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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与新城·青浦｜李天纲：在黄金发展轴上，青浦或可躺赢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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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一下上海的“北上”“东进”“西拓”与青浦新城的崛起。上海的城市发展如何从东到西？青浦新城崛起以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0世纪的上海一直是往西发展，沿南京路一直往西，有一条“西拓”路线，是上海的一条黄金发展线。青浦新城，就处在这条黄金生命线上。但19世纪上海是另外一条发展线索。19世纪，上海从黄浦江畔的十六铺、外滩开始，沿江而下，到达吴淞口，再到长江、东海这一路的发展线索，可以称之为“北上”。到了20世纪，上海的市政发展方向才是向西拓展。当然，上海市区也一直有冲动，想跨过黄浦江去发展，开发浦东，那是“东进”，但1990年代以前都不成功。还有一个比较微弱的势头，即往南发展，到金山卫和杭州湾,建设“东方大港”，这个“南下”设想在1970年代的金山石化和21世纪的临港才有项目实施。

研究上海城市历史40多年，生长于斯60多年，我把一些研究结果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看有没有这样一个“四面八方”的城市发展过程。

一、“以港兴市”：十九世纪的原初动力推动“北上”

上海是一个“以港兴市”的城市。1991年，为纪念上海建城700周年，我在《新闻报》上写了一篇《“以港兴市”700年》，提出来这个说法。青浦的青龙镇，也是三国时期作为港口兴起的，青浦的“青”字就是从青龙镇的“青”而来。元代、明代的海运，出海港口在太仓、嘉定之间的浏河港。这一时期，今天上海城市北部范围内的娄塘镇、黄渡镇、罗店镇、南翔镇就比南部的市镇更繁荣。青浦在朱家角镇也处在从嘉兴、湖州、苏州到上海的港口要道上，因此也非常繁荣。上海西部地区曾经有“三泾不如一角”的说法。三泾是枫泾、朱泾、泗泾，一角就是朱家角。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发展的原动力，可说是一种城市DNA，城市DNA决定一个城市的气质。上海城市的起源，最强的动力是港口建造。1843年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城市开埠以后，港口建设就推动着这个城市往北发展。

近代上海起源于上海县。《南京条约》商定只开放上海县，可以设立租界，其他城市，连隔壁宝山县也不能去。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设县，县治在后来的十六铺。再往前追溯是宋代的上海镇，当时作为一个沿海港口，是关榷所在地，收海关关税的地方。港口推动城市发展，上海的地位越来越高。元代至元年设县，明代嘉靖年为了防御海上入侵的倭寇，建起了城墙。清代黄浦滩涨出去了，一大片繁华的港区贸易都划在城墙外面，称“十六铺”。城墙内的市区反而稍空旷，多衙门、园林、庙宇，用江南县城的称呼，称为“城厢镇”，清代人称“邑治”。到清末城北外滩一带的租界市面兴起，称“北市”，相应的老上海城厢内外就是今天老上海人还记得的“南市”。

“南市”，是老上海的老市区，徐光启生活的万历年间已经繁荣，“太卿坊大街”的布市、米市，有很大的生意。南门一带，是万历年间的南京路。万历年间上海建造城墙的时候，为了安全和防御，把十六铺的港区留在了外面，所以上海最早的港口、贸易、零售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在十六铺的东门外。

清乾隆年间，“禁海”废除，上海开埠；道光年间，中外“五口通商”，十六铺作为沿海最北部的外贸港口，更加兴旺起来。明清上海已经非常繁荣，人称“南吴壮县”“东南之会”，外国人来之前绝不是个“小渔村”。清代的上海城里并不是最繁荣的地方，当初说“五方杂处”，万商云集，主要是说十六铺。城厢镇和十六铺之间有市政功能上的分野，商业和居住功能并不混淆，“城中慕苏、扬之余凤”，城里富裕、恬静、安逸，读书人多，生活质量高。十六铺的外地富商反而是把城里当市郊，到城里造房子。如闽商郁泰峰的“宜嘉堂”，就建在乔家浜上，从十六铺到城里，一舟相连。当时的上海，市面仍然次于苏州、扬州，但“以（海）港兴市”，苏、杭未有，这是上海作为明清传统城市的特征。

发达的商业，集中在十六铺。十六铺是上海的起源，是“以港兴市”的起点。非常遗憾，十六铺10年前全部被拆光了。此后，再有人说上海是个小渔村，我们很难举证了。从明清起，上海就是江南巨镇，有“东南之都会，江海之通津”的美誉。雍正八年（1730），苏松太兵备道移治上海县，上海突破了县治的规模，部分功能升级到地级市。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厅合署在上海办公，正是因为这个港口功能。苏松太兵备道要来做海防，收海关税、海船的税、海运潮粮税、盐税，等等，所以，乾隆年间的上海已经是一个通都大邑。

如果说清朝乾隆的十六铺是上海繁华中心的话，明朝万历年间的商业中心是在南门一带。除了东门外十六铺的港区以外，明朝的商业集中在南门大道，就是今天的光启南路“太卿坊”，北面连上光启路，通到县衙门、文庙、校场。万历年间松江府经济全国鼎盛，“苏松熟，天下足”，苏、松二府田赋最重，交了全中国一大半的税。明中叶以后还流行一句话，松江府“衣被天下”，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占据了全国市场的一大半。苏州昆山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算了账，松江的赋税交得比苏州还要多。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有了租界。这是上海第二次开埠，是对世界的开埠。英、美侨民选择上海县城北面设立租界，当时的英国领事巴富尔是有远见的。外滩虽是一块滩涂，但它扼住了黄浦江的下游，港区前景非常开阔。英租界的外滩叫外滩，2005年起名叫“外滩源”，我倒是参与了。美租界的外滩，随后就叫“北外滩”、“东外滩”。再后来，法租界的外滩也改称外滩，叫“南外滩”。但是，老上海人怎么也难以改口，把“十六铺”叫南外滩，太别扭了。到了20世纪，上海有了黄浦的外滩，有虹口的北外滩，杨浦的东外滩，南市的南外滩。我们把上海沿江各区的“诸外滩”串起来，一路往黄浦江的下游，一直到吴淞口，这就是上海沿黄浦江的“北上”路线。“五口通商”以后的现代上海，最初的发展主线就是这一条，说到底它还是沿着“十六铺”的顺江航道路线。从地形上看，我们也可以把从外滩到虹口港、提篮桥、杨树浦这一条美租界的沿江路线称为“东进”。但是一方面，黄浦江拐过了复兴岛，在军工路一带就“北上”了；另一方面，上海人一直有个浦东梦，同一条江，为什么不能两岸共同发展？租界工部局，华界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想法，问题是谁来开发？这里面有两界、三界的竞争。综合考虑，我还是把跨黄浦江发展的趋势称为“东进”，把美租界在上海北部突破《南京条约》的《租地章程》限制，向宝山境内的江湾、殷行、吴淞发展，称为“北上”。

