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字聚多体，科普旺销（上）韦力撰
建立于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在中国印刷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这家出版机构使用了那个时代西洋人制作的几套活字，而后经过整合形成了独特的印刷用字体，这种字体被称之为“拼合字”，也叫做“叠积字”。
对于这种字体的来由，可以追溯到马礼逊时代，苏精先生所撰《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一书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而后详细梳理了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字体的印刷所作出的各种探讨。对于苏精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邹振环以《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为代序，以此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铸以代刻》与作者之前所撰写的所有著作类似，均据第一手数据——传教士的手稿档案完成，所不同的是，他将视野范围从之前伦教会和美部会的档案扩大到长老会的手稿档案，从中抄录了45万字的书信内容，透过对大量资料爬梳，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印刷机构的历史、印工的故事，探讨了传教士的印刷与铸字工作。”
1807年9月英国伦敦会派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那个时候清政府禁止传教，故此时期的传教士大多以隐蔽的身份秘密传教。他们发现中国人中有不少的人都喜欢读书，故而想通过印书来传播教义。但印书首先要解决制版问题，而木刻版因为占地方较大，很容易被相关部门查获没收，于是他们想办法以活字方式来印制相关书籍。最初马士曼在印度雪兰坡雕造木活字，但所印之书质量不高，后来伦敦的一位铸字匠费金斯在1826年4月初铸造了一些金属活字，而后以此字印成了《主祷文》，此为英国第一次铸造的中文活字。
《理论通达》 道光三十年澳门叠积字印刷，封面
后来马礼逊决定自己从事印刷，他在返回英国期间以石印的方式印刷了他所写的《中国杂记》。1826年他把这台石印机带到了澳门，在此试印了一些传教品。到了1831年，他让自己的儿子马儒翰来操作石印机，开始大量印制传单，而马儒翰将石印技术传授给中国人梁发和屈昂。关于梁发的情况，梁春芳、朱晓军、胡学彦、陈后扬合著的《浙江近代图书出版史研究》中称：“梁发是广东高明人，又名梁亚发、阿发，号学善者。原是广州雕版刻字的学徒，曾为马礼逊的《使徒行传》刻印其中译本和部分《中国语文字典》。到马六甲后，他参与编辑和刻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学会了西方的印刷技术。第二年受洗成为耶稣会的教徒，又于道光七年（1827）受牧师职，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回到故乡，刊印自著《救世录撮要略解》的小册子，到处散发。清政府发现后，给以处罚，销毁其书版。道光元年（1821）他又著《真道问答浅解》，道光十二年（1832）又在广州刊印自著《劝世良言》及祈祷文、赞美诗等小册子，并于次年试用手刻的铅活字排印出版祈祷文，对出版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正是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当代学者在研究基督教中国传教史时大多会提到此人，而难得的是，他的墓碑已被找到，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内，几年前我到该馆开研讨会时，曾看到梁发的墓碑摆放在一楼展厅入口的位置。
马礼逊还是钟情于活字印刷，故他在1831年向伦敦订购了一台活字印刷机，一年之后，此台机器运到了马礼逊在澳门的住宅，而后他在此以此机器印制《传教者与中国杂报》等不定期英文报纸，而这些报纸主要以英文形式发表，但其中会夹杂一些手工刻制的中文活字。但此报出了四期之后，却被澳门当局以不得私设印刷所为由禁止发行。
在这个阶段，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还时常以西方的方式来铸造中文活字。苏精在《铸以代刻》中评价说：“于是1833年九十月之际，由马儒翰在广州依照西方从字范、字模到活字三道工序尝试铸造中文活字，马礼逊对铸成的活字相当满意而决定继续进行，这是在中国最早的铸字之举。”
