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样本印刷徐忆农：扬州刻书小史|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徐忆农：扬州刻书小史

摘要：扬州是我国著名的商业都市和文化古城，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扬州传统印刷术，以雕版印刷为主，兴盛于唐，延续于宋、元、明，发展于清至民国，复兴于当代。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众多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云集扬州，他们薪火相传，世代以刻书为业，书写工整，镌刻秀丽，选纸、用墨、装帧精良考究，生产出的图书精美而能传之久远，为古城的文化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传世文献中最早明确记载出现雕版印刷术的地区有扬州，另据日本学者研究，唐代的鉴真和尚将雕版印刷术带至东瀛，因此扬州很可能是中国印刷术起源和向海外传播的地区之一。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活字印刷术，而《梦溪笔谈》最早刻本是在扬州刻印的，使扬州成为较早将活字印刷术向四方传播的地区。清代以来扬州套色印刷的年画、笺谱精美出色，在中国套色印刷史上谱写了绚丽的篇章。时至今日，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秉承古城丰厚的文化积淀，珍藏有10万余片珍贵古籍雕版版片，同时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广陵书社更以继承了全套雕版、活字、套色等中国传统印刷工艺流程而蜚声海内外，为扬州的出版印刷事业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扬州的传统印刷术由古及今，绵延不绝，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都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引言：扬州刻书享誉天下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写道：“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1]中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国，中国传统印刷术中的雕版、活字及套色三项主要技术都与扬州有着密切关系。扬州自古出版发行业相当兴盛，印制的图书精致美观而能传之久远。学者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大约起步于唐代前期，据日本学者研究，8世纪鉴真和尚就将佛经印制技术从扬州传至东瀛。又如唐代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自注中称，“杨越间”（即扬州、越州一带）有人“作书模勒”白居易和自己的杂诗，“卖于市肆之中”。[2]这里的“模勒”二字，不少学者即释为雕版印刷。元稹的记载为唐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825年初，早于现存唐咸通九年（868）刻《金刚经》，若可采信，这一序言就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确切日期的印刷史料。因此扬州很可能是中国印刷术起源和最早向海外传播的地区之一。另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活字印刷术的《梦溪笔谈》首版是扬州刻印的，使扬州成为较早将活字印刷术向四方扩散的地区。套色印刷术在12世纪以前就诞生于中国，17世纪前期的明末，南京出现以“饾版”和“拱花”印制的《萝轩变古笺谱》与《十竹斋笺谱》，把世界多版套色印刷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才第一次采用拱花技术，比中国晚了至少一个世纪。2019年，南京十竹斋画院推出己亥重刊《十竹斋笺谱》，全部笺谱图文由扬州刘坤先生领衔的团队刊刻刷印，此书面向全球公开发行。这些雕版、活字、套色印本的代表作，可以展示扬州出版业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2009年，由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经处、四川德格印经院三家单位联合申报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介绍：“雕版印刷技艺是运用刀具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或图案，再用墨、纸、绢等材料刷印、装订成书籍的一种特殊技艺，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比活字印刷技艺早400多年。它开创了人类复印技术的先河，承载着难以计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起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3]我们知道，金陵刻经处创办于清同治五年（1866），而德格印经院建立于雍正七年（1729），因此，中国雕版印刷技艺1300多年的历史显然与扬州不仅血脉相连，而且一路相伴。

那么，哪些刊行的图书属于扬州刻书的范围呢？首先中国传统印刷术包括雕版、活字及套色三项主要技术，而活字和套色两项技术不仅是在雕版印刷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都包含有雕刻技术，因此扬州地区三项技术刊行的图书都属于扬州刻书的范围。

与此同时，2008年版国家标准《古籍著录规则》（GB/T 3792.7—2008）中规定，著录刻本、活字本时，出版地指刻印书主持者所在地；出版者指刻印书主持者（刻书主持者室名堂名斋号等信息可与其名称一并著录）。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异地为官”的普遍现象，地方各级官员，从最底层县级开始，都由朝廷任命，而且异地为官。清朝就规定“不得官于其乡五百里以内”。如魏源是湖南邵阳人，官至高邮知州，他寄居扬州时编著的《海国图志》，也是在扬州刊行的，因而可称扬州刻书。再如清朝名臣阮元是仪征人，出生于扬州，他在主持刻印书时署称“仪征阮氏”或“扬州阮氏”等。他历任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他在任浙江巡抚时，主持刻印《钟鼎款识》，署称“扬州阮氏积古斋”，《中国版刻图录》明确将此书刻版地区标为“扬州”。而在广东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学海堂，刊刻《皇清经解》，全书把清代75位学者所著180种训释儒家经典著作汇刻成编，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影响极大。虽然学界一般将此书著录为“广东学海堂刻本”，但据学者研究统计，此书收集了王懋竑、李惇、刘履恂、刘玉麟、任大椿、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朱彬、江藩、焦循、阮元、王引之、凌曙、阮福等15位扬州学者的著作，明显包含了刻印书主持者的意愿和地域偏好。而扬州学派集体“出圈”显然与阮元刻此书有密切的关联，因而此书具有双重地域特征，可以看作是扬州刻印书主持者在异地的刻书成果。