城市的起源，最初的动力很重要。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提到，说罗马最初是罗马人堆放战利品的地方，后来才发展出殖民地形态的奴隶贸易，以及平民、贵族的各项城市功能。现代北京的起源，其实是辽金民族的南进，奠定了元朝的大都，是北方民族南下的第一座城市，也是日后或者镇南，或者御北的要塞。军事功能是它的起源，以后的城市功能发展，都和这些早期因素相关。上海是“以港兴市”，它的发展路径也是被早期功能启动的，这就是先造码头，再建仓库，然后搞批发贸易。有了批发贸易，又搞零售商业；市场打开后，又发展就地加工，于是开工厂；最后因为城市功能越来越综合，它的房地产业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19世纪上海的“北上”路线，从海上联系了欧洲、美洲和日本、朝鲜、东南亚。清朝把上海拿出来，向欧美开埠，意味着全球最后一个重要港口的发现。16世纪以来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大航海”终于有了一个终点，1833年英国“阿美士德号”航海调查，发现了上海和北中国“新大陆”，并要求列入清朝开埠名单的意义正在于此。“北上”发展的外滩及其延伸区域，奠定了上海作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础。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军舰、商船停靠在吴淞口，或者舟山群岛的时候，他们就看好了吴淞口沿岸的停靠条件。但是，因为宝山县不开放，只能到上海贸易。于是有些快件就用小船登岸，然后用快马，沿着军工路送到外滩。到了19世纪后半叶，欧美的航船都从帆船换成了铁甲船，吨位越来越重，船只越来越多。黄浦江的岸线不够多，吃水不够深，迫切需要寻找深水港。这就逼着上海港到黄浦江下游、长江口，乃至东海边发展。深水港的问题，一直困扰上海。到了20世纪80年代，黄浦江的岸线上造满了码头，要不就是和航运相关的造船、修船、仓储、煤炭、油料企业。从上港一区造到上港十区，密密麻麻，几乎没有任何空地。这样的情况，到1990年代建造外高桥码头，2000年代建造洋山深水港才解决。

从租界出发的近代上海人，为了扩展和世界各地的联系渠道，不断“北上”。这是一条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是一条上海走向海洋，拥抱世界的线索。“北上”的过程中，有时候遇到的是阻力。1873年，苏松太道和上海县商量，给美国总领事熙华德划了一条界线，规定侨民“北上”租地时不得超越此限。租界方面称这条大限为“熙华德线”，就是沿武进路，一直拉到杨树浦的黄浦江边。但是，“北上”过程中，中外之间也有合作、融通和妥协。1903年，上海地方政府就批准了英、美租界合并以后的公共租界往闸北方向修了一条江湾路，不但突破了“熙华德线”，还深入到宝山县境内，这个称为“越界筑路”。从外交和政治角度评判“越界筑路”，总是差评。其实，从市政和社会发展角度看，问题有所不同。首先，“越界筑路”是中外双方协商的结果，是解决市政拥挤的有效方案，和迅速膨胀的商业、产业和事业相比，租界面积实在太小了；其次，它反映了租界侨商和华商的共同利益，开辟以后工部局收税，华商也得了更多商业利益。第三，租界在税收、消防、治安、路政管理上有制度优势，贸易零售、工商业、金融房地产业的效率和利润远远超过华界，“越界筑路”的土地收购出价，远远高于闸北商人和地方政府。有不少记载，土地持有人愿意卖给工部局。土地出让招标，给出价更高的开发商、总承包商，总是更加合理一点吧？

19世纪，上海的“北上”开发，留下了虹口港、提篮桥、杨树浦、江湾镇、吴淞镇等北部上海的丰富历史，可惜北上海七八十年的现代化经营，在1930年代的两次对日战争中大部分都被炸毁。留下来的是租界一部分，日军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还在租界内作战，才保全了北四川路、黄浦路领馆区一带，以及提篮桥、杨树浦沿江一带的企事业机构，集中在杨树浦路、平凉路、长阳路的细长地带。这个地区是上海早期市政的精华。19世纪的上海，它的商业、居住、文化、娱乐事业，都是沿着北四川路往北发展，是一条生活路线；它的港口、工业、公用事业都沿着黄浦江往东拓展，是一条生产路线。所谓“海派文化”，早期就是在虹口地区成形的。乍浦路、海宁路一带的密集影院，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祥地；虹口地区中小戏院，也是越剧、沪剧、淮剧、京剧、话剧的演出场所。福州路当然是“海派”开风气之地，但这些文艺演出普及到平民中间，搞出成功的商业模式，那是在虹口。所以我们说，虹口北上海地区，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

二、“各业繁盛”：二十世纪的继发活力启动“西拓”

在《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2009）中，我曾经说在1930年代“海派文化”成型之前，19世纪的上海与全球多个城市，如伦敦、纽约、孟买、加尔各答、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西雅图、悉尼、奥克兰、香港……，分享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全球文化。维多利亚时代是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凯歌高进的时期，“进步主义”和乐观精神洋溢。这一时期的市政发展，奠定了上海文化的底色和基础，讲“海派”不能扣除这一时期！除了“一二八”、“八一三”炸烂的吴淞、江湾、殷行、闸北之外，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的码头，杨树浦的工厂，这一时期的遗产很多都保存到二十世纪末。从英国式的红砖住宅、办公楼，仿文艺复兴式的大楼，从保留下来的工部局公用事业企业如自来水厂、煤气厂、发电厂，其规模和式样，都可以证明上海的“维多利亚文化”在全球城市中是最丰富的。就产业而言，当时就有“杨树浦奇迹”的说法。上海的港口仓储、外贸功能落地了以后，马上就地转化发展制造业。上海和中国最早的产业，如船坞、烟草、面粉、棉布、火柴、石油等商品，都是先进口销售，然后就有外贸商人投资产业，就地生产。怡和洋行原来是作贸易的，后来在虹口、杨树浦投资码头、仓库、卷烟厂、纱厂，甚至还投资“淞沪铁路”（1874）。