《理论通达》 道光三十年澳门叠积字印刷，卷首第一页
但这件事只进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到了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病逝了，这种铸字事业由此而结束。后来其他的传教士也曾在马六甲试铸过中文活字，但大多都不成熟。这个期间，传教士柯理在澳门创建了华英校书房。这个印刷机构运行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大约出了五种书，此书房在英国定购了一套汉文活字，但这些字体不成熟，然而这种活字却是一种拼合字。
为什么要制作拼合字？曹汝平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所用“拼合字”设计论说——以<汉语活字范例>为样本》中首先解释了汉字的独特性：“汉字的突出特征是方块造型。从字形的角度看，每一个汉字方块内部又可分为独立结构、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和包围结构。一般情况下，第一种结构即独立结构的汉字被称之为‘独体字’，后三种结构的汉字被称之为‘合体字’。”而对于这种字的演变过程，该文中又称：“1815年到1823年，在马礼逊的统筹与组织下，托马斯以中英文铅活字混排的方式最终印刷出六卷本的《华英字典》，这套语言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业的诞生。虽然托马斯的中文金属活字在字典印刷中得到了很好地应用，而且仿宋造型相对优美，但由于每个字都是徒手雕刻而成，费时费力，成本较高，再加上所用金属材料中锡金属的比例很高（目的是降低金属硬度，便于下刀刻画），导致最终的成品易于受损，特别是一些笔划纤细的活字更是如此，因而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不过这毕竟为澳门中文金属活字的研制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这个时期，有多位国外的印刷工匠在探讨以最少的字母来组合成更多汉字的问题，而他们的探讨方式以及谁是最早的拼合字发明人，曹汝平在文中写道：“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拼合字是由赖格兰德研发出来的。1834年，赖格兰德开始在巴黎皇家印刷所制作中文铅活字，在汉学家卜铁（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的启发下，他根据应用情况对汉字进行分类，以‘组’（ Groupes）为概念分解汉字，由此形成拼合字的两个要素——部首（radical）与字根（primitive），这里的字根，有一部分就是中文里的独体字。在赖格兰德的拼合字系统中有214个部首，这与《康熙字典》的部首数量一致。”
而那时的中文活字试验并不很成功，其主要原因乃是当时制出的拼合字看上去很不美观，而中国人把字体视之为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拼合字大小不一，故印出之书看上去很不美观。但这些传教士对此并未气馁，他们边定制新的字模，边进行字体改造，而这种拼合字的成熟则是在宁波时期方得以完成。苏精在其专著中称：“第二项特色则是使用巴黎拼合活字，但这却是个利弊互见的特色，虽然拼合方式大幅度减少了活字的数量与成本，让生英校书房（或者说长老会）在铸造活字印刷中文方面后发先至，超越了其他传教会，但许多拼合而成的字形却显得不自然与呆板，即使娄理华很快便发觉这项困扰的问题，却也只能进行很有限度的改善，直到迁往宁波以后，陆续重新订制字形过差的巴黎活字，并添购与新铸其他活字，才大为解决了这项困扰。”
门牌号
原建在澳门的华英校书房为什么运作一年半后要迁往宁波，这件事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1842年8月，清政府跟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两个月后又签署了《虎门条约》，此条约写明中国要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而这些地方允许公开传教。1844年，娄理华写信给娄睿，他谈到了要在香港、厦门和宁波建立布道站，并且将宁波做为长老会在华的主要主站。为什么要把宁波做为主站？苏精在专著中称：“至于选择宁波作为主要据点的四个理由是：人口众多、居民善良、社会安定、周围环境有益健康，娄理华认为宁波显得比其他地方是更为宽广而有效的传教区域。”
