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区样本印刷价格查询 探秘报纸的印刷流程，新京报小记者走进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探秘报纸的印刷流程，新京报小记者走进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新京报讯（记者刘洋 实习生冉孟雨）一张报纸要经过哪些环节才能与读者见面？7月25日下午，参加“第二十届新京报小记者活动”的小学生们走进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参观学习报纸印刷的流程。

光滑平整的四色印版，半人高的印刷纸，一走进印刷厂车间，学生们便被这些“神秘”设备、材料吸引。“印刷厂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北京市通州区第二中学小学部四年级（3）班的张子桓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曾以为这里会堆满报纸，没想到全是机器。随着印刷厂办公室主任周旭的细致讲解，小记者们逐渐理解这些设备的用处。

在印刷厂办公室主任周旭讲解下，小记者们逐渐理解印厂设备的用处。 实习生冉孟雨 摄

周旭介绍了组版、印刷的过程和原理，报纸印刷工作的两个主要流程是“制版”和“印刷”。首先，报社发来的每篇“报纸付印样”会分别被制作成四个颜色的印版，即黄色、品红色、青色和黑色，印版安装在印刷机相应色组的滚筒上，四个颜色叠加印刷后形成色彩丰富的报纸。如今，新京报已经实现了全叠彩版报纸，周旭介绍，除了黑色部分，其他颜色均是通过这三原色调配出来的。

“为什么要加黑色印版，而不用三原色直接调配出黑色？”小记者一脸严肃地追问逗笑了周旭。他介绍，因为报纸版面上黑色占比非常大，仅通过三原色调配出来的黑色达不到印刷要求，往往会显得很浑浊，因此印刷厂将黑色单独列出。

印刷这么多报纸，橡胶布会不会破裂？如何应对设备故障等紧急情况？如何控制印刷成本？在采访环节，小记者们关心的问题非常多，周旭均一一详细解答。他介绍，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在采购橡胶布等材料时会进行多方对比，筛选出使用时间更长、价格更合理的购买使用。同时，印刷厂会在纸张上控制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报纸的纸张比书籍更薄、更轻的原因。

“印报纸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白天会维修和保养印刷机器，这样也保障了其良好运转。”周旭补充道。

参观印刷厂，是新京报小记者暑期系列活动的“第一课”。 实习生冉孟雨 摄

在参观报纸印刷的最后环节，小记者们对“堆积机”产生了兴趣，它负责计数和收集整理工作。“印刷报纸的速度非常快，一小时可以印16万份，靠人工无法完成巨大的清点任务。堆积机个小能耐大，是印刷报纸的必不可缺的设备。”周旭介绍道。

“眼尖”的小记者、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四（13）班的孙若水发现了堆积机铁板上有很多排列规则的凸点。周旭告诉她，这些凸起的圆点会从里面吹出气，让报纸从传送机上出来后减小摩擦，从而使报纸保持干净整洁。

据介绍，工人日报社印刷厂成立于1949年7月15日，是工人日报社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成为拥有5条直接制版（CTP）生产线，6条彩色报纸印刷生产线，固定资产超2亿元的专业报纸印刷企业。在印刷北京地区《工人日报》的同时，还对外承印《新京报》《羊城晚报》《文汇报》《检察日报》等国家各大部委与大型国有企业的机关报和各类都市类报纸50余种。参观工人日报社印刷厂也是新京报小记者参与实践的重要活动之一。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卢茜

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

书籍史与印刷史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行为历史的领域，很多传统社会里只有书籍史，却没有印刷史。由于印刷术在中国7世纪，或者最迟到8世纪已经发明，到了明清时期，书籍史和印刷史已不能分开来研究。然而，印刷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都受到书籍史研究方法的影响。过去，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与版本以及目录学等方面。对雕版、活字技术、版本、书目、出版地点、出版家、书铺、堂号等的搜集成绩可观，此类研究以张秀民和钱存训等的研究最有代表性[1－3]；从中国、韩国及西方印刷、造纸技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印刷史在世界历史视角下的意义，以潘吉星的研究为最特出[4]。然而，学界对雕版印刷之于中国社会流动、文字和文学发展、教育普及、权力分配、群体意识的塑造和扩散等的重要作用很少讨论，更不用说深入研究。有关书籍市场整体的商业化程度也缺乏概括性的综合估计。这种情况自1996年开始在国外的中国史研究学术圈里有了极大的改变①，一部部有关中国印刷史的专著在美国汉学界迅速出版②。这些著作除了涉及一些如刊本的统计、书籍目录列表以及商业印刷书铺、堂号等传统问题的资料收集之外，还开始注意印刷对社会文化各方面影响的研究。