[图01 《封氏闻见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秦黉刻本]

另外，雕版印刷的核心技艺为写样、雕刻、刷印三个环节，除此而外，活字印刷另增造字、排版等环节，而套色印刷术另增分版、套印等环节。这些核心技艺直接决定着刻书风格和质量的优劣，而一部书的实际刻印地与写样、雕刻、刷印者所在地密切相关。如清嘉庆八年（1803）江都秦恩复石研斋刻本《列子》，此本卷末题“甘泉吴涟写”，吴涟为写样者，清代甘泉于民国初并入江都。秦恩复为清代著名校勘家，其辑校汇刻了多种书籍，因选良工写样雕刻，又校勘精良，世称“秦版”。又如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江都秦黉刻本《封氏闻见记》，秦黉为秦恩复之父，此本书名叶（古籍中，一张单面图文对折书叶为一叶）题“江都秦氏藏版”，而序后有“江宁刘文奎锓”刊记。再如清道光三年（1823）江都汪喜孙刻本《述学》，此书为清代著名学者汪中文集，汪喜孙为汪中之子，此本序后有“江宁刘文奎子觐宸仲高镌”刊记。《中国版刻图录》著录以上三书，在说明刻版地区时，将《列子》标为“江都”，将《封氏闻见记》标为“南京”，而《述学》未标刻版地区。另据学者研究，古代刻工存在异地流动现象，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曾请扬州刻工汤鸣岐到南京代刻其堂弟袁树的《红豆村人诗稿》。由此可知，扬州人主持刻印的书籍，其写样、雕刻、刷印者有可能在本地，也有可能在异地，同时扬州刻工也会去异地刻书。总之，人是刻书活动的主体，同时人和人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无论是扬州人和外地人在扬州所刻书，还是扬州人在异地所刻书，都应属于扬州刻书的范围，这些书汇聚在一起，方可展现出扬州刻书的整体样貌。

一始兴时期（唐至五代）

图书是记录和传播知识的工具，而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则是图书的一种重要生产技术，具体来说，它是把图文转移到载体之上的复制技术。中国古代的印刷技艺大致可分为三种：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与套色印刷。中国早期发明的印刷术是将图文刻在整块木板上，制成印版，然后在版上加墨印刷，称为雕版印刷术，也叫整版印刷术，活字印刷与套色印刷都是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都包含有雕刻技术，因此，中国古代图书的出版印刷，可以统称为“刻书”。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借助印刷实物与相关文献记载等材料来进行研究。时至今日，已获知的历史上早期印刷实践活动，往往是实物与记载分离。由于材料不全，印刷史上有不少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取得统一认识。

雕版印刷术具体发明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但至迟在唐代已出现。而在六朝至隋唐间，盛行一种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的佛教图像，敦煌遗书中有部分传本存世。除了捺印佛像，20世纪中后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安徽阜阳和无为、江苏镇江等地多次出土印本《陀罗尼咒经》，时间均为唐代，只是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在西安、成都和阜阳唐墓出土的唐代印本方形《陀罗尼咒经》，有的带有明显的四版拼合特征，且墨色深浅不一，这些咒经似由四块印版捺印而成。[4]捺印咒经，虽还不能视为真正的印刷品，但从传播思想文化的功用上看，和刻书非常接近，因此可将其称为由印章至雕版印刷的过渡形态。

从世界范围看，被学者们认定的早期雕版印刷实物都出自东亚汉文化圈。日本著名学者尾崎康先生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认为，印刷术之发明，或在唐代以前，然目前尚未发现早于法隆寺《百万塔陀罗尼》（日本神护景云四年，770）之印刷品。韩国庆州佛国寺新罗时期石造释迦塔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或云为8世纪前期之印刷品，固无任何科学根据。具有刊记可知刊印时间之印刷品，目前当以唐咸通九年（868）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最早。[5]