王淼编著的《浙江科学技术史·晚清卷》中则认为印刷所的搬迁也出于减少经费的原因：“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e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华’指中国，‘花’是指花旗国，即美国。其前身，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会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44年2月23日，美国传教士理查德·柯尔（Richard Cole）将其迁至中国澳门，更名为‘华花圣经书房’。次年，柯尔又建议将书房迁至宁波，原因是‘长老会传教士剧增，为使书馆能继续工作，需要增添一些设备，而在宁波的费用可比澳门减少’。1 845年7月1 9日，建议被接受，柯尔夫妇带着印刷机器从澳门到达宁波，并在一个多月的准备和安装之后，于9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书房所在地为宁波江北岸卢氏宗祠。华花圣经书房的印刷机器主要购自美国，购置费用由长老会拨款。”
人去楼空
既然有了这样的选择，那么将华英校书房迁往宁波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建立印刷厂首先要有场地，苏精在其专著中称：“1845年7月5日，柯理夫妇带着两名工匠及机具、活字从香港乘船出发，中途遇上合风，同月15日才抵达舟山，三天后改搭中国帆船于19日抵达宁波。布道站弟兄先已租下同在江北岸的一大间外国商行，供柯理一家居住兼做印刷所之用，每年租金300元。”
印刷部门从澳门迁到了宁波，其名称也有所改变，苏精在专著中写道：“1845年9月11日，宁波布道站在柯理住处举行年度会议，决议事项之一是将印刷所名称从‘华英校书房’改为‘华花圣经书房’（Chineseand American Sacred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至于华花圣经书房开工的日期，根据克陛存于1845年8月30日写给娄睿的信中表示，柯理仍在忙于建立印刷所，本地雇用的工匠对这项工作很陌生，有些零件也在迁移过程受损或遗失了，希望印刷所可在一两个星期内完成安置后开工，因此应当是在1845年9月10日前后开张的。”
但是，对于改名后的印刷厂名称，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田力在《华花圣经书房考》一文中首先叙述了对于该印刷所的两种不同称呼方式，比如《中国出版史》《中国图书发行史》《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等书都将改名后的印刷所称为“花华圣经书房”，但也有的文献中将前两个字倒了过来称为“华花圣经书房”。究竟哪种为正确，田力查阅了宁波差会档案1845年的会议纪要，此纪要中记录了该年年会第15条决议对迁到宁波的印刷厂的名称，明确地写明为“花华圣经书房”。
虽然如此，但田力还是认为“华花”为正确：
印刷所在澳门时期叫“华英校书房”，迁到宁波后，更换了新名称。其英文名是Chinese在前，American在后。而中文名，如果从左往右读自然是“花华”，但是按照当时的习惯，汉文的读写顺序均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所以应该是“华花”。McIntosh或许是受英文阅读方式影响，将汉字从左往右读，再加之“华”“花”两字的发音本来就很近似，所以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中文名称“花华圣经书房”。此外，在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1859年10月1日通过的《美国长老会宁波差会章程》中赫然写着：“该印刷机构的名称为‘华花圣经书房’。”因此，本文认为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所创办的印刷机构的中文名称是“华花圣经书房”。
关于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期间所作出的业绩，谢振声在《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地球说略>》中简述道：“1845年9月1日，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江北岸卢氏宗祠投入使用，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经营的首批印刷企业之一（1860年迁沪后称美华书馆）。书房在甬开办14年余，共印刷51755428页，出书1330686册，使宁波成为外国教会印刷出版中文书刊的一个中心。其印刷数量仅次于上海，远高于广州、福州、厦门。在宁波出版的书籍有103种，其中属于基督教方面的有85种，属于天文、地理、物理、历史、旅游等方面的有18种。”
