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区书刊样本印刷工厂上海书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早期出版机构|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早期出版机构

1923年11月，中共党组织在上海南市小北门民国路(今人民路)振业里口11号，开设了一家上海书店。振业里共有一弄、二弄和三弄，11号就在一弄弄口。这里是一楼楼底，书店的陈设较为简单，靠墙两侧摆放着两个玻璃书橱，店门口挂着一块搪瓷招牌，蓝底白字，上写“上海书店”四个大字。楼上是宿舍，也是党组织活动的秘密场所。

中国共产党宣传阵地燃亮的新灯

革命书刊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党诞生之前，党的早期组织就非常重视出版工作。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出版。同年9月，《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自办发行，成立了新青年社。

据曾负责上海书店出版发行业务的徐白民回忆，“党在上海本来有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那就是新青年社，社址在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该社被法捕房查封后，迁到广州，在广州展开活动终究不及上海方便。但迁回来就不能再用原来的名称，也不能设在租界里。因此，党决定另起炉灶，在华界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开一家书店，这就是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除继承新青年社的衣钵，继续发行新青年社出版的书籍之外，还接手了党在创建伊始就成立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存书。

上海书店开张后，为了掩人耳目，店中陈列的多为民智书店、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出版的书籍，还有少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书。马列主义的书籍，则放在不太显眼的位置。此外，店内还出售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

“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的责任”

上海书店的开业并非悄无声息。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锋》杂志第2期上，刊登了上海书店的两则广告。此后《新青年》《新建设》等杂志上也陆续刊载了开业广告：

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一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供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现已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先行交易，待筹备完竣后，再择日正式开幕。

关于上海书店供献给读者的出版物具体是什么呢？从旁边的另一则启示中可看出些许端倪：

社会科学会诸君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于国人起见，现分任编印各种社会科学讲义托本书店发行，办法大略如左：

一、每月发行讲义一次，定价大洋五角。

二、每年十个月，预交者收价大洋四元。

三、每月有六种讲义，字数在八万以上，合订一册，两年出完。

四、第一期之讲义为社会学、社会哲学、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社会问题、社会思想及运动史，国际政治等。

上海书店约出版过30余种革命书籍。许多作者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如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施存统、安体诚、蒋光赤等。由瞿秋白、施存统、安体诚分别讲授的现代社会学、现代经济学、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等科目，其讲义经瞿秋白编辑后分1—4集陆续由上海书店出版。此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前锋》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都由上海书店发行。

上海书店成立后还出版了恽代英等的《反对基督教运动》、施存统译《资本制度浅说》、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青年社丛书”6种：《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向导丛书”4种：《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恽代英、蔡和森等编写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其以简明通俗的文字，揭露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在当时受到群众欢迎。这本书1924年初版，1925年1月再版，但不到半年，就印了6版，在同年9月印第8版。又如《将来之妇女》，则介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婚姻、妇女及教育等情况，在1925年4月初版，到1926年8月印了11版，可见其影响之广。

上海书店的出版重心是社会科学理论著作，但也有《革命歌声》《世界名人照相明信片》(6种)《恋爱与道德》《新梦》等通俗读物。文艺创作很少刊行，仅印有蒋光慈的《新梦》，这是一部革命新诗集，页前印有“献给东方的革命青年”一行红字。

上海书店的“当家人”

上海书店成为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宣传阵地，它的业务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主要负责人毛泽民的辛勤工作。

上海书店在筹建之初由徐白民负责，当时的形势极为复杂，党中央拟选用一名身份尚未公开的党员负责筹建工作。为此，特从浙江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调来徐白民筹备并主持上海书店的日常工作。

1925年，全国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马列主义读物和进步书刊的读者对象不断增多，尤其是南方各省对上海书店出版物的需求日益迫切，销量大增。负责承印该店书刊的私营明星印刷所已来不及印，党中央遂决定在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香山里开办国民印刷所，对外名为崇文堂印书局。

也就是在这年，毛泽民接到党中央电报，奉命来到上海，任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初次来到黄浦江畔的毛泽民对于出版发行工作较为陌生，然而他凭借着无所畏惧的顽强精神，勤于探索，勇于开拓，使上海书店更出色地担负起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当年，毛泽民化名杨杰，有时穿长衫马褂，有时则西装革履，常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忙于筹措出版印刷急需物资。由于当时上海书店设在较偏僻的南市，为方便广大读者购书，扩大革命书刊的销售量，毛泽民先后在沪西、沪东、闸北建起了多个分销处。如设在上海大学内的书报流通处，实际上就是上海书店的闸北分销处。此后，又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书刊的发行部门。分销处由最初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四地，发展到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在香港、巴黎和柏林也设有代售处，以致书刊尚未印刷，就收到不少预付款。