侨商资本带头，国资、民资企业跟进，上海的产业功能也起来了，城市的功能一下子强大很多。如果说19世纪的上海“北上”是被港口功能驱动的话，20世纪上海的市政动力来自其越来越强的产业功能。不可否认，房地产业表面上是推动市政发展的强大动因。但是，房地产业的繁荣，要靠整个城市基本实力的支撑。1930年代，上海房地产价格已经是苏州、杭州的三五倍，生活品价格比天津、汉口高一倍，工资高了不到一倍。梅兰芳从北京南下巡演，上海福州路天蟾舞台的票价三元，天津劝业场二元，北京天桥只一元。消费水平这么高，大家还是要来上海，为什么？因为，一是安全（由法制、警务、财务、商务、文化等诸种因素），内地太乱，上海避险；二是产业发达，打工有机会，做老板也容易，所谓“冒险家的乐园”。所以，一个城市要维持房地产和生活方式的高品质，首先需要制度保障，但是市政繁荣的直接因素是产业。没有产业支撑，房地产就是空中楼阁。

我们发现，过去上海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1960年代说上海的产业是轻工业，不及东北重工业。什么是轻工业？就是产品门类多，分工细，产业链长，集成能力强，综合面广，说“综合性产业”城市才是对的。上海的产业都是按照外贸-批发-零售-加工-制造的顺序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市场自然生长出来的。东北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才开发，东北煤、铁、木材产业只是日本重工业的一部分，不是全套产业。武汉、天津也有一些产业部门，但上海产业的整体性是最强的。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城市，产品在江、浙和长江流域有稳定的市场。问题来了，当上海从一个港口贸易型的城市转型为生产、贸易、商业并重的城市，房地产需求就不是沿黄浦江、苏州河就能满足的，它对西部腹地的土地需求越来越大。在文献纪录片《外滩》、《大上海》中，我们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如果说外滩像一张弓，像一座横排的大客厅，是上海拥抱世界的象征，那么和它垂直的南京路，就是一支箭，像一条生命线，通往了广阔、富裕的江浙腹地。正是有了对外、对内的双重城市发展动因，20世纪初年的上海开始“西拓”。

当上海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城市，它的扩展动力更加强大。我曾经算了一个数字，上海公共租界面积在1843年到1893年的50年间，从最初的黄浦外滩这一块增加了41.7倍，年均增长率是7.8%。法租界、华界也都在不断扩张，三界合起来，市政规模的扩展速度不亚于1990年代以后这一波“城市化”。由于公共租界治理良好，商业繁荣，20世纪的市区扩展最终是以南京路为轴线，一路向西地发展。先是越过西藏路，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连接；30年代前后，又接上了愚园路，愚园路又连接到虹桥路，正好就是一条正西方向的“西拓”路线。

19世纪的时候，静安寺路是一条乡间小道，是中外居民踏青、郊游的地方。沿静安寺路有不少花园别墅，张园、愚园，还有多国侨民的乡村俱乐部建在路边，那里地价比较便宜，风景宜人。当时虹口、杨树浦的地价还往上涨，建筑容积度很高。1980年代看不起虹口，说虹口是“下只角”，那是不对的，虹口曾经非常繁荣。虹口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是先进文化的策源地，文化名人的聚集地。20世纪以后，南京路以西起来了，当然不止是南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都一路往西，但南京路不受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人民广场）的阻断，沿着它的西端，往静安寺去了。上海的“西拓”，造就了一位传奇人物——哈同（编注：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的房地产策略不追涨本租界和虹口，他是“人弃我取”。大家跟着“北上”势头，西区地价相对便宜的时候，哈同就在南京路往西积累了连片的地皮，一直到静安寺路，土地储备多到用不掉，索性建一座爱俪园（哈同花园），今天开书展的展览中心地皮当年都是哈同的。20世纪的房地产开发集中在南京路的水平延伸线上，哈同曾经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大房地产商人，富可敌国。据说，哈同当年的世界财富排名也是前几位的。

愚园路、虹桥路都是越界筑路，租界政府出面，在华界土地上修一条马路，租界政府和商人有土地开发权、租赁权、招商权、管理权、经营权，但仅限于马路两侧。外商租地，要与华人地主个别谈，还要用华人名义顶租。我们看到，20世纪大规模的越界筑路集中在沪西，高强度的房地产开发也从东区、北区转向西区。从虹口-提篮桥-杨树浦，到南京路-静安寺路-愚园路-虹桥路，上海市政建设从“北上”转为“西拓”，势头非常明显。商人们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变化，1915年，粤籍悉尼侨商郭乐投资建造永安公司百货大楼，选址面临抉择：是在广东人聚集的虹口，还是到仍显郊外风光的南京路西头？他派人在两处测算人流量，站在路口计数，用黄豆代筹，发现从静安寺、法华镇、徐家汇、真如镇来，从西头进来南京路的人流越来越多。永安与南京路主人哈同果断签约，选择在浙江路口建造一幢巨厦，非常成功。位于南京路东头的英资“四大百货”（福利、惠罗、泰兴、汇司），因为“新四大”（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在西面崛起，就慢慢衰落下去了。

上海市政的“北上”冲动在20世纪初平复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黄浦江的治理。一个重要事件是《辛丑条约》附约《改良黄浦江水道之规程》，清政府允许上海成立浚浦局，以解决黄浦江通航问题。受黄浦江上两块“铁板沙”、“江心沙”的影响，巨轮常常搁浅，只能停在吴淞口候潮入港，或者就要接驳。1905年，浚浦局建立，疏浚黄浦江，挖出来了泥沙堆成了复兴岛。黄浦江畅通了，万吨轮直驱外虹桥码头，几十年里一直要获取吴淞口的冲动暂时平息。后来，黄浦江不断疏浚深挖，整个二十世纪中，上海的远洋港口一直留在黄浦江的市区段，外滩，北外滩，东外滩、南外滩，一直到龙华的煤炭码头，黄浦江左岸码头停靠的万吨轮密密麻麻。港口功能给“浦西”的市政动力一直持续。