想象着沧海桑田
谢振声的这段简述提到了华花圣经书房在宁波的开办地点，此地点及开办时间与苏精上文中的所言略有差异，因为从澳门迁来的印刷所原本开办于江北岸的一个外国商行内，只是后来搬到了卢家祠堂。苏精在专著中写道：“华花圣经书房在商行中不到一年时光，其他传教士住处邻近的卢家祠堂有意出租，空间比商行更宽敞，租金也没有比现在更多，于是经1846年2月的布道站月会通过，租用卢家祠堂作为印刷所与柯理的住家，而柯理妻子开办的女生寄宿学校也暂时设在其中，一年多后才另迁他处。1846年4月9日，华花圣经书房乔迁到卢家祠堂，费了一星期时间才安顿下来，并加盖了柯理住家的二楼。本是一个中国人家族怀先追远之地的卢家祠堂，从此变成视祭拜祖先为迷信的基督教华花圣经书房所用，直到1860年底迁往上海为止。”
此后的华花圣经书房一直在卢家祠堂内开办了十四年之久，为什么能够在同一地使用这么长时间？这跟该祠堂当时的情况，以及与传教士签订的租约有直接关系。苏精在文中写道：“华花圣经书房搬入卢家祠堂不到一年，轮值撰写布道站每月通讯的传教士露密士在1847年初报道，卢家主动接洽将祠堂典让给布道站，为期三十年，索价3000元，露密士说明典让几乎等于出售，而该祠堂是一个大家族祭拜祖先之所，若非家族中落已甚，不可能会出此下策。结果双方为此洽谈了两年之久，终于在1849年1月中达成协议，典期四十年，直到1888年为止，价钱3304串钱，折合约2230元，期满后卢家若要赎回，需偿付同等价钱以及华花圣经书房增建或修理的费用，到1853年时这些增修费用已累计到接近典价的2000多元。”
关于华花圣经书房印书所用字体，曹汝平在《抉择与启蒙：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及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一文中称：“早在澳门时期，柯理等人就已经在使用中文金属活字了，迁至宁波后，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拼合字’与‘香港字’。法国人赖格兰德（Marcellin Legrand）研发的‘拼合字’（又称叠积字）之所以得到青睐，是因为该字体解决了中文字模制作成本的问题，且其大小合适，只相当于大号‘圣经体’（greatprimer，约36磅）的二分之一。”
但这种字体因为不美观，故赖格兰德对此进行了新的设计，而曹汝平在此文中又称：“比赖格兰德早些开始研究中文金属活字的戴尔（Samuel Dyer），先是采用铸版造字的方法，在经历无数次探索与试验之后，他还是回归到欧洲传统的造字方法，即以字范为基础，经冲压字模而得到最终的活字。戴尔曾在槟榔屿（Penang）、马六甲和新加坡研究制作中文金属活字，他去世后由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在香港最终完成3891幅大小字模，‘香港字’由此得名。”
戴尔研制拼合字的主体思路是怎样的呢？罗佳洋在《从“拼合”到“格致”：有关西人汉字认知的设计史叙述 ——以“拼音”“拼合字”为例》中写道：“大多数的汉字都由不同的两部分组成，‘部首’和‘字根’，这两部分可以分开铸造，而不会对字体造成大的伤害。整副铅字的140个中有300个拥有相同的部首，有时候部首会占据方块的一半（无疑所有的汉字都处在一个同等的空间里，即一个方块），有时候占到三分之一，因此两个字冲就可满足于300个字的部首，那么就省下298个半体字冲（half-punch），即149个整字冲。再如，240个字（14000个总数中）拥有相同的部首，同上，两个字冲就可满足这240字的部首，那么就省下238个半体字冲，即119个整字冲。接着，在238个字根字冲中，有70个可以共用在前面300个那组里，那么就又多省下70个半体字冲，即35个整字冲。”
另一个楼房
虽然有这样的深入探讨，但做出的拼合字仍然有不尽人意之处，故这几套字母运到宁波后又由姜别利进行了改造。曹汝平在《抉择与启蒙》一文中写道：“1858年，姜别利（William Gamble）来华主持宁波华花圣经书房，随身携带铅字、字模和铸字机，继续铸造并改进书房所用金属活字。但因感到原有中文活字铸造法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所以次年他就开始采用电镀法试制中文金属活字。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和两名中国助手以《康熙字典》收录的40919个汉字为基础，先后统计了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和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圣经》和其他27本8开大小的著作，对总计130000个字进行研究，到1861年底，他宣布取得初步成功，其后就开发出有系列字号的‘宋体字’（又称美华字、上海字）。相对于以前的造字方法，电镀字（模）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进步，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和时间，而且还能够制作出具有良好清晰度的小号金属活字。”