上海书店越办越兴旺，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26年2月，当局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被封后，出版发行工作转入地下，另设宝山书店于宝山路，处理上海书店未了的事务。毛泽民等前往汉口继续创办长江书店。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出版机构，上海书店在险恶的环境中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站在革命的前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来源：《党史信息报》2023年12月6日第3版)

书刊·阅读·文化：近现代大众读物的编写、出版和影响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史料运用更加多元，与多个学科交叉融合，思想文化史视角下的考察愈发深入。2023年9月2日-3日，“近现代大众读物的编写、出版和影响”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联合主办，旨在讨论近现代大众读物的多元面向，承继大众读物编写、出版等方面的历史遗产，推动学术研究趋向深入，乃至服务于当下的文化战略与文化建设，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40余位学者参与其中。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在开幕式上致辞，随后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振环教授做题为《清末引入近代物理学新知识的译者与译著：伍光建与〈最新中学物理教科书〉》的主旨报告。邹振环指出，在文化传播和科学翻译史上，译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既是原文本的第一读者，又是原文本进入译入语语境的第一媒介。因此，译者对于原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不仅仅是翻译家个人的活动，也表现为文化传播上的一种公共行为，特别是在教科书的编译，其作用尤其明显。伍光建（1867—1943），不仅是晚清文学白话翻译的拓荒者之一，也是著名的英语教育家和英汉汉英辞典编辑家。1903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通令全国遍设学校，因此急需新式学校的教科书。1904至1906年间，伍光建利用自己在新式学堂的教学经验，编译了一套《最新中学物理教科书》。《最新中学物理教科书》显然是伍光建参据英文物理学教科书编译的，但伍光建并未说清自己编译《最新中学物理教科书》所依据的底本和参考的蓝本。通过对英文系统的诸本物理学教科书的比对，可以确定伍光建编译的该套教科书是伍光建不是参据一本，而是参据诸本英文物理学教科书编译的，比较有可能是英文系统的物理学教科书的系列。虽然这套教科书在总体结构和核心内容方面，也属编译西方同类教材的仿写，但通过物理学专业术语的翻译，他注意运用中国本土化的例证进行有效解说，展示了西方近代物理学的重要成果，开启了中国学生物理知识建构的新格局。伍光建的《最新中学物理学教科书》，无论是在门类齐备，还是在内容丰瞻方面；无论是选材的周密性，还是容量的合理性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书局的同类教科书。这一中学物理教科书在体系和内容方面，提供了改变陈旧的知识眼界和狭窄的学术视野的一条快捷方式，为中国人自编新式物理学教科书提供了走向独创性发展的道路。

伍光建（1867-1943）

具体的学术讨论分三组进行，采用一人报告两人评议的形式，鼓励充分的讨论与批评。

第一组第一场由复旦大学张仲民主持。河北师范大学刘善涛以传教士辞书中“天”字释义及构词为例，讨论古今转型进程中这类辞书的编纂特点与历史价值。通过选取十部晚清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西人辞书，并辅以四部语文辞书和六部国人编纂的汉英辞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传教士辞书推动了词义的古今转型、推动了现代词语观的定型与完善、推动了语言的文白转型、推动了辞书的现代化发展。上海海事大学莫为重点讨论徐宗泽（1886-1947）的翻译主张与实践。作为长成并躬耕于徐家汇的中国耶稣教士、天主教望族徐氏之后裔以及《圣教杂志》执笔人，徐宗泽不仅积极投身翻译实践，还将这一实践与来华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使命文化经验进行深度总结，具有长远眼光及杰出贡献。考察这一人物，有助于为晚近中国翻译史学史的学术脉络增加一例具有特色文化属性的个案。肇庆学院戴维的报告题为《“忧亚子”考》。“忧亚子”是20世纪初的一位著名译者，译作《累卵东洋》和《男女交合新论》风靡一时，在近代中国革命史、文学史、家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学界对此人身份已有若干讨论，但或出于误解，或缺乏实据，均未能中的。通过细密梳理“忧亚子”的著作情况，可以发现有关《日清联盟论》《累卵东洋》《男女交合新论》的史料均可独立推断“忧亚子”是戢翼翚的笔名。戢翼翚在近代革命史、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考出“忧亚子”是戢翼翚的笔名之后，他亦应被视为“中国性学大众读物最初的译述者”之一。复旦大学宫陈的讨论题目为《依违之间——晚年张元济的认同和尴尬》。以往研究对于晚年张元济的关注主要侧重于其关心国是、参政议政的一面，而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缺乏细节性考察。通过梳理分析1949年张氏受邀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心态，与刘承幹等人的交往，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表态等事例，可以展现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过程中，以张氏为代表的身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文化老人”的自我调适状况，进而考察建政之初中国共产党与这类群体的互动关系。