《百万塔陀罗尼》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根据日本古籍记载，称德天皇于天平宝字八年至神护景云四年（764—770）发愿制成一百万座中央留空洞的小木塔，同时选取《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根本》《相轮》《自心印》《六度》等四咒印制一百万卷，每塔内放置一枚卷子。《陀罗尼》纸面直高不超过6厘米，文字部分净高实约5厘米，卷首印有“无垢净光经”数字。《陀罗尼》按字数长度分为四种规格，最长的为52厘米，最短的为24厘米，每种类型制成两版。假如“百万”确为实际数量的话，那么每版可以印制《陀罗尼》十二万五千卷。1965年，日本有位印刷专业教师井上清一郎先生进行了多次实验，并通过墨迹进行验证，他认为《百万塔陀罗尼》不是用马连（一种印刷工具）从纸的背面搓擦而成，而是将木印打上墨后捺印到纸上的。[6]从前文所述中国多地出土唐代捺印本《陀罗尼咒经》看，此说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佛教密宗典籍，由弥陀山等僧人于701年从梵文翻译成汉文。“陀罗尼”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总持”，今多指“咒”，即秘密语。由此可知，《百万塔陀罗尼》印制的内容是从唐朝传入日本的。日本木宫泰彦先生是研究日中文化交流史的专家，他认为《百万塔陀罗尼》是日本最古的印刷品，刊印技术是从唐朝输入的。另外，日本学者秃氏祐祥认为，此次印制《百万塔陀罗尼》活动，是依据东渡日本的唐朝鉴真大和尚及其一行传授的印制技术实现的。

唐代中国和日本交通频繁，使者和僧人往来不绝，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鉴真和尚。鉴真（688—763）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僧人，俗姓淳于，扬州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聘请鉴真去日传戒，他慨然应允，从此开始了历时12年的东渡壮举。他先后五次率众东渡，但均因天时、人事不利而失败，且因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鉴真于天宝十二载（743）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鉴真东渡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影响涉及日本文化的许多方面。鉴真携带了大量佛经、佛像、佛具以及有关雕刻、建筑、绘画、医药、文学、书法等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到日本，虽已双目失明，还能协助校订写本佛经的讹误，用嗅觉鉴定草药。同行弟子有的擅长雕塑、绘画、建筑等，传播了唐朝文化。鉴真出生于扬州，最后也是从扬州出发东渡日本传扬佛法的。而日本印制《百万塔陀罗尼》的技艺，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捺印，如果是由鉴真及其一行传授的，就说明扬州在8世纪可能已开始出现或孕育印刷术了。

在传世文献中，中外学者陆续整理发现不少有关早期雕版印刷的文字记录材料。目前，世所公认最早记录雕版印刷行用情况的历史文献资料，应该是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如下一段记载：“（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7]当时淮南道的治所在扬州，此记载说明在唐代咸通九年（868）刊刻《金刚经》之前，扬州地区已大量以雕版印刷历书。《册府元龟》是宋代四大部书之一，由北宋王钦若、杨亿等奉敕编撰。“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此书材料丰富，编撰者所采用的文献资料，都是北宋以前古本，不少史料为此书所仅见，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仅可以校史，也可以补史，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段记载是可靠的雕版印刷相关史料。

[图02 《白氏文集·白氏长庆集序》，宋刻本]