经过改造后的字体看上去更为美观，对于这种新字体的名称，曹汝平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所用“拼合字”设计论说——以<汉语活字范例>为样本》一文中将其命名为“宁波活字”：“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前期，柯理、娄理华对所用戴尔与赖格兰德的活字继续进行修正或改良，文字的造型结构趋于饱满，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书房的常用印刷活字。《范例》最后一部分就是经修改而刻造的新的字体样本——笔者将其称之为‘宁波活字’。”然而苏精在其专著中将姜别利在宁波所铸活字称之为“柏林活字”：“姜别利到宁波后，在繁忙的华花圣经书房事务中，抽空以一年时间铸出全副柏林活字，到1859年7月底完成。姜别利不只铸字而已，同一年还编印了柏林活字的样本（Specimen of the Chinese Type）一书，包含全字2711个、三分之二大小的拼合字1290个、一半大小的拼合字20个、三分之一大小的拼合字109个、数字和句读符号17个，加上部首214个，合计一副柏林活字是4361个字。”
宁波露营装备制造生意图鉴：深耕30年、占过半市场、拓客新挑战
当露营和野餐攻占朋友圈，大家不是在野餐，就是在去露营的路上。7月2日，浙江杭州周边一处户外露营地里，95后韩悦（化名）和朋友正坐在帐篷前，对着手机镜头不停摆拍。身边的蛋卷桌上铺着波西米亚风餐垫，几个装满咖啡的玻璃杯整齐地摆放成排。远处的烧烤架上，肉串在炭火的烘烤下滋滋作响。
露营产业的持续升温，催生露营物资需求的爆发，大批制造商和户外品牌迎来新机遇。
一时间，帐篷、天幕、驱蚊灯、露营桌椅等露营商品涌现在电商平台、户外专卖店。而这些装备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浙江宁波。
“要买露营装备，必须来宁波啊！什么款式、价位、功能的应有尽有。”6月14日，当出租车在宁波市区飞驰穿行时，司机自豪地介绍说，“这里是国内最核心的户外装备制造地，天猫里1000多家商户有一大半都来自这里。”
“现在宁波早已成为国产露营品牌的生产销售主力，包括挪客、牧高笛等多个国内顶级户外品牌产地都在宁波。”宁波市休闲用品协会秘书长徐云龙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露营装备产业在宁波已有30年发展史，是国内最大的露营装备制造产地之一。
这个露营装备产业重地，如今正铆劲儿和江苏、广东等区域争夺中国露营装备市场的版图。
30 年 耕耘
宁波 露营 装备 产业 起源于 一把遮阳伞
浙江贝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园区里，一箱箱帐篷整齐地堆放在仓库里，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传送、装载上卡车。几分钟后，这些帐篷将发往全国各地。
从事了26年户外帐篷制造工作的周黎，每次路过时，总会停下来看上几分钟。这是她自1996年进入公司后的习惯，“以前工厂所代工的都是海外品牌，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开始崛起，无论品质还是设计都不输国外大牌，内心总会生出成就感。”
自2020年以来，户外露营热潮在全国范围爆发。据易观分析发布的《2022年中国露营市场专题洞察》显示，预测2022年露营市场规模将达到528亿元，2030年将会有2.1亿人参与到泛露营活动中。
市场热度随着玩家源源不断涌入而攀升。让人意外的是，在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寻找露营装备时，发现其中绝大部分品牌和店铺均来自浙江宁波。
6月13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在宁波当地一家户外露营用品专卖店看到，店内正中间整齐地摆放着数款帐篷、天幕。而四周的货架上也摆满了露营灯、睡袋、炉具等物品。这些露营装备造型、风格、用途各不相同，价格也从数十元到数千元不等。
“之前只知道宁波产帐篷，但没想到市场规模会这么大，商品种类如此齐全。”正在店里选购的95后可可（化名）告诉记者，在得知自己心仪的品牌来自宁波后，特意利用周末从杭州驱车前来购买，“不想等快递发货的时间，就想第一时间入手。”