第一组第二场由复旦大学高晞主持。郑州大学周蓓梳理了抗战时期营养卫生读物的出版与传播。这一时期，军民因食物匮乏产生诸多营养问题，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营养学家积极调查研究如何在战时保障军民营养。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并实施《国民营养补救办法》，在抗战大后方积极推行营养改进运动，组织编写系列营养读物，以社会动员的方式传播推广实用性的营养知识，意图利用营养科学达到救国强国目的。战时出版的营养卫生读物类型多样，通俗易懂，特点鲜明，在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为中国军民持久抗战提供了支援和信心。广州大学郭永钦以《青年技术》译介小说为中心，讨论反特侦探小说译介的“苏联水印”。建国以后到中苏交恶这一时期，中国从苏联引进翻译了大批类型文学，主要是反特、侦探小说。通过该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的小说文本、广告、书单以及出版社史料，可以追溯原始苏联小说引进时的选题目的和出版动机。以负责全国外文小说进口的国际书店为例，可以梳理出引进苏联小说的过程。经由文本对比，可以发现我国以科普杂志、青年杂志为载体译介了反特、侦探小说。从出版的内容、选取的杂志刊物来看，这一类型小说有着深层的“苏联水印”。

俄文1956年版《海峡旁的小屋》及中文1958年版《海峡旁的小屋》，郭永钦藏

南京图书馆程赟徽以纸张为中心考察近代中文报纸画刊的历史变迁。近代前期的报纸画刊采用的纸张仍是传统的竹纸，因此成本较高，出产量较低，难以面向大众传播。

《西国近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铅活字印本，仍采用传统竹纸，南京图书馆藏

在传统纸张向机器纸张的过渡中，出现了重要的本土改造的机器连史纸。最早的点石斋画报，就是以点石斋石印书局的连史纸印刷闻名的。然而，由于机器连史纸还是使用传统的草浆、木浆、纸浆、竹浆，只是将原来的纯手工蒸煮换成机器生产，因此依然存在生产周期长、劳动强度高、产量低和成本高的情况。民族纸业虽以连史纸对抗过洋纸的冲击，但终因其并不适配整体更新中的印刷出版行业，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不过，抗战时期，由于二战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国外机器纸的进口停滞，本地传统纸和土制纸在这一时期又重新占领了市场。

辽宁师范大学乔世华的报告主题为《三四十年代连环图画的流行与接受》。自1925年“连环图画”这一名称出现之后，连环图画迅速风靡，从出版内容来看，既有时事内容的介入，也有对新文学作品的改编，还有大量神怪、武侠、侦探等题材。连环图画的流行有着多重原因：连环图画是其时国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文化载体以及娱乐消遣品；连环图画文图并茂，故事性强，租售价钱便宜，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国人的文学、图像欣赏欲求；出版印刷业和电影业高度繁荣，图书发行网络畅通，连环图画能有效地渗透到城乡各个角落。一些有识之士看到连环图画的巨大宣传力量，屡屡撰文呼吁改造连环图画，以时代的、建设的新内容来代替封建陈腐、神怪不稽的作风。