在传世文献中，还有些文献记载语义不明确，因此在学术界争议不休，至今没有定论。如唐代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这里的“模勒”二字，不少学者即释为雕版印刷。元稹的记载为唐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即825年初，早于现存唐咸通九年（868）刻《金刚经》。若可采信，这一序言就是目前所知的最早记载确切日期的印刷史料，使印刷史上所知的确切日期可向前推43年。但学术界尚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如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在《唐代刊书考》中说：“顾模可释为摹写，勒亦可诠为钩勒，从原迹摹写钩勒若今之影写本然，似亦可通。”[8]当代有学者举清末叶昌炽《语石》所言：“按古碑，凡书模勒，与镌刻为二事。何以证之？如唐怀仁《圣教序》，既书诸葛神力勒石矣，又曰武骑尉朱静藏镌字。……模勒即钩勒，今人以勒字为刻字，失之矣。”进而证实向达先生的揣测是言之有据的[9]。其实，叶昌炽在《语石》中另外又举一例说：“郭忠恕书《阴符经》，但书安祚勒字，而无刻工名。此即为祚所刻，宋初刻字人皆安姓，可证言勒可以赅刻也。” [10]这里的“赅”可作“概括、包括”解，因而“模勒”字面虽不能释为“镌刻”，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却可包括“镌刻”之意。就如今日言“刻书”，实为刻印图书；言“活字本”，实为活字印本。而在雕版印刷产生之初，尚无专门词语描述这种技艺，如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金刚经》，也未直书“镌刻”，只是因有印刷实物存世而未产生争议。元稹给自撰序文加自注，或许也是想把所遇新事说清楚。前文举《册府元龟》载“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之事在835年末，仅比元稹作序时晚10来年，而淮南道的治所在扬州，说明当时扬州地区民间雕版印刷术已呈现兴盛景象。另外，日本名僧圆仁（794—864）于承和五年至十四年（838—847）入唐求法10年，从他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中，我们可以获知圆仁于承和五年（838）首先到达扬州并住了半年多，其间他在扬州的寺院抄写了《杭越寄和诗集并序》一卷，此为白居易与元稹等人的唱和诗集，说明白居易、元稹的诗当时的确在扬州地区广为流传。与此同时，圆仁还以四百五十文购得《维摩关中疏》四卷，有学者推测此本可能是刻印本而非手抄本，因书价较低，仅相当于当时抄本书价的十分之一，这与学界认为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成本减低90%的观点恰好相符。如果圆仁所购书确为刻印本，就说明扬州在838年以前已有雕版印刷术。在此稍前之时，模勒并镌刻白居易与元稹之诗，还是有可能的。

据史书记载，唐代的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扬州则是经济中心。扬州作为经济都会，渊源很早。隋炀帝非常向往扬州，他所开凿的运河共有四条，分别是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其中后三条与长江配合，促进了扬州的繁荣。扬州的雕版印刷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以上的材料来看，扬州很可能是中国印刷术的孕育地和起源地之一，也是较早将印刷术传播到海外去的地区。

宋代王明清在《挥麈录·余话》中写道：“《大业幸江都记》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宝所纂，明清家有之，永平时扬州印本也。”[11]永平为五代初期前蜀年号，为公元911—915年。从此记载看，扬州在五代时期也有书籍出版。《挥麈录》作者王明清（1127—1195或以后），字仲言，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出身于书香史学世家，藏书甚富。祖父王莘尝从欧阳修、常秩学习，“所藏书逮数万卷，皆手自校雠”。父王钰著作宏富，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他“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其藏书数百箧，无所不备”。王明清撰《挥麈录》虽为笔记性质，但他在写作过程中，力求真实可靠，史料价值很高。记南宋初期之事，多他书不见，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当时史书所采用，也曾被用作编修《高宗实录》的资料，说明此书记载的史料较为可信。另外，《挥麈录·后录》引《大业幸江都记》云：“隋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于后代。”[12]《大业幸江都记》原书现未见传本，可知王明清曾阅读过该书。与此同时，唐至五代时期其他地区刻书现有传本传世，因此王明清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

二延续时期（宋元）

宋代是中国刻书业勃兴的时代，由于扬州地处南北交会之地，北宋时期，扬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五代时期有较大的提高，刻书业也得以延续和发展。至宋室南渡后，扬州成为南北军事对峙的前沿，屡遭兵祸，使南宋时期扬州的刻书业因缺乏所需的社会环境而受到影响，但扬州刻书之脉始终未曾断绝。时至今日，现存于世的扬州宋版书有北宋吴守真捐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宋高邮军学刻本《淮海集》、南宋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等传世珍本。与此同时，随着岁月流逝，由于无数次人为的、自然的灾难，中国宋元以前早期刻印典籍原本，大多已经失传，早在清代就有学者用“万不存一”来概述这种典籍严重散佚的状况，因此宋代扬州刻书的原本绝大部分也已湮没于历史的云烟之中。而部分经典名著初刻本虽已失传，但有早期重刊本存世，透过重刊本，我们可以对失传的扬州刻书有较为直观的认识。

[图03 《淮海集》，宋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刻绍熙三年（1192）谢雩重修本]