据观研天下报告显示，我国约有3.4万家帐篷企业，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苏与广东等地区。作为露营装备产业重地的宁波，已经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了30年时间。
宁波和露营产业的渊源，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宁波涉足露营装备产业的起点，来自于一把遮阳伞。”宁波市休闲用品协会秘书长徐云龙回忆称，当年，中国台湾商人马准安在台州临海建立代工厂，以生产大型户外遮阳伞出口欧美市场。庞大的订单带动了当地和周边遮阳伞产业，并衍生出以露营帐篷为代表的一系列户外用品。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港口优势带来的外贸兴盛以及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让宁波当地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一领域，一大批户外用品企业在当地迅速崛起。
但早前国内露营市场尚属小众，不足以将户外产品变成一门大生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市场始终不温不火。
“当时不少从业者坚信户外露营产业早晚会在国内市场爆发。”在2010年创立挪客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的季剑明告诉记者。
拐点终于在2020年到来。受疫情影响，大家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露营已然成为当下消费群体所青睐的休闲选择。宁波户外用品装备厂商们等待多年的机会，也来了。
从 代工 到 自主 研发
国内首家帐篷厂的ODM玩法
贝来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名女工坐在电子缝纫机前，正将手中的防雨布料仔细地对齐、缝织，另一名女工同样正忙着在布料四边打上拉链，她们的动作熟练而精准。
浙江贝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忙碌地赶制帐篷。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覃澈 摄
“一顶帐篷从原料到出厂，至少需要经过近百道程序。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瑕疵。”周黎告诉贝壳财经记者。
作为中国第一家户外帐篷企业，诞生于1992年的浙江贝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成为行业当之无愧的“老大哥”。
“工厂最初是由我的父亲和香港的亲戚共同创办的。对方在海外市场寻找订单，父亲则负责生产制造。”周黎印象深刻，彼时尽管露营产业在欧美已发展了百余年时间，但国内却几乎是空白。创建初期无论选料用材还是制造检验，都需要独自摸索。
由于缺乏知名度和独立进出口资质，贝来公司在很长时间内只能选择代工模式进行发展。所幸国内当时还没有竞对，每年能接到大量来自海外市场的订单。直到1996年，进出口资质到手后，公司才重新调整发展策略，从纯代工制造逐渐转型为制造贸易，并逐渐成为宁波乃至全国最知名的户外帐篷生产商。不但和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户外品牌建立起牢固的代工合作，也成为众多后来者学习的样本。2000年露营产业逐渐在国内兴起时，包括牧高笛、探路者等多个国产品牌，都纷纷来到贝来学习。
事实上，不甘愿只做代工生意的贝来公司也曾在2006年时成立过银狐、瞩目者和A+Toys等品牌，并砸下重金对品牌进行宣传推广。但彼时国内户外群体尚属小众，绝大多数玩家没有品牌意识，销量很不理想，不得已暂缓了原创品牌的打造。
2006年，周黎的父亲选择退居二线。临行前他叮嘱周黎：必须将贝来公司打造成百年老店。
仅靠纯代工模式难以实现父亲的愿望，多方考量后，周黎决定升级发展模式。她更希望以ODM（一般指原始设计制造商）的方式与品牌商形成战略合作，为对方提供专业化的建议，以及针对不同品牌商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研发生产。
让合作方为之信服的是，常年为国际一流品牌做代工的经历和资源，让周黎总能第一时间获知露营产业当前的市场走向，而这正是不少国内品牌商所欠缺的核心认知。
“国内大多数品牌相比欧美同行，无论在理念还是设计上有着10年的落后差距，和日韩品牌的差距也差不多在5年。要想迅速追平，必须提升专业度。”周黎说，“而我们恰好能弥补这个缺失，让企业知道现在能做什么，未来又该做什么。”