当时，600年的老上海，50年的新上海，积累起来的港口、金融、工业、商业的功能在东区、北区，南京路以西，静安寺路、愚园路西区一带的主要功能就是居住。平民住宅是里弄、新村，高收入者建公寓、别墅，形成了1930年代风格的新式住宅区。20世纪交通设施的进步，也给“西拓”提供了条件。1908年，静安寺路到外滩（1路）、徐家汇到外滩（法电1路）都开通了有轨电车，一般市民不用专车（马车）、私家车也可以交通。如此“西拓”，上海西区的腹地越来越深，而且没有局限。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上海“西拓”主要原因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分治，租界在北、南两个方向被华界压住了，“北上”“南下”都不可能，只能“西拓”。

从1930年代的上海市区地图看，情况确实是这样。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市政发展的主体是租界，引领工业化、城市化的能力更强。但是，华界的闸北、南市也不差，华人实业家非常厉害，事业做得也很好。陆伯鸿等人办闸北水电公司、南市电厂、华商电车公司，还有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的北站、南站，令两租界的公用事业投资进不了华界。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有一套，这样租界市政就只能往西拓展。上海交通，东西向有好几条通道，如南京路、北京路、延安路、淮海路、复兴路、建国路，南北向的通道就很少，一条西藏路，还不能联通闸北、租界和南市。“北上”不得，“南下”就更难了。

三、“浦东”vs“虹桥”：摆动于“东进”与“西拓”之间

20世纪初的上海，还有一种市政建设冲动，就是要跨江发展。也就是说，早在1990年代“开发浦东”一百年之前，上海人就有一种“东进”的理想。这种理想主要存在于上海的华人商业群体中间。

有实力的租界工部局也想开发，无奈“北上”都这么难，何况跨江“东进”。上海英侨企业耶松船厂1865年创建在虹口，虹口太拥挤了，就移到了浦东陆家嘴，就是后来的上海船厂。英商马勒船厂原来也在杨树浦复兴岛上，1937年在对岸庆宁寺（高庙）上川铁路终点站建造新船厂。受中外体制的限制，外侨只能开发浦东沿江岸线，除了开辟为码头、仓库、船坞之外，川沙、奉贤、南汇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腹地都要由华人来经营。所以，川沙人黄炎培大力提倡“开发浦东”，想着要振兴浦东，赶上浦西的飞速发展。

1918年，孙文规划中华民国实业建设，写《建国方略》。当时他人在上海，是以现代上海的市政制度作模范，想象出一个新中国。他在“东方大港”中想象着“开发浦东”，他说：“依我的计划，当更延长浚浦局所已开成之水道，又扩张黄浦江右岸之弯曲部，由高桥河合流点开一新河，直贯浦东，在龙华铁路接轨处上流第二转弯复与黄浦江正流会。”孙文的计划是说在浦东开一条新黄浦江，接上龙华港河，直通高桥镇，作为主流河道，建立新港、新码头、新工厂。然后，把外滩的江面“填塞之，以作广马路及商店地也，”成就一个“新黄浦滩”。他想把黄浦江最繁忙的诸外滩地带给废了，填平了拿来作新市区的房地产开发，既夺了外商的“利权”，又均了租界的地价，华界自然就发展起来了！孙文这个计划脑洞太大，他要是有机会再当大总统，有权有技巧，或许还真会这么干！孙文这么想，是上海的华人都有“东进”的理想，建大桥，造隧道，上海人都曾经计划过。来自朱家角镇的民国作家陆士愕在1910年写小说《新中国》，就是梦想“开发浦东”，在浦东开一场世博会。

所以，我认为上海市政发展格局中存在一个“东进”和“西拓”的张力。20世纪初，“西拓”是潜滋暗长，不知不觉，由投资界一步步投入的大趋势；“东进”是脑洞很大，广为宣传，由文人、学者、政治家们合力鼓吹，而投入甚少的梦想。之所以说是梦想，不是大家讲的由于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不行。20世纪初的上海，已经具备了“开发浦东”的市政建设实力。1907年，苏州河上就建造了外白渡桥，资金、技术不是问题。华商的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代就建造了万吨轮，还出口美国。马相伯外甥朱志尧家里开设的求新造船厂、南市发电厂，也都有实力参与浦东开发。条件不充分的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环境，以及租界和华界的体制差异。上海市区跨江发展，在宝山、川沙境内，采用哪一种市政制度来治理？上海当时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种体制，一市三制，这需要谈判。香港在港岛、九龙和新界也是三种体制，新界的开发也是到1970年代才做的。这是地方政府，南市、闸北、公共租界、法租界都说了不算，需要江苏省政府来协调（当时上海直属江苏省），还涉及国际保护条约。所以，除了议论、想象和计划之外，中央政府让大家坐下来协商谈判的机会都没有给。

在租界之外，再搞一个“大上海”，当时是江苏省政府一直考虑的。1898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听从张謇等人建议，为了堵住租界逐渐往北推进的市政，保留开发权，就搞了吴淞镇“自开埠”。“自开埠”相当于19世纪的浦东开发，土地批租，利权自握。主动开放，把港口、路政、警政、税政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上。这场“自开埠”搞起来不久，黄浦江疏浚工程成功了，一些外资企业又回去了，清朝就拿来练水师。20世纪以后，做了工业区、大学校园区，上海很多大学，包括复旦大学都起源于吴淞镇。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又想搞“大上海”，这次仍然发展江湾五角场。五角场“民、国、市、政、府”的马路体系和宏大，它的市政规模是延续了19世纪整个北上的势头，从北面镇住租界，发展江苏省自己的“大上海”。无奈上海市区的自然延伸势头，已经从“北上”转为“西拓”。当然，吴淞、江湾、五角场、殷行的建设成就，最终还是毁于“抗战”和“内战”，今天讲市政，先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