徐铉（917—992），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仕南唐，后归宋，官至散骑常侍。精于文字学，善写李斯小篆。与弟徐锴（921—975）皆深入研究《说文解字》，同为“说文学”大家。东汉许慎（约58—约147）著《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字书之一。正文以小篆为主，又有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说文解字》最早刻本为北宋雍熙三年（986）国子监刻本，当时徐铉等奉诏校定《说文解字》，书中有中书门下（宰相治事之所）牒文：“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兼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这表明北宋国子监雕造的《说文解字》实际是由徐铉领衔主持完成的，同时也是由善写小篆的徐铉亲手写样上板的。此国子监刻本早已不存于世。据学者考证，现存较早的宋刻元修本，实为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元杭州地区修补本。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韵谱》。《说文解字系传》现存较早的有南宋中期杭州地区刻本。《说文解字韵谱》初刻本为北宋雍熙四年（987）陈文颢刻本，徐铉著《徐公文集》（民国影宋刻本）收录在此年撰《韵谱后序》中有“躬自篆籀”之语，可知此本也是由徐铉亲手书写篆文和籀文等而上板开雕行世的。陈文颢刻本今已不存于世，现存较早的版本有元延祐三年（1316）种善堂刻本。

北宋沈括（1031—1095）著《梦溪笔谈》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被誉为“中国科学史的坐标”。《梦溪笔谈》现存版本皆源于南宋乾道二年（1166）扬州州学刻本，此本可以说是其后各种刊本的祖本。南宋原本今已失传，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大德九年（1305）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此元刻本附有南宋乾道二年（1166）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跋文，说明与宋代扬州版一脉相承。

有关毕昇发明的活字版技术，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只有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在活字印刷术发明后900多年的历史中，由于种种原因，很长时期在中国一直处于尝试阶段，而雕版印刷术则牢固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沈括此项记载的历史作用不可磨灭，这不仅是因其为活字印刷的最早记录，更重要的是此记载对活字版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启发了后来的有志者，沿着毕昇的道路继续前进，从而使这一技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最终成为世界主流的印刷方式。因而可以说扬州是最早将活字印刷术向四方传播的地区。

元代经济文化逐渐恢复，扬州刻书业有进一步延续和发展，现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扬州路儒学刻本《石田先生文集》传世。另据文献记载，有部分元人著作曾在扬州刊行，如元同恕撰《榘庵集》、元王结撰《王左丞遗文》、元萧撰《勤斋集》等，但由于历史沧桑变迁，元刻原本今已失传。

[图04 《石田先生文集》，元（后）至元五年（1339）扬州路儒学刻本]

三发展时期（明清至民国）

明清时期，扬州是两淮巡盐御史和盐运使司的治所，为两淮盐务的行政中心，两淮盐税居全国之半，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全局和扬州城市命运。[13]当时的扬州作为东南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图书出版印刷事业蓬勃发展，刻书成就享誉四方，其余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一）明代刻书

明代的扬州，随着经济与文化的逐渐复苏，雕版印刷业渐兴，至明代中后期，官、私刻书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官刻珍本有明嘉靖刻本《嘉靖惟扬志》、明万历七年（1579）虞德烨维扬资政左室刻本《吕氏春秋》、明万历九年（1581）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刻本《古今廉鉴》。私刻精品有明嘉靖三年（1524）江都郝梁刻本《张文潜文集》、明崇祯三年（1630）郑氏刻本《媚幽阁文娱》。另外，书坊刻书也有传本。扬州博物馆藏《孝经》，是明江都盛仪之妻郭淑洁墓的随葬品。据考古学家推测，此书为明嘉靖间坊间所刊行，是墓主生前的读本。

[图05 《张文潜文集》,明嘉靖三年（1524）江都郝梁刻本]

（二）清代刻书

清代扬州刻书之风已遍及郡城州县，官刻、家刻、坊刻林立，刻工遍布全国，刻书业空前繁荣，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高，卓然于历朝。扬州诗局的创建，奠定了扬州跃居中国刻书名区之列的基础。

1.清代扬州官刻

清代扬州官刻规模之大、种类之多，远胜前代。扬州诗局、扬州书局、淮南书局的先后建立及其辉煌业绩，对扬州的雕版印刷业起到了巨大的激励、推动作用。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曹寅（1658—1712）奉康熙皇帝之命，在扬州天宁寺创办以编校刊印清廷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这一机构是为刻印“钦定”《全唐诗》而设，故称“扬州诗局”。全书从缮写、雕刻到印刷、装帧无不尽善尽美。康熙皇帝看到进呈样本后，朱批：“刻的书甚好！”[14]《全唐诗》的刊刻，标志着扬州雕版印刷进入了辉煌时期。曹寅还刊刻了《曹楝亭五种》《楝亭藏书十二种》等书，其刻印之精、装帧之美，可与《全唐诗》相媲美。