“未来我们希望能为品牌方提供商品的设计和研发，对方只需要做好市场就能获得成功。这才是真正的战略合作。”周黎说。
“装备控” 入坑
不 自建 工厂 专注 品牌和研发
2010年，资深户外爱好者季剑明决定打造属于自己的露营品牌。
入行原因很简单。当时国内户外玩家所用的装备都是国外品牌，但很多贴着外国LOGO的装备其实都是在中国生产。季剑明希望能打造出具有“中国制造”属性的户外好品牌。
和很多同行不同，自挪客户外有限公司成立时起，季剑明就没打算自建工厂。他将业务重心放在产品的研发设计上，而生产环节则委托业内最顶级的代工厂商进行制造。
“自己是设计专业出身，此前经常为国外的客户做设计，对于这一领域了解颇深。而对于生产环节并不懂，贸然涉足很容易出错。”季剑明如此解释挪客公司的模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装备控”，季剑明接触过各类露营装备。每每在露营时，也总会观察究竟哪些物品更适合玩家，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用户需求。
挪客公司展示区里，一顶顶精美的帐篷吸引着精致露营玩家的关注。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覃澈 摄
彼时国内露营产业尚属小众，玩家更看重装备的功能性。不少厂商在生产帐篷、天幕等户外用品时，往往忽略了产品外观。尽管这些以橙色、红色、蓝色等警示色为主的装备，在户外格外显眼，但过于单调的色彩也让不少年轻玩家为之诟病。
季剑明将这一需求看在眼里。在保证装备品质的基础上，他在外观设计上注入更符合年轻人的元素。“挪客的设计特别亮眼。一堆帐篷里第一眼就能分清哪顶是挪客的。”一位玩家告诉记者。
2015年，在国内站稳脚跟的挪客将视线转移至海外，并通过跨境电商开始在国际市场的摸索来。
中国户外品牌要想出海并不容易。一方面欧美、日本等露营产业成熟的地区，早已拥有众多顶级品牌，另一方面，此前中国品牌在海外往往被打上“低端”、“没有设计感”、“廉价”等标签，少有玩家关注。
“我们最主要的对手是国际大牌。”季剑明分析称，“虽然知名度没有对方高，但胜在品质不差，风格设计也有特点。更重要的是，相对国际大牌高昂的价格，挪客无疑更具性价比。”
为了了解用户市场，针对不同地区开发不同的产品。季剑明率领团队对多个国家的玩家喜好和气候环境做了调研，并针对性研发出不同的装备。
努力很快换回成功。2017年挪客旗下一条徒步睡袋在欧美迅速出圈，年销量高达50万条。在日韩市场的知名度也不断提升，甚至还吸引到日本顶级户外销售商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关注，对方主动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究其背后，除了挪客多年来在研发上不断投入资源，对产品进行创新升级外，对玩家群体喜好和流行趋势的把控，也是其迅速爆发的原因。
2019年开始，季剑明察觉到户外露营风向从专业玩家向大众市场转移。在和同事讨论后，他决定对挪客产品线进行扩大，全力研发精致露营为主的装备。为此挪客还投入1500万元，搭建一个占地1200平方米的产品创新实验室。
事实上，如今“全民露营”的爆发无疑证实了季剑明的判断。而挪客每年都会推出的200多个新品，无论品质、设计、颜值都让年轻人和女性玩家为之着迷。
“2021年挪客销售额为5亿元，2022年预计达到15亿元。未来还会在精致露营领域持续发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彻底爱上国产品牌。”季剑明说。
不走寻常路
中小厂商 押注 露营装备 链 细分 领域
浙江超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厂车间里，李乃西和团队正逐一对每台刚从生产线下来的露营推车进行检查。这批产品即将上线各家电商平台，不容有丝毫疏忽。
尽管早在2006年就开始涉足户外手杖领域，但直到2019年的一个偶然机会，才让李乃西下定决心调整策略，进入露营产业。
一次，朋友约李乃西去户外露营。原本兴致勃勃的他到了露营地后，发现从停车场到目的地还有数百米的路程，泥泞的道路让背着各种露营装备的李乃西苦不堪言。同时，一个疑问也在心中升起：为何没有便捷的工具来帮助玩家运输物品？
回到家后，李乃西搜索起各个电商平台，他发现尽管国内已涌现出不少露营厂商，但大多数都集中在帐篷、天幕等领域。虽然部分品牌旗下商品囊括了推车，但款式也较为老旧。
浙江超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乃西正在展示公司研发生产的露营推车。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覃澈 摄
“当时发现有少量的厂商在做这门买卖，但大多数月销量都没有超过1000台。”李乃西清楚，这个领域看似小众，但几乎所有露营爱好者都可能是潜在客户。更关键的是，这一细分市场没有垄断巨头的存在，玩家在购买时基于品牌认知度不高，选择上容易受价格、款式等因素诱导。