1928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建设一个“大上海”，五角场新市区之外，还把高桥、高行、陆行、洋泾、塘桥、杨思等沿黄浦江乡镇并入“上海特别市”，实施开发。到了1958年，中央政府陆续把旧松江府全境内的七县（上海、松江、青浦、金山、川沙、奉贤、南汇），苏州府三县（宝山、嘉定、崇明）归入上海直辖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本的“大上海”。1958年到1961年期间，还曾经设立过“浦东县”，意图也是要“开发浦东”。然而，这一时期上海已经不是远东金融中心，大量工厂在“抗战”“内战”中损失，随后又是大批“内迁”“支内”，留下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再要搞大规模的跨江开发，就力不从心了。直到1980年代，上海的“东进”还是在发展，但规模和质量都相当有限，乃至于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说法。

19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开始之初，“虹桥开发区”先行先试。因为从发展趋势，即所谓城市“文脉”来说，1930年代“西拓”到达的边界虹桥地区条件更加优越一些。这里的公共交通、马路设施、各种社区都是现成的，离国际虹桥机场近，花园别墅多，招商容易。然而，1993年“浦东开发”确定为中央战略之后，上海有机会再次“东进”，实现百年梦想，尤其是陆家嘴，只要隧道、大桥一通，市面垂首可得，于是上海与中央达成的共识还是“东进”。实际上，上海的“浦东开发”和虹桥开发，一直是PK和VS的关系，并行不悖。虹桥、古北、漕河泾的开发异常成功，我记得虹桥西面青浦境内的徐泾别墅区，也是1990年代就开始建造了。再往西的赵巷工业开发区，也是1990年代起步的。从虹桥VS浦东的情况看，青浦地区承接上海的“西拓”势头，1990年代以后一直是存在的。

除了“北上”“西拓”和“东进”之外，上海城市发展的文脉中还有没有一条“南下”路线？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历史上明确以南汇、奉贤、金山为目标的“南下”运动，倒真的没有。上海正南方向的几个县，原来都是宋、元、明、清围垦而成的米、棉、盐产区，这一地区有来上海经商、从业的，但近代上海的产业扩张还没有达到那里。1958年，上海在南部远郊黄浦江边建设江川路“闵行一条街”，搞机电工业“四大金刚”，那还是在上海县境内，与奉贤县一江之隔。“文革”期间，“抓革命，促生产”，市区一些工厂帮助郊区“社队（乡镇）企业”，浦东沿江的一些产业，有向南汇、奉贤、金山扩展的趋势，所以上海南境的市场经济，在江浙地区起步是很早的，但后来“浦东开发”以后，产业和市政发展反而不如苏州、无锡、湖州等邻近的县市。

上海市政建设的“南下”战略，不缺大项目，缺的是活力激发。1972年，中央安排了金山石化项目，建设了金山卫工业区；1996年，上海建造洋山深水港，形成了如今的临港工业区。还有浦东机场、迪士尼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都是偏南部的大项目。这些大手笔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南下”效应，但相比稳步推进的“西拓”，还有江、浙地区众多成功的专业产业园区，上海南境区县缺乏市场经济活力。21世纪以来，上海市政府努力建设的临港重大装备建造基地，在目前上海产业大量转移到江浙地区的情况下，这里是维持“上海制造”的最大希望。这几年大飞机、航发、风电、核电、海洋产业、微电子产业，都在临港集中。但是，这些中央和市级大工程产生的地方活力还不足，1990年代初期川沙、南汇、奉贤的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市面繁荣反而衰退了。

前几天在奉贤区看见的“东方美谷”项目，给人以意外的惊喜，这是一个自下而上搞起来的全国领先新产业。位置偏南的奉贤做得很好，境内的民企、外企和地方国企从护肤品生产开始，打造出一个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金融的全产业链，还往美容、健康、养生、理疗、运动、度假等综合性产业方向延伸，产业前景还会有时尚、设计、休闲、餐饮等“海派”生活方式消费。上海历史上的房地产业繁荣，是因为有综合性的强势产业作支撑。失去产业基础的房地产繁荣是空中楼阁，传统的产业优势流失后，如果金融业，服务业、旅游业、教育、医疗、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足以支撑2400万人口的就业和生活，会非常危险。“五个新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上海市区的产业转移，应该就近让新城来承担。如果仍然沿袭房地产开发思路，只管土地批发，只搞住宅建设，将来会出大问题。上海如果把南部杭州湾作为产业后方，像奉贤“东方美谷”一样，至少像江浙县级市一样，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则“南下”也是一条希望路线。

四、青浦新城的崛起与青东、青西的关系

这次市政府提出要建设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为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是一次正确的决断。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综合性节点城市”，这个表述改变了以前把郊县作为农业县，为市区提供粮食、副食品供应；后来又把郊区用作土地储备，以备建立开发区、住宅区的做法。如果我们纵观上海“以港兴市”，靠着当初独有而强大的港口功能，逐渐发展为贸易、商业、产业、金融、文化、教育、科技型的“综合性城市”的历程，就会理解“实业”的建立和保持，对于像上海这样人口规模的超级城市的重要性。当上海还处于产业流失阶段，过量的房地产投资虽然能维持相应的增长，但超额的居住人口，必然使上海成为一个消费性城市。1930年代以前，上海的人口是自然增长，即一直靠产业发展导入；1940年代，因为战争，产业受损的同时难民涌入，人口与就业失去平衡，市区出现了恶性膨胀的棚户区；1950年代以后，政府是通过人口和产业同时迁出，即所谓“内迁”，来解决上海的市政发展困境；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城市人口和市政规模同时膨胀，而旧产业不断舍弃，新产业增长滞后，要靠房地产拉动，这种情况在上海市政发展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如何处理好这个新的困境，是“五个新城”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五个新城”目标的提出，一定意义上是过去20年政策的延续和发展。2000年，上海提出“一城九镇”的目标建设，松江新城，和临港、安亭、浦江、高桥、枫泾、奉城、罗店、陈家镇、朱家角镇，被纳入了规划建设。嘉定和松江有比较好的科技、汽车和新产业基础，临港也有较大空间安排全新产业。嘉定区在2014年提出将本区建成“长三角综合性节点城市”，在上海的西北部与江苏的昆山、太仓之间，成为一个独立城市，即不但要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还要有一套独立市区设施。这个思路也是非常正确的，上海的产业转移，大部分是往西走，落户到了江苏的昆山、吴江、太仓、常熟，浙江的嘉善、嘉兴、湖州等地，远的还到了无锡、江阴、常州、丹阳……，上海郊区的好多地方反而成为产业洼地，经济、市政，乃至文化、教育也就发展不起来，这并不是应该出现的情况。既然上海和苏州、杭州之间可以兴起那么多的优势产业城市，上海的四面八方，郊区当然也应该可以承接较大分量的优势产业，进而形成“五个新城”。既然上海西北角的嘉定、西南角的松江，都能够保持和发展优势产业，那正西方向的青浦，自然更有理由成为“五个新城”中的新秀，在上海与苏州之间成为一座不亚于昆山、吴江的独立城市。