第一组第三场由复旦大学曹南屏主持。四川大学李扬着重分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阅读试验。1920—40年代，平教会于河北定县的阅读试验，在充分考虑农民接受心理与习惯的基础上，反思“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启蒙逻辑，建构了一套乡村阅读文化。一方面，它遵循着科学实验的原则；另一方面，乡村阅读文化的创造基于具体社交场域，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均根据农民的情感模式与认知习惯加以调试。在这一动态场域中，基层社会的常识、趣味与日常生活也反作用于知识分子，不断重塑着知识分子关于现代科学和民族国家的观念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王涵秋讨论了清末民初维多利亚侦探小说汉译出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维多利亚侦探小说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1837-1901）产生的极具特色的新文学类型，以亚瑟·柯南道尔创作的侦探小说为代表。中国本土侦探小说作为晚清时期新出现的文学类型，它的萌芽、发展与成型离不开中国作家对英国维多利亚侦探小说的借鉴与改良。维多利亚侦探小说的汉译出版成为新文学传播的重要手段与必要载体，为五四时代“新精神”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本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新范本。成都大学张睿睿的报告题为《“幽默”如何“教育”——〈论语（半月刊）〉中精英与大众的教育探讨》。《论语》为1932年创刊的幽默杂志，往往以夸张诙谐的漫画和文风轻松的小品文的形式来达成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共同探讨。通过《论语》杂志上登载的有关教育的幽默作品，可以观察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何向大众展示他们所思考的教育问题，以及他们期待的未来教育改革的可能方向。这种用幽默的方式让精英编刊层和大众读者层形成的对现代教育的一次讨论，很好地实现了双向互动，也造成了民国文化史上难得的景观。

论语所提倡之中津式烟教育，《论语》1933年第12期

南京晓庄学院罗艺以陶行知所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的传播活动为个案，探讨乡村大众出版事业对乡村社会变革的影响。面对民国乡村出版事业的不发达，乡村建设者积极探索乡村大众出版路径，筹划乡村出版事业。通过制度化的组织管理，在乡村图书的编撰、乡村报刊的出版、讲义小册子等其他农民读物的制作上进行了大量的生产传播，并形成了“乡村学校—乡村图书馆—社区”的阅读网络。种类丰富、浅显易懂的书写和印刷媒介构筑起乡村社会新的知识系统，加速信息流通，促进了传统教育的转型，激发了农村文学的创作，促进了农民知识面貌的改变。

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所出版的书籍，丽水学院图书馆陶行知资料室藏

第一组第四场由复旦大学邹振环主持。南京大学胡辰的报告题为《“家—国”叙事中的观念与情感——建国初期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四种叙事（1949-1958）》。胡辰发现个人情感叙事、“落后—转变”的斗争叙事、劳动叙事和未来叙事构成了建国初期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四种基本叙事结构，共同处理着个人—家—集体—国家的关系。其中，“超阶级”的情感是不被允许的，私人情感需要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才有价值；斗争叙事关注现实逻辑向神圣逻辑的转化；建国初期也是充盈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的色彩鲜明的社会，诞生了集体主义的劳动英雄；未来叙事则是有关社会主义前景以及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构想。教科书的话语构成青少年的认知框架，具有集体记忆建构、道德样本和意识形态展演的三重内在属性。课文尽管作为“权威文本”，但也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相互冲突的论述争夺社会主义的阐释权，社会主义观念也在协商和修正中不断丰富发展并长期处于生成过程中。龙岩学院张凤英以民国时期地理类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中的“客家”书写作为研究对象。张凤英发现，民国时期地理类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中，“客家”已成为一种“公共知识”，但对“客家”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文化形态、族群定性等内容的记述并不明确统一，且主要记载广东、广西的客家状况，对江西、福建等地涉及较少，这与民国时期客家族群意识建构的发展历程有关，也反映出20 世纪前半期的地理观念与民族认同等问题。复旦大学张子旭的报告聚焦于近代著名基督教翻译家谢洪赉所编写的地理学教科书《瀛寰全图》。张子旭通过比对《瀛寰全志》及其附图《瀛寰全图》的文字内容和地图绘制发现，其主要翻译的知识底本有三，一为基督教青年会翻译的西文地理教科书，二为日文地理教科书，三为传教士新闻报刊中的万国地理知识概述。《瀛寰全志》及其附图《瀛寰全图》系“西学东渐”与中—日—西三方地理知识环流下的产物。