[图06 《全唐诗》，清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1705—1707）扬州诗局刻本]

据潘天祯先生考证，可能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全唐诗》刻成之后，“扬州诗局”改名“扬州书局”，刻印书籍延续至雍正。真正建立扬州书局刻书，是嘉庆年间的事。嘉庆十三年至十九年（1808—1814），扬州书局奉旨编定《全唐文》，由主持两淮盐政的阿克当阿负责。

清同治八年（1869），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创设淮南书局。淮南书局从建立起，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裁撤归并于金陵书局止，共刻书60余种（如清同治淮南书局刻本《大戴礼记补注》），为弘扬历史文化、保存地方文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清光绪时，金陵、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通称“五局合刻本”。扬州人在完成这部卷帙繁多的历史著作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另外，扬州还有府、州、县署刻书（如清同治刻本《[同治]续纂扬州府志》），以及书院刻书（如清康熙紫阳书院刻本《铁桥志书》），也很有影响。

2.清代扬州家刻

扬州清代家刻异常精美，其中不少书籍采用手写软体字写样上板。如雍正年间江都陆钟辉所刻的《笠泽丛书》《南宋群贤诗选》，写刻字体遒劲豪健，纸墨印刷上乘，历来被藏书家视为精品。

清代扬州，一批盐商资助刻印优秀的学术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氏兄弟。马曰琯（1688—1755）、马曰璐（1695—1769后）兄弟，清安徽祁门人，定居扬州从事盐业贸易。据文献记载，他们不惜耗巨资续刻完成朱彝尊的巨著《经义考》。与此同时，他们还刊刻了《五经文字》《班马字类》《韩文类谱》《困学纪闻》诸书。因版刻质量上佳，被称为“马版”，深受士人喜爱。两人不仅善写诗文（如《南斋集》，清乾隆马氏自刻本），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有“藏书甲东南”之誉。马氏兄弟刊刻一批品质优良的典籍，常用的牌记是“马氏丛书楼”和“小玲珑山馆”。

清初布衣文人李驎的诗文合集《虬峰文集》是在扬州刊行的，其后被清廷列为禁毁之书。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代表作《儒林外史》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它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此书最初仅以抄本流传。据清代金和（1818—1885）撰《儒林外史》（清同治群玉斋木活字印本）之跋文介绍，《儒林外史》最早的刻本也是在扬州刊刻的。

清代是扬州学术极盛的时期，清代扬州学派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扬州学派核心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如汪中的《述学》、焦循的《孟子正义》、阮元的《经籍籑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皆有家刻本传世。其中阮元在经、史、算学、舆志、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他主持编纂和刊刻不少书籍，如除主编《经籍籑诂》外，又校刻了《十三经注疏》《钟鼎款识》，汇刻了《皇清经解》等，并撰有《畴人传》《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著作，诗文集为《揅经室集》。他还与其堂弟阮亨刊印《文选楼丛书》，其中收录有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译《地球图说》，此书出版，使“日心说”在学界广为流传。

[图07 《地球图说》，清阮氏刻文选楼丛书本]

“扬州八怪”是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一批风格相近的书画家总称。“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既是书画名家，又是诗文好手。金农自编《冬心先生集》，雍正年间镂版于“广陵般若庵”。此集由吴郡名书手邓弘文仿宋本字画录写，字体挺拔俊秀，刀法劲健，为镂版中上乘作品。清代郑燮号称诗、书、画“三绝”，也为“扬州八怪”之一，郑燮自著《板桥集》在刊印时，部分内容由他亲自手书上板，《板桥集》，精美雅致，堪称艺术珍品。

《海国图志》是魏源在扬州期间所著，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此书编成后，即在扬州以活字本和刻本印行。著名学者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其著作《容甫先生遗诗》有清光绪十一年（1885）维扬述古斋活字印本传世。

[图08 《海国图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活字印本]

3.清代扬州坊刻

清代扬州地区书坊林立，乾隆时期书坊之多堪称“星罗棋布”。书坊刻印的书籍品种繁多（如清咸丰文碎堂刻本《新刻东调珍珠塔传》），包括通俗小说、唱本、说唱本、剧本，尤其是各种启蒙读物，各家竞相刊刻。虽然它们不如官刻、家刻精良，但在文化普及方面功不可没。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清乾隆刻后印本）在记载乞儿所唱《小郎儿曲》被书坊刻印的情形时云：“郡中剞劂匠多刻诗词戏曲为利，近日是曲翻板数十家，远及荒村僻巷之星货铺，所在皆有。”可见当时书坊刻书传播面之广。