在上海所有区县中，除了崇明岛，青浦在东西方向上最为狭长，因而分成青东和青西两块。这次“新城”其实处于青东和青西之间，应该是“青中”。青浦的东、中、西，各有非常优越的环境和条件。青东的徐泾、蟠龙、赵巷，位于虹桥长三角交通枢纽和中央商务区的西缘，已经跨在了“大虹桥”上；“三通一达”的物流业巨头总部，北斗科技产业园，以及一大批科创、文创企业落户，经济起飞之势已经初步呈现。青东的崛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别的新城可能要加紧开发，而青东可以躺赢，躺着就赢。

相比青东，青西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青西的朱家角、金泽、练塘、商榻、西岑、白鹤等镇，是大上海范围内的水源保护区，三四十年来为上海人的饮用水安全，牺牲发展，保护环境。然而，暂时的放弃终于获得更加长期的回报，一直靠领取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营的青西地区，因为保存着江南地区最好的田园风光、明清古镇和优良的农舍、农家菜，现在成为发展旅游、度假、会务、研学、论坛等轻型产业的最佳场所。华为看上青西地区同时连接大虹桥和江苏、浙江的地理优势，以及优美的环境，把研发总部建在西岑，也是这个原因。其实，青浦在青西地区自身就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青西是上海市政府为保护水源而保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文化区域，这个特色会给青浦带来无限的机会，成为当代“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展示区域。

青浦新城，在青浦区境内，就可以作为青东、青西的一个连接点。在“五个新城”中，青浦这样明晰的东、中、西区的区域特色，本身是独一无二的，应该在战略规划中善加利用。青东发展现代商务、科技、金融、文创，青西发展文旅事业，新城在中部引入江浙和市区的高端制造业，形成上海西部嘉定、青浦、松江组合成的纵向产业带，留住上海的产业。正如前面铺垫所说的，青浦在“南京路-静安寺路-愚园路-虹桥路”的上海黄金发展主轴线上，如今的318国道、G50高速、17号地铁线，连接起青东、新城和青西，仍然是上海发展的主轴线。青浦新城的条件太优越，西北方向的嘉定只通往江苏，西南方向的松江只通往浙江，只有青浦可以左脚踏入浙江，右脚踏入江苏，左右逢源。江、浙、皖、沪四省市联席会议把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划在青浦、吴江、昆山和嘉兴之间，正说明青浦的枢纽地位。1960年代，嘉定发展了汽车产业；1990年代，松江开发区的新兴产业一直没松懈。逢到“五个新城”的发展机遇，现在就是要看青浦新城了。这么优越的条件，相信“青浦新城”在“五个新城”中间能够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做出为延续上海的产业、市政和社会发展关键性贡献。

明清时期，青浦的朱家角镇就是进入上海的一条通道。万历年间，松江府生产了全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棉布，称为“衣被天下”。苏州、常州、湖州、嘉兴是江南水稻高产区，北运漕粮的输出地。青浦地区各市镇形成了布市、米市两大交易市场，商业传统是有的。朱家角厉害，现在那条“淀浦河”上，原来就有上海地区最主要的漕河码头，河边有江南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朱家角市面繁荣，人称“三泾不如一角”。江南巨镇枫泾、朱泾、泗泾，市面都不如朱家角。漕河繁荣，从青西朱家角，一直延续到青东七宝，这就是上海地区在“江南文化”时期的一条东西主轴线。19、20世纪以来，上海出现的新文明从黄浦江边的十六铺“以港兴市”开始，自东徂西，从七宝到朱家角，又是一条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向江南各地输出的供给线。朱家角镇上至今仍有招商局码头、马家电厂、碾米厂、消防、邮政、报馆、印刷厂的遗迹，让大家记得上海和江南的“早期现代化”。

上海在19、20世纪的强势发展，消化了欧美文化，为江浙地区输送出现代产业、现代制度和“海派文化”。如今，江苏、浙江地区的产业支撑，又使得上海文化得江南文化的援助，并在青浦地区进行融合。当代“江南”和“海派”的交汇与融合，或许还会带动整个长三角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今天也不是单单“海派文化”带动江南了，20年前是上海带动长三角，而今天是长三角推动上海。

上海在努力发展港口、金融、贸易、科技、教育、医疗等产业功能，目前在全国的优势还有生活方式。不能小看上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城市“软实力”。目前，上海的医院还在全国前列，我们的大学，复旦、上交也还不错。许多生活方式，打上“海派”标记，开发成“新天地”“武康庭”“田子坊”“吴江路”，有很多人来打卡。但是，像上海这样人口规模的超级大城市，没有一个综合性的产业体系来支撑，是不能维持繁荣的。

上海应该想一想，我们目前还有什么？我们需要保持的有哪些？我们还有哪些可以输出给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城市，而我们又需要从江南发达的产业经济中取回来一些什么？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青浦新城真的就是“综合性节点城市”。上海的未来，要看“五个新城”的下一步发展，而青浦新城是最有可能创新发展的城市。希望青浦新城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集群，支撑起21世纪的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青浦新城通向广阔的江浙腹地，上海借此回到江南。借助江南的坚实依靠，上海也可以再一次向外发力，走向世界，接纳全球。1930年代在南京路成功上演的“东方全球主义”，应该在它的延长线上，延续和恢复起来，并且有新的表现样式。

（本文系李天纲7月2日在上海博物馆与澎湃新闻联合打造的文化项目“魔都与新城：共启寻根之旅”系列讲座第二场《青浦—从千年古港到上海之门》上的发言。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经李天纲本人补充并审订。文本整理：澎湃新闻记者王琳杰实习生乔等一）