《瀛寰全志》中的日本服饰行旅体绘画

第二组第一场由复旦大学章可主持。浙江财经大学操乐鹏聚焦于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汉对照”文学丛书的译介、出版及影响，系统地辑录了民国时期“英汉对照”文学丛书的书目，对其出版动机和广告宣传予以考察，指出到“英文对照”类读物井喷式出版发行的1930年代时，促进英语学习成为该类丛书的核心出版策略和宣传口径，该类丛书的首要目标读者为学生群体。操乐鹏在报告中从文学译介角度厘清了“英汉对照”文学丛书的翻译诗学与译注策略，指出该类丛书的译注中相当比例在于解释英文字句及文法，除语言学习层面外，译者亦着力于文学常识、文化背景、典故和修辞等方面的注解。此外，从现代文学翻译史的角度观察，“英汉对照”文学丛书构成了世界文学汉译史和接受史的重要环节，并深度参与到现代白话文类的创生过程当中。中国人民大学曾子恒的报告题为《〈法西斯蒂及其政治〉与1930年代初法西斯主义思潮》。曾子恒注意到，以往研究大多强调192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沉寂与1930年代的勃兴，而忽略了其内在的沿袭与变化，1933年萧文哲编著的《法西斯蒂及其政治》的出版为探讨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的转向提供契机。报告以《法西斯蒂及其政治》为中心，考察了萧文哲编纂该书时的思想资源与主张及该书出版后的传播状况与影响，指出《法西斯蒂及其政治》一书是萧文哲根据海外法西斯主义知识的基础上，参考192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论著而写成，该书出版后，既推动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在法西斯主义思潮中从“学术研究”转变为“宣传品”。中华书局张玉亮的报告题为《革命的流量：民初谭嗣同著述再考》，考察了《章谭汪黄四家尺牍》和《民权素》这两种民初谭嗣同著述的出版发行状况，通过对《四家尺牍》中谭氏尺牍的眉批的细致考证，发现编者“重民”并未如其所声称为谭氏友人，有理由怀疑“重民”的按语为以射利为目的的伪托之作。《谭复生先生尺牍》和《民权素》并未在民初引起太大反响，尽管谭嗣同作为烈士的形象颇受出版商青睐，但在民初的政局翻覆中，始终难以凝聚起足够的市场号召力，民初以革命求流量的谭氏尺牍出版最终以失败告终。太原理工大学裴梦华以1918年起在山西出版的《人民须知》及相关的宣讲活动为研究对象，考察此类文本时如何参与到政府宣传体系之中，又是如何借助公民教育的外衣规训民众，并帮助阎锡山扩大他在省内外的政治影响力。裴梦华指出《人民须知》兼有启蒙民众的“公民读本”和巩固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秩序的“督军训喻”的双重性质，既有启发民智的新知，也处处强调阎锡山的重心地位。《人民须知》在发行上借助于1918年初出于抗疫需求而建立的宣讲体系，通过行政体系大规模散发是主要的发行方式，此外还通过要求商人宣传讲解和组织宣讲员和学生深入乡村宣讲等方式进一步传播。《人民须知》在客观上促进了山西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本质上仍是为阎锡山个人服务。

第二组第二场由同济大学梁艳主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韦昊昱详细考察了中国艺术史学的重要奠基学者滕固1926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小史》，指出该书受近代中国文化界“中西调和派”思想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提出了跨文化性质的“混交艺术”理论，力图打破传统古典书画史的朝代划分界限，开创性对中国艺术作“生长、混交、昌盛、沉滞”的四阶段论分期概括，形成了一套将生命成长与历史演进论相结合的叙事史观合时空框架。滕固致力于钩稽中国艺术演变的根源动力和整体线索，重建有关中国艺术延续性与文化同一性的历史叙事，打造一部“国民艺术史”。《中国美术小史》正是滕固此种文化立场和现实关怀的体现，而非仅是一部通识性质的讲义教科书。

上海宝山月浦人滕固（1901-1941）

北京印刷学院张馥玫关注出版《时代画报》并开办时代图书公司的“时代派”出版团体。该团体是以艺术家张光宇为核心，集结了张振宇、鲁少飞、叶浅予、邵洵美、叶灵凤等文艺界人士的非正式组织，活跃于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工商业美术、画报出版、漫画与摄影等诸多领域。张馥玫报告以“时代派”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结合张光宇等人在上海国际化都市文化环境中博采东西文化之长的兼容性创新实践，考察设计师参与文化出版的特色道路；另一方面分析《时代画报》在摄影图像剪辑、漫画、版式、字体等方面展现的先锋设计探索，评价特定时局与文化语境中的“设计师出版”之影响与贡献。