李乃西从中看到了商机。
不具备入行户外帐篷等大件领域的技术和经验，他决定先投入到露营推车这个细分领域当中。
然而，第一批产品刚上市后，原本期待销量爆发的李乃西被泼了一盆冷水。不少客户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就表示商品有损伤，希望退货。
原来在生产推车时，车身表面所用的喷涂工艺采用的常规黑色喷塑，但这种喷塑稍不留意就会被刮花。“当时10个产品里有9个表面都有损伤，差评率退货率超高。”李乃西说。
李乃西迅速在工艺上做出调整，重新采用了表面工艺更加漂亮，耐磨更好的黑底银花喷绘工艺，全面对产品进行了升级。同时考虑到推车材质较重，在运输途中容易出现剐蹭的情况，李乃西在包装上也做了改进，加入了增强保护的内衬。
重新上线的产品吸引到大批客户，而200元至1000元的价格，也让不少玩家直呼很“亲民”。电商订单每天源源不断地传回来，部分主播MCN机构、露营地也主动咨询起合作的事宜。
看着不断上涨的月销量，李乃西狠狠地挥了挥拳头：成了！
初获成功的李乃西有了涉足露营产业的底气，为了在这一细分领域站稳脚跟，他开始招聘起更多专业研发人员，每年也都会投入整体销售额占比10%的费用，用以新品研发。
“现在希望是在细分领域赛道做到最专业的，和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差异化产品，以此在消费者心中树立品牌，再逐渐涉足其他品类。”李乃西说。
露营 火爆 将 延续 5-10 年
未来 “ 留存 ”“ 拓客 ” 成挑战
“要买露营装备，必须来宁波啊！什么款式、价位、功能的应有尽有。”6月14日，当出租车在宁波市区飞驰穿行时，司机自豪地介绍说，“这里是国内最核心的户外装备制造地，天猫里1000多家商户有一大半都来自这里。”
户外露营产业有多火，规模有多大？据艾媒咨询统计，2021年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达到747.5亿元，带动市场规模为3812.3亿元。而社交平台上关于“露营”的话题也持续升温。仅在2022年“五一”期间，微博露营话题阅读次数达到5.2亿，小红书露营笔记为380多万篇，抖音上话题同样达到119.4亿次。
市场的爆发让露营行业迎来难得的机会。但产能不足、复购率成疑等问题，也成为每个露营品牌亟待解决的问题。
多位从业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前预计市场会在2025年迎来爆发期，但疫情导致这一阶段提前到来。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利好，行业却暴露出准备不充分的尴尬。
季剑明印象深刻，尽管挪客在五一前做了市场分析和预判，并提高了备货量。但发现“还是保守了”，短短数天内帐篷、天幕等商品就卖断货，不少订单已排到了下半年。
李乃西也遇到类似问题。尽管工厂每天能产出600辆推车，但如今同样面临订单爆满、产量无法跟上的情况，“现在不少合作方发来订单和预付款都不敢收。”
同时，市场的爆发除了带来大批玩家，也吸引着众多新入行者。在愈发激烈的竞争下，“留存”和“拓客”也成为当下众多露营用品公司的挑战。
韩悦告诉记者，要将一套露营装备配置齐全少则需要数千元，多则需要上万元。而其中帐篷、桌椅、睡袋等用品通常能用多年，很长时间内不会再选购其他商品。
“要提升顾客的复购率，需要不断推出有品质的新品。”季剑明分析称，精致露营者对户外装备的追求源于需求和个性，通常在购买帐篷、天幕等必备品后，还会选择桌椅、户外咖啡机、烧烤架等物品，很多玩家不会一次性把所有东西买好，而是随着露营次数的增多，持续不断地购买。“这就需要品牌方针对玩家需求，不断推出更符合潮流的装备。”
记者了解到，挪客研发团队如今已有100多人，随时都会迸发出新的创意和设计“只有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东西，玩家才会随时关注。”季剑明说。
同样让从业者为之关心的是，露营的提早爆发，源于疫情导致玩家无法旅游，转而选择这一休闲方式。那么一旦疫情结束时，露营还能继续火爆下去吗？
“露营行业未来至少还有5-10年的爆发期。”周黎曾分析过欧美以及日韩露营市场的发展规律。如今露营玩家人群基数的放大，必然会沉淀部分新玩家，另外随着装备和玩法的升级，也会孕育很大的市场，“今后发展速度或许没这么快，但未来可能会持续性增长。”
如今，他们更乐于看到的是，这一箱箱露营用品从宁波产地运出，发往全国，远销全球。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覃澈 编辑 陈莉 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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