责任编辑：田春玲

校对：徐亦嘉

陈晓维︱郭葆昌与《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

第一次听到“工匠精神”这个词，我立刻想到的，就是郭葆昌。他督造的洪宪瓷登峰造极（福开森评价为“近代最优美之瓷器”），他监制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后文简称《名瓷图谱》）因装帧之品位高雅、印制之精良不苟，被誉为“民国第一书”。从他的作品里，我们能看到他对美感的热烈追求。而且他绝非坐享其成的空头指挥家。制瓷器时，他是“于制造瓷器之工作，如取土练泥调釉以及上釉绘画诸事，均一一详细调查，至与工人画手同起居，是以洞悉彼等艺术内之秘诀”（福开森《悼觯斋先生》）；印书时，他是“书之纸由郭君本其经验指授方法，就原产地江西铅山县与福建崇安县交界之分水关内外选匠督造，其料为新发嫩竹，纸帘按书页大小特制，系依南唐澄心堂造法，砑花于上下端，并标明‘觯斋制’字样。纸质无论在何气候中，皆能历数百年而不变，且砑印若干次，而纸面愈见光泽，一无损伤，故于彩印最为相宜”（同上）。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一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二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三

《名瓷图谱》印出后，《许宝蘅日记》1932年1月1日记载：“郭世五来，以所印《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见赠，项氏原谱系彩画，英人得李氏摹本，曾经影印，世五亦有李摹本，加以校正，以彩色印之，首列釉色名品表，其所用颜料虽多取外国而亦参以中国之品，惟白色以砗磲研粉和以珠粉制成最为精美，其纸亦于闽赣间定制，不知者或认为外国品，而外人则以为彼所不及，此册经历二年有余始印成，靡款十八万元有奇，购机制纸，教授工作，皆世五精心独选，可谓中国印刷开创者，外人颇重视之，恐国内尚少知者，每册售价三百元，余以题写封面，得享此厚馈。”《刘半农日记》说：“赴孟端胡同郑瑞生家之宴。见所藏郭世五影印项子京古瓷图谱，印刷之美，虽未必绝后，要之空前。然书仅一册，而卖价至三百元，犹说赔本，亦何苦来。”可见此书之精美，令人震惊。

而该书定价三百元，尚且赔本，确实匪夷所思。关于该书的印数，之前一直没见到有说服力的史料。直到去年年底在保利公司的秋拍上，出现一通郭葆昌的觯斋书社致日本书店的代售书信，其中明确说道：“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印五百部，每部定价华币三百元；凡书店代销者实收八扣以二成为代售负责酬金。如在本社零购者，仍照定价无扣。此中国售书规章也；贵国代售书店一同上项待遇；欧美各国购定者已三百余部矣。”

郭葆昌

五百部乘三百元，是十五万元。距离成本十八万元（如果郭葆昌没有夸大的话）确实尚有三万元的亏损。而三百元的定价，以及十八万元的成本，在该书出版的1931年是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书店里销售的普通书，比如同样出版于1931年的徐志摩诗集《猛虎集》，平装本定价是七角，精装本一元。根据邓云乡的文章《六十年前北京人经济生活杂述》：三十年代前期，小学校长月薪一百元；北大清华毕业生起薪八十元；北京一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六元房租（可租三间厢房），可维持小康水平。可见一本《名瓷图谱》的定价维持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费毫无问题。

而成本十八万元更是个惊人的数字。我们知道，1928年傅斯年恳请中央研究院买下李盛铎藏明清档案（即所谓八千麻袋），只花费了一万八千元。1929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收购陶湘藏各类丛书五百九十一种，二万七千多册，也不过三万一千元。也就是说，郭葆昌在这部书上的投资，足以买下以上所有珍本，尚绰绰有余。这是真正的不惜工本。

根据聂婷著《福开森与中国艺术》，《名瓷图谱》的出版得到了福开森经济上的支持。福开森于1929年刚刚以七十万元的价格出售了他在《新闻报》的股份，因此他的手头变得非常宽裕。而他出售股份的时间点恰好与他跟郭葆昌决定合作出版《名瓷图谱》的时间点一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觯斋先生做任何事皆追求极致。如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并不以收藏书画见长的郭葆昌却能将书画藏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贴》和《伯远帖》收入囊中（1951年，此二帖由国家出资三十五万港币从郭氏后人手中购回，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印《名瓷图谱》用的“觯斋纸”，后来也成了书林名物。人皆以能用觯斋纸印书为荣。如1939年辅仁大学部分教授为庆祝陈垣诞辰六十周年所印的《陈援庵先生六十寿序》，“序屏写成后，援师称赞文与字俱精美，为答谢同仁盛情，特用觯斋（郭世五特制）宣纸石印成册，每页一幅，前后加素白扉页，香色染宣封皮，丝线装订，印数百册，馈赠亲友”（刘乃和《浅释援师六十寿序》）。

《名瓷图谱》书后有郭葆昌和福开森各自的斋号“觯斋”和“观斋”两方印。其中“观斋”一号来自福开森收藏的《大观贴》卷六。

参与《名瓷图谱》编辑出版的，除了郭葆昌和福开森以外，尚有数人，似乎都已湮灭无闻，在此简单说两句。

负责文字校订的是张允亮，字庾楼。版本目录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子，娶袁世凯长女袁伯祯。吴小如撰《我与北大图书馆》，说三十年代时“有关古籍版本目录之学的鉴定和分类的知识，我总是去找洪宪皇帝袁世凯的驸马张庾楼老人请教”。

承担雕印之责的褚克明，字聘三，奉贤人，光绪末年受公派留学日本，进日本帝国纸币局学习印钞技术。回国后在白纸坊北京印钞厂的前身——大清度支部印刷局任工务科长。民国后留在原处——改了名的财政部印刷局继续任工务处处长。郭葆昌在印制《名瓷图谱》时，没有选择把印务托付给印刷厂，而是亲力亲为。他从德国进口了印刷设备，在自己秦老胡同十一号的大宅里办起了印刷作坊，并从印钞厂请来褚克明这样当时印刷业的顶级人才担纲。这样他就能把控印刷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尽量追求极致的效果。