清代扬州的木版年画远近闻名，现有《天仙送子》《五子夺魁》《招财童子》《张仙送子》《寿字图》等精美作品传世。云蓝阁是清末民初扬州著名木版图画刻印坊，创办人陈云蓝是清咸丰至光绪间扬州人。其于同治初在扬州创立“云蓝阁纸坊”，主营版刻年画、图饰信笺，兼营名人字画、文房四宝，所生产的年画、笺谱精美出色，广受欢迎。

4.清代扬州刻经

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扬州佛经刻印颇具规模，比较大的佛经刊刻机构有江北刻经处、扬州藏经院等。所刻佛教经论流通颇广，有的远销海外。

江北刻经处设于江都砖桥法藏寺，为清同治五年（1866）妙空法师创办。所刻佛经，校勘认真，刻写工整，远销海内外，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被学术界、宗教界称为“扬州刻本”“砖桥刻本”。

扬州藏经院位于扬州城内皮市街宛虹桥西首，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为保存佛经而建。清咸丰间毁于战火。同治间重建，并设立扬州刻经处，刻印本院所藏经书，民国末年停办。所藏经版两万多块，现由扬州相关单位收藏。[15]

（三）民国时期扬州雕版印刷与陈恒和书林

由于扬州地区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一方面有许多热爱刻书的人，另一方面雕版印刷工艺不乏传人，所以从清末至民国，扬州雕版业虽然规模和数量都不大，但官刻、家刻和坊刻都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民国中期，陈恒和书林大力从事雕版印刷，以出类拔萃的优异业绩，被誉为扬州坊刻的后起之秀。

陈恒和（1883—1937），江都杭集（今属扬州）人。1923年在扬州创设“陈恒和书林”，并由经销书籍发展到印书发售，又由租版印书发展到刻版印书。陈恒和去世后，其子陈履恒继承父业主持书坊业务。陈恒和父子两代悉心搜集乡邦文献稿本所辑刊的大型丛书《扬州丛刻》（民国扬州陈恒和书林刻本），广为世人称道。

位于扬州东南郊的杭集，清代以来，这一带雕版印刷艺人众多，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技术齐全，世代相承。清末至民国，扬州雕版印刷衰微，杭集一带以此为业的匠师组班结队外出揽活，被称为“扬帮”，代表人物是著名的雕版艺人陈开良。陈开良去世后，其子陈正春继为“扬帮”领头人。

四复兴时期（当代）

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崛起，古老的雕版印刷渐趋式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恒和书林以及其他书坊加入公私合营扬州古旧书店，继续从事雕版古籍的收藏、整理，并成为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前身。1958年，散落于扬州周边地区的刻书艺人集于扬州，从事古代版片的修补工作，并新刻了部分版片。[16]为使这一古老的传统印刷工艺不至于湮没失传，广陵古籍刻印社于1960年成立，承担起古籍版片的征集、收藏、整理、保护等任务，并从事古籍的出版工作。“扬帮”领头人陈正春参与了刻印社的筹建。1962年起，在国务院的协调下，苏、浙、皖一带的古籍版片约20万片汇集扬州，统一进行修缮和保管。其中丛书57种，单行本125种，计八千九百多卷。“文革”中，这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恢复并定名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9年，广陵古籍刻印社更名为“广陵书社”，原所属的扬州广陵古籍印刷厂更名为“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2002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广陵书社为出版社。2005 年，广陵书社与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实行编印分离，各自独立经营。