《时代画报》创刊号封面，1929年10月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邵文菁以《点石斋画报》画师群体为中心，考察了石印媒介时代的画师群体。石印技术改变了传统图像复制的生产方式，开启了将知识信息以图画方式向大众普及的传播模式。石印作为促使媒介更新的新技术，改变了出版物的消费市场，也改变了出版物的编辑方式。以《点石斋画报》为代表的近代石印画报，聚集了一批以供稿为生的职业画师。他们投身于石印媒介时代的出版物创作，其作画方式、创作心态和营生理念都因媒介的更新而转变。石印画家群体在上海逐渐形成的消费社会中建立起新的身份，他们用作品构建出了现代都市情境。浙江师范大学蒋硕的报告题为《普世审美情感与国族文化再造：郑振铎的世界文学建构》。报告在近代中国世界文学发展脉络中全面探讨郑振铎对英美与苏联世界文学理论的接受与批判，分析郑氏思想对其主编《世界文库》的影响与建构。蒋硕认为，郑振铎世界文学思想是文学研究会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发展，是在20世纪上半叶动荡对抗的世界与近代中国背景下对普世审美情感的认定。他进而依据这一范式重估中国传统文化，试图实现中国国族文化的再造与复兴。

第二组第三场由中华书局张玉亮主持。鞍山师范学院蔡译萱以慈灯的童话创作为核心分析了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抗战时期对文学大众化的提倡模糊了儿童文学与给成年人准备的大众文学之间的界限，使得儿童与成人同等地承受殖民统治的创伤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同的抵抗殖民者的责任。因此慈灯的童话作品更倾向于为成人创作。面对日益严峻的殖民环境和不断收紧的统治政策，慈灯巧妙利用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用拟人的手法，赋予万事万物以人的思想情感来表达对被倾轧的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与鞭挞。但是由于童话中动物意象具有多义性，使慈灯跌入日伪当局的修辞陷阱，抑或是被日伪当局挪用和再解释，无意间与“新满洲”的话语建构形成共谋。上海交通大学林子博的报告题为《副文本视角下建国初期日本儿童文集在中国的译介——以〈基地儿童〉为例》。林子博通过运用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对《基地儿童》中日文版的内副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建国初期中日交流情况对外副文本加以考察。林子博发现，《基地儿童》中文版的出版及其副文本的设计编纂体现了译方传播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编译目的，呈现了人民外交政策的重要侧面。

《基地儿童》日文版封面；《基地儿童》中译本封面

复旦大学万益君的报告题为《超越书信知识：民国儿童白话尺牍指南之知识变奏》。万益君在报告中以知识社会学为理论视阈，观照儿童尺牍指南中的“知识变奏”，认为随着新式文体意识和现代思潮的涌现，儿童尺牍指南作为一种“媒介知识”，在其“中介化”特征的作用下，形成了由多种实用性价值构成的教化方略，从而介入到儿童的现实生活世界。同济大学梁艳以1913年8月至1921年12月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世界童话”丛书为研究对象，详细考证了“世界童话”丛书的日文底本，厘清该丛书诞生的源头。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民国初期的社会变革以及教育发展状况，从内容、语言、插图等角度分析该丛书的编译策略和出版特色，解明中华书局在儿童课外读物出版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

第二组第四场由郑州大学周蓓主持。复旦大学陈宜然聚焦于民国时期报刊和武侠小说中对于滇黔民族婚俗的呈现，指出大众报刊对于滇黔民族婚俗的呈现具有猎奇性，其中虽然存在因认知局限而产生的污名化描述，却也常见以内地人视角对滇黔民族的自由恋爱所进行的渲染和追捧。以还珠楼主为例的民国武侠小说具有同大众报刊类似的题材和趣味。综合来看，大众报刊和武侠小说以婚恋自由为价值核心，以族际通婚为典型桥段，以内地国人和汉文化的立场从滇黔民族的异质性文化中识别和提炼出共通性，寄寓民族认同意识并传达平等与融合的主题。首都师范大学杜怀清的报告题为《战动总会大众读物的编写、出版和影响》。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是在晋察绥地区中共与阎锡山商谈成立的一个战区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该组织从 1937 年 9 月到 1939年 7 月，在运行的将近两年时间里，开创的大众读物出版事业在晋察绥获得相当发展。杜怀清在报告中以战动总会大众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为研究对象，详细考察了其出版概况和阅读与传播的状况，在深入分析其大众读物编辑出版特点的基础上，总结了其在大众读物出版方面的影响和经验。南开大学杨纪一从读者、报纸与党政机关的互动关系的视角着眼，详细考察了晋冀鲁豫边区通俗报纸《新大众报》的阅读史。杨纪一指出，《新大众报》的读者以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主体，发行量居于华北前列。《新大众报》依靠邮政部门发行，邮政职工的宣传是发行量扩大的基础。以读报组为主的阅读方式，契合了一般读者的文化水平。而根据读者需求灵活编排的报纸，内容通俗易懂，实现了革命动员和文化启蒙的同步进行。读者与报纸的互动，则发挥了对党政机关的舆论监督作用。