负责缮写的是邵循慤，其祖父邵积成与张人骏是同治戊辰科的同榜进士，曾出任四川学政。邵循慤因病早逝，娶张人骏孙女张象璥，即张爱玲《对照记》中提到的比她大十三岁的“妞大姪姪”。但张爱玲说“妞大姪姪嫁给一个肺病已深的穷亲戚，生了许多孩子都有肺病，无力医治”。穷亲戚一说恐不能成立。

当然，这部书出版不久，其依据的原本就被伯希和撰文论定为伪书。伯希和文后来由冯承钧译为中文。福开森还写了文章论辩，当然完败。但我曾经读到扬之水著《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中《说“事儿”》一篇，在解释“穿心盒”的样式时，引用了《名瓷图谱》中著录的“明宣窑祭红穿心合”，并在注文里说：“福开森《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图七五，觯斋印书社1931年。按此书虽然今人多疑其伪，但穿心盒原有此式确是不错的。”可见此书内容也并非一无可取。

觯斋贺年卡

觯斋致日本书店信札

郭葆昌从一个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农家子、古董铺学徒，一跃成为顶尖的收藏家、鉴定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并参与了民国时由官方组织的几次重要文物鉴定活动），并创造了近现代制瓷业的巅峰，不可谓不传奇。然而关于他的生平记述，却颇为含糊。

比如他十四五岁从河北定兴来到北京后最初的经历，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他的外孙马常说他在“北京西华门古玩铺学徒”。曾跟他多有来往的周肇祥说他出身“西四牌楼乾元亨挂货铺”。曾受他指导的傅振伦说他在“东四某古玩铺为学徒”。晚一辈王世襄的说法则是“西城羊市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其中王世襄和周肇祥所说的地点较为接近。

而关于他去世的时间，也众口不一。马常说他1942年因胃癌去世于德国医院。傅振伦撰《郭世五先生传》说是1940年。王世襄的说法是约于1935年前后逝世。陈重远则说是1940年秋季。这几种说法都不对。最近查到1941年4月出版的月刊《中国公论》第五卷第一期上，有两篇总题为“悼觯斋先生”的文章。两位作者都是他的挚友。一位王荫泰，一位是福开森。王荫泰的文章注明写于3月10日。从文章开头的语气“於戏！郭觯斋先生不幸亡矣！”判断，显然是听到郭的死讯不久所写。紧跟在王文后面的福开森悼文则说“于星期二晚间已安然长辞人世”，也有同样的意味（福开森在文章中把郭葆昌和去世不久的英国著名收藏家尤摩甫帕勒斯并称）。把两篇文章编排在一起，我想应该是该杂志闻知郭葆昌死讯后，紧急约稿刊发的。查1941年3月10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是3月4日。所以，郭葆昌去世的日期很可能就是这一天。又，1943年3月13日《新天津画报》刊登署名“介白”的文章《定兴郭葆昌先生》。说郭“前年以胃病险恶居德国医院”。也可佐证去世时间为1941年。文章且说郭葆昌临终前作者曾前往探视。“告以平生所执行‘不为天下先’论，纯为客气。青年应鼓勇前进，‘竞为天下先’，以作临别赠言。既逝，遗嘱愿将所有古器，送交故宫陈列，惟以‘不许出国’为条件”。几年前出版的《许宝蘅日记》本应对郭的去世记上一笔，因许和郭来往很多，许且曾为《名瓷图谱》题签。但很可惜，许宝蘅的日记从1933到1943年的部分，因“多有残缺”，日记出版时未能收录。

郭觯斋的发迹除了自身的天赋与勤奋，当然得益于袁世凯的赏识。王荫泰文中说他“居京师好客，喜交游，日与诸公贵人游，饮酒歌呼，尤强力喜事，诸贵人或有宾祭期集，属之，咄嗟立办，盖有能吏之材，项城袁公深赏识之，民国初，袁公当国，长公府庶务司，旋简放九江关监督兼管景德镇窑务，洪宪帝制将举大典，先生所督造瓷器，实为近代瓷器之绝品”。关于他办事的机灵变通，也有很多佚闻流传。前人多有述及，在此不再赘述。

张伯驹《春游琐谈》里说他“极机警干练”，“其人与遭遇，使胸有翰墨，亦高士奇一流人物也”。而他的个性，也的确是霸悍凌厉。外孙马常回忆说：“我甚至害怕上他的饭桌。今日高级餐厅里已普遍应用的旋转桌面，60多年前在他家饭厅中就已经拥有。但我对那些转来转去的碗盏，总是不敢举箸。一是担心‘不会吃’那些怪里怪气的山珍海味，一旦露‘怯’，要遭他笑骂；二是我极不情愿使用那极细又极沉重而且用细链子连在一起的银筷，我曾用那玩艺夹鸽蛋掉在地下却遭过外祖父的斥骂。”又如《程砚秋日记》里说：“至德国医院烤电，李昆山君谈郭世五性情特别古怪，常吃饭掀桌骂人等等，可与尚小云、三兄并美。”可以想见，在其严厉目光的督责之下，那些为他工作的匠人不敢不全力以赴。

《名瓷图谱》我后来当然也买到了一部，算是了了心愿。有一次在一书商家还见到一部有郭葆昌签名的《故宫辨琴记》，讲他与福开森、马衡、郑颖孙等人到故宫鉴定宋代广窑修身理性琴的事情。我眼前不禁一亮，可惜这位朋友不肯割爱。还好，不久又在境外网站买到一部觯斋印的《瓷器概说》。该书也用觯斋纸印，中英双语，由郭氏专门雇的写手河北冀县人魏翼卿缮写。这部还是郭葆昌签名送给日本著名的博文堂老板原田悟朗的。原田悟朗与其父亲原田实两代人是大正、昭和时代日本古玩界的活跃人物，是中国古玩商与日本方面做生意的重要中介。

《瓷器概说》

《瓷器概说》郭葆昌签名

又回忆起，非典前后，我刚开始买旧书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一部《名瓷图谱》。一天下午，去孔夫子网老板和老师府上拜访，说起此事，他不说话，笑了笑，转身从里屋有点吃力地抱出一摞开本、厚度一模一样的书。仔细看去，竟全是《名瓷图谱》，至少有七八部。从此我便懂得，寒士如我，妄议“藏书”二字，不过为纷纭尘世徒增一笑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