多年来，广陵书社（更名前后）已刻印出版各类古籍、线装图书累计达5000多种，包括雕版线装古籍、影印各类地方志书、大型学术资料图书、书法碑帖及艺术类图书等，其中有许多极具收藏价值与欣赏价值的古典著作和资料文献。该社保存着全套古籍雕版刷印工艺流程，从写样上板、雕版刻字到印刷装订的20多道工序全部采用古老的传统手工工艺，刻印的古籍选料与制作精细，款式古朴典雅。该社还“复活”了古代活字印刷技术，相继推出了泥、锡、铜、木活字及木版与瓷版印本《唐诗三百首》（活字暨雕版印本）《毛泽东诗词》《孙子兵法》和《论语》等。该社以饾版套色水印传统工艺影刻《北平笺谱》，为传承中国的传统套色印刷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扬州当代雕版印刷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独特名片。毛泽东主席赠送给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就是用该社的雕版版片印制的。为了更好地继承和传播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该社还与中华书局合作，印制了汉英对照本《论语》。另外，该社的雕版技师还为日本禅文化研究所新雕刻佛经典籍。2002年12月，广陵书社被正式批准为出版社后，成为一家独立的融选题、编辑、印刷、装订为一体的出版单位，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2019年，南京十竹斋画院推出己亥重刊《十竹斋笺谱》，全部笺谱的笺画与文字内容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末原版为底本，由广陵书社雕版印刷传习所工艺美术大师刘坤先生领衔的20余人团队刊刻刷印，重刊本面向全球公开发行，陆续入藏海内外知名图书馆、博物馆，得到众多专家学者认可与好评。2022年，广陵书社与各大图书馆合作，甄选清刻本中的清康熙刻本《合刻曹陶谢三家诗》、清乾隆刻汇印本《板桥集》、清道光江都秦氏石研斋刻本《唐人三家集》等精雅珍善之本编为《清刻珍本丛刊》，以宣纸线装、仿真影印的方式出版，受到学界好评。

[图09 己亥重刊《十竹斋笺谱》，2019年版]

2003年8月，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以10万余片珍贵古籍雕版版片作为主体馆藏，其中不乏孤本、珍本（如明《治平言》雕版）。

2006年5月，由江苏省扬州市申报的“雕版印刷技艺”入选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单位为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2007年6月，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陈义时先生（著名的雕版艺人陈正春之子）位列其中。其后陈义时先生陆续推出影宋刻本《荀子》《唐女郎鱼玄机诗》等精品力作。2009年，“中国雕版印刷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项目申报工作是由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经处、四川德格印经院三家单位联合申报的。三家单位各有所长，在各自领域为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此以后，中国雕版印刷技艺1300多年的历史，不仅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并得以延续与发展，而且能够跨越时空，走向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图10 《荀子》，影宋刻本]

作者简介：徐忆农，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注释

[1] [英]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

[2] [唐]白居易著：《白氏文集》卷首，宋刻本，第1叶。

[3]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directory_details/11782。

[4] 宿白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5] [日]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页。

[6] [日]藤枝晃著，李运博译：《汉字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2页。

[7] [宋]王钦若等辑：《册府元龟》卷一六〇，明崇祯十五年（1642）黄国琦刻本，第9叶。

[8] 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0页。

[9] 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36—54页。

[10] [清]叶昌炽著：《语石》，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 121页。

[11] [宋]王明清著：《挥麈录·余话》卷一，宋龙山书堂刻本，第37叶。

[12] [宋]王明清著：《挥麈录·后录》卷七，宋龙山书堂刻本，第13叶。

[13] 《扬州文库》编纂工作委员会：《〈扬州文库〉总序》，《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5年第1期。

[14] 胡敏、郭义富、徐晔敏：《一段文明的再现》，《扬州日报》2005 年10 月9 日，第B03 版。

[15] 徐忆农著：《中国古代印刷图志》，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35页。

[16] 胡敏、郭义富、徐晔敏：《一段文明的再现》，《扬州日报》2005 年10 月9 日，第B03 版。

本文由徐忆农老师授权发布。

本文系江苏省外宣出版项目《符号江苏·扬州刻书》相关成果，本文发表于《印刷文化（中英文）》2024年第1期，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江苏扬州：文旅集聚区建设加快推进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初具雏形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日，记者了解到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项目主体已经封顶，有望明年年底向公众正式开放。

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位于扬州市北护城河河边，面积约1.2万平方米，整个区域设计机动车停车位426个、非机动停车位670个，目前主体建筑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施工人员正按计划有序施工。

江苏华建技术总工夏盼介绍，建筑外面采用玻璃幕墙的构造，屋顶采用轻钢结构加玻璃幕墙天井的构造，整体的造型很漂亮。

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是中国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工艺的城市。2009年，以扬州为代表的“中国雕版印刷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建成后的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除重点建设雕版印刷活态展示线外，还将着力打造历史溯源及实物展示馆等板块，让观众真正能听、能看、能动和能感，实现与雕版印刷技艺的“面对面”。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总经理聂正群表示，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利用虚拟数字与声光电的技术，建成了一个沉浸式的展馆，展馆内有大师工作区、游客互动区，还计划建设一个以雕版印刷为主题的酒店以及餐饮区，把文化资源转化成旅游资源，充分利用好个园的旅游资源和486的非遗资源，形成叠加效应，形成北护城河项目集聚区旅游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