第三组第一场由复旦大学戴海斌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徐添以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出版物为研究对象。无政府主义出版物主要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通，在出版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采用多种手段逃避审查。地方青年由于对社会不满、贫困与知识不足等因素，乐于阅读、传播这些书刊。通过勾勒少年巴金的无政府主义阅读史，可以看出当时对书刊的阅读与分享催生出无政府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社团。同时，这些出版物带给当时青年一种情感启蒙，使其向往共产主义社会、在革命中实现自我。考察无政府主义出版物的地下出版史，有助于分析五四时期书报流通情况与青年思想受容之间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徐雅容的报告题为《莲英之死：民初上海社会事件的跨文本展演与控管》。1920年6月，上海失业青年阎瑞生谋杀名妓莲英，这一事件发生后经由各类报刊、电影等媒介迅速发酵，从社会新闻转化为娱乐作品。这一过程中相关媒介文本的生产、监管以及其引发的社会舆论，折射出当时的消费风潮、媒介伦理与社会问题，同时反映了早期电影生产与发展的困境。郑州大学申爽梳理了近代以来常识读物的出版过程，指出面向大众的常识生产与传播实际承载着多重政治功能，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最基本面向。“常识”不仅赋予个体以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个体生成了政治身份。印刷出版媒介对常识读物的生产，为政党、国家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整套以“启蒙救亡”为名的动员运作机制。

《新时代常识教科书》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2年2月国难后第一版

第三组第二场由复旦大学李春博主持。复旦大学李娅杰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出版市场，充斥着大量用于指导人们日常应酬交际的书籍，一方面，这是明清时期应酬指南类书籍出版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的交际需求日益复杂，此类书籍本身亦发生诸多变化。通过梳理350种左右民国应酬指南书籍，利用书籍的版式、序言、凡例等副文本，可以分析书籍的编辑动因、方法、过程；透过书中的应酬知识分类、内容增减，可以观察应酬知识的时代变迁；最后通过抄本以及书籍中读者留下的阅读痕迹，可以讨论这类书籍的阅读与使用情况。应酬指南类书籍是民国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存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国民酬世大观》，民国十八年，李娅杰藏）;（《现代交际大全》，民国三十六年，辽宁省图书馆藏

台州学院陆秀清报告1930年舒新城担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后策划“中华百科丛书”一事，讨论了该计划的提出、征稿及出版、编作者群体、特色及影响四方面的内容。中山大学方子潇的报告题为《抗战胜利后国定本教科书的应用与纷争（1945-1949）》。抗战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对教科书采取统一编写、印刷、销售的办法。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重建战后秩序，向全国各地推行国定本教科书，并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印销方面，教育部决定完全开放印销权，破除七联处的垄断局面，并扶植后起的小型书局与七联处成员书局形成平衡。而在编辑方面，教育部和国立编译馆受舆论的裹挟，考虑放弃定于一尊的国定制，改为国定制和审定制并行的折衷方案。改革引起了诸多纷争，并未及真正推行就随着政权的崩溃而流产。香港中文大学罗宇谦的报告以《抗战小丛书》为讨论中心。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官兵对抗战建国的认识，军委会政治部与文协合作编写《抗战小丛书》，这是政治部第三厅迁至重庆后印刷的重要宣传刊物之一，截至1940年9月已经编印了大约一百种。该丛书是文字和口头宣传兼备的小册子，采用通俗文艺及白话文，旨于供给识字的军民阅读，再经过军民的口头宣传，尝试在国军士兵识字率不高的情况下进行政治训练。其文本在传播上难免受制于战时印刷困难、经费不足及各地方言差异，但这不失为探讨文协作家如何实践“文艺大众化”、国军基层政治工作、战时大众读物出版情况的一个微观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