套印本有117部145种。台湾李清志在《古书版本鉴定研究》中则认为有不下300种。在将近四百年的历史流传过程中，必会有部分受损失传，留存至今仍有不少，多达 84种（未包括疑似闵、凌刻本），约占了存世的半数，足见两家在套色印本出版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闵齐伋绘刻《西厢记》插图，【乘夜逾墙】描绘张生跳墙与莺莺相会故事。

明代冯梦祯说:“晟舍……凌、闵二姓所居。世为姻戚，而不免仇妒。”这里所说的“仇妒”，应该就是指在出版业上的竞争。先是凌氏因为出版评林系列大获成功，闵家几经试验，最终推出了一种套版印刷的新方法，这种方式虽然在前代已经有之，但并未成为一种广泛的印刷方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闵氏印出了第一部自己家的套印本——《春秋左传》。这种本子虽然只是朱墨两色刷印，却是后代人所追捧的明代闵凌刻套印本的第一部。但据最新的发现，其实早在明万历三年（1575）凌氏盟鸥馆已刻朱墨套印本《李于鳞唐诗广选》七卷。按照闵齐伋的说法，单色刻本印刷出来的评点语言难以区分。他在《春秋左传》的凡例中有这样一段话:“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在两家的竞争之下，吴兴地区所刻的套印之书风行天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套印的颜色越来越多，闵家就把自己的套印术多用三色来印刷。接着，凌家又印出了四色套印本的《世说新语》、五色套印本的《文心雕龙》，今天这些套印本，都成了印刷史上难得的珍品。闵凌氏所刻之书所用纸墨俱善，大都用上等的洁白的绵纸和宣纸印成，刻印所用之墨也是上等好墨，印成的书籍字迹清晰，黑而有光，而且一开卷便有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所刻套印本把正文和评点分开，不须注明，读者一览而知。如凌派初刊刻的《世说新语注》三卷，正文为墨色，句读为红色，刘辰翁所批用蓝色，王世懋所批用朱色，刘应登所批用黄色，层次井然，极便于识别。套印本的评语、批注多在书眉或行间。为了便于在行格间套印文字，凌氏套印本一般没有行线，印成后行疏幅宽，正文评点眉目清楚，加之纸白笺细，色彩斑斓，展卷阅读，引人入胜。

明闵齐伋三色套印刻本《国语》

套版刻印的精美还体现在所刻的小说、戏曲和佛经附有精致的插图。德国科隆博物馆的彩色套印本《西厢记》版画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由闵齐伋刊印而成。闵齐伋号寓五，因此又称为“寓五本”，共有21幅图。“寓五本”超越了《西厢记》写实的文本内容，将曲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艺术表现手法相结合，亦真亦幻。很多画面背景铺陈在扇面和卷轴上，故事情节镌刻在屏风和青铜器上，人物设置成木偶的形象，更有许多意境通过水面和镜中的倒影来体现。这种超现实的艺术表现力，不仅远在明代同类作品之上，即便以当代的眼光来衡量，也不乏高超的创意水准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就技法而言，此书用红、绿、黄、青、蓝、黑六色套印而成，也代表了古代套版印刷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木刻版画史上重要的作品之一。凌濛初刻的《西厢记》也有插图20幅，且由著名画家王文衡绘，著名徽派版刻画家新安黄一彬刻，点笔工致，刀法精妙入微，是凌刻绘图本之冠。这些插图大都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很能吸引读者。

明代晟舍凌氏朱墨双色套印本《诗选》

套色印刷迎合了明代流行的评点经史诗文著作风气，用套印法来刻批点本，不仅醒目，便于读者阅读，而且美观，有收藏价值。正如凌云在其所刻的《文心雕龙》，他在《凡例》中是这样说明的:“杨用修批点，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别，则阅之易涸，宁能味其旨趣?今复存五色，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又说:“五色，今红绿青依旧，独黄者太多，易以紫。白者乏采，易以古黄。改之，特便观览耳。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小说、戏曲中所附的精致插图，极大地增加了书本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也是提高读者阅读兴趣的有效方式。另外，善本和名人批点本的选用，请名人题词作序，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购书和藏书者的兴趣。据明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陈继儒说:“吴兴朱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垂涎购之。”可见套色印本在当时的热销程度。

明代晟舍书船模型

晟舍的闵、凌二家先后涌现了大批刻书商人，这使他们的套版刻书业至明万历后趋于繁荣，尤以雕版套色印书闻名。在湖州从事雕版印书不止闵、凌两家，清康熙时郑元庆的《湖录》中有记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 “昨夜河面新水涨，书船都是霅溪来”，书船贩书业随着他们雕版印书业的发展应运兴起，其发源地，是晟舍之北得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地理上北通太湖、南下运河，河港四通八达，而且“织里业造船”，船便成了贩书的载体，所谓书船也就应运而生。织里书船是古代水上流动书店，专门送书上门，织里书船业至清代仍长盛不衰。俞樾居苏州时曾作诗：“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他们船中载书，浮家泛宅，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出入于士大夫之门。所到之处，常得主人礼遇，客之末座，号称书客、书友。他们袖笼书籍，按顾客需求和书的质量讨价还价，售书图利。路工《访书见闻录》中说:“湖州一带贩书商人，一船一船满载古籍送到七里桥毛晋的家门口。” 据清•戴璐《吴兴诗话》及别的笔记小说提到，明嘉靖、万历后，随着书船业的兴旺，除书船能直接抵达的城镇外，远至金陵、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他们结成销售网络，参与当地书籍出版、销售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湖州地区编纂刻书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