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明清书籍史，必须对当时的商业印刷与书籍史的关系有一基本了解。然而就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学者们直到现在才开始重视对书籍市场商业化这个问题从宏观与跨时代的角度来探讨。明清书籍市场商业化的问题不但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极其重要，而且与当时的教育、文学、社会流动、经济发展、文化知识的传播、群体认同意识的塑造与流播、地方精英等重要问题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书籍史与印刷史就显得十分重要。

对于中国在晚清以前有关印本书籍市场的问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书籍价格、成本、书籍的印刷数量、印书铺的数量和地理分布、书籍的流通渠道与刊本流通的地理分布等。一般来说，书价越便宜，商业程度越深③；书籍印刷量越高，流通量越大；流通渠道越多样化，商业刊本流入社会各阶层越深入、越广延；书籍流通的地理分布越广，书籍市场的地理伸延越周遍。然而，有关中国印刷史这些传统性的问题，现有的资料极其缺乏。尤其是书籍的印刷量、成本、价格的资料，较之于西欧书籍印刷史研究中所能找到的资料，可谓凤毛麟角，这些资料的缺乏导致研究中国书籍市场十分困难。由于这个缺陷，学者不得不利用其他的资料，用间接的方法对中国印刷商业化的研究作臆测性的估计。最近研究中国书籍印刷史的专著往往依靠对存世刊本和传统藏书目录中所记载的书籍来进行估计。

本文主要讨论几个与书籍市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如书籍成本、价格及书籍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商品价格体系里的相对价值，同时讨论利用这些资料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及研究时所产生的问题。

一、明末清初的书价

首先，尽管有关书价的资料极其匮乏，我们仍需尽量利用现存仅有的书价资料来考察明清的书籍市场。一直以来，除了一两篇短文外，并没有更多的研究及大量新资料的发现[5－6]。现存的明清书籍价格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印在存世刊本上的价格，即盖在书上的印章的标价；二是收藏家在提及买到的善本或珍本时的记录。前一类资料的搜集纯粹靠运气；后者的资料往往并不一定反映该书当时作为读本的市场价格，经常是作为一种在收购或转让时的收藏品价格。后一类资料大大夸大了书籍的市场价格。例如钱谦益用1200两银子从一个徽州富人手里买来的宋本《前汉书》、《后汉书》，这个价格绝对不能用来当做《汉书》、《后汉书》两书作为一般历史读本在当时的市场价格，故此例不能作为一般书籍的市场价格的资料[7]。一般从文集笔记里找到的书籍价格，大概都属于这一类，是收藏家把书籍作为一种财富累积或珍本收藏时特别提到在获得该书时所付出的高价。这种书价是在一个商业化程度很高的经济体系中的奢侈品、收藏品的价格，不是一般读本的交换价格。换言之，并非成本加上出版商和书商利润所得到的书籍市场里的读物价格。所以我们遇到这种书籍价格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当做如古玩收藏品来处理，不应看成是当时的市场价格。

现在来讨论存世书印在封面的售价。书的标价必须从现存的明清刊本中发现，可绝大部分的传统刊本都没有标上书价。最近，随着对印刷史兴趣的增加，学者也搜集到一些零星的明清时代的书价。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先生经过长期留意搜集，才得到极为有限的书价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明清书价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这些资料与一切历史资料一样，牵涉如何了解它们的意义的方法论问题，就是这些书价应该如何去利用，如何去看待，不同的阐释会直接影响到对这些书价在明清时期商品价格体系中的位置的判断。换句话说，到底这些书价在当时表明书籍是只有极少的富人才能买得起的昂贵商品，还是一般百姓可以凭自己的经济能力买到不同档次和质量却又版本相近的普通消费品？

有些学者认为书上的这些标价并不能视为这些书籍在明代中国书籍市场的价格，因为这些书都流落在海外（指的是美国和日本），它们的价格有可能是晚清以后中国的书商为了西方或日本的买家而特别标示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可这种说法比假设这些书价是原来的市场价格要更不合理。要证明这些价格都是中国书商特别为了外来的买家而标示的，事实上更加困难。退一步来说，即便是这些书价真的是为了外来买家特别标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价格比中国读者要付出的价格更高，而不是更低。也就是说，即使这些学者的说法可以成立，也只能证明明清的书籍市场价格比这些存世刊本的价格要低，因此，我们应该把这些标在现存刊本上的书价视为当时正常的标价。这个说法将在下面讨论书籍印刷成本之后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这些书上的标价不一定是具体买家所付的价格，因为对于滞销的书，书商可能会降价出售。当然，我们无法知道现存书上的价钱哪些是降价的。对这类书籍的价格最合理的利用仍是把它们当做当时的市场标价。另外，这些书价虽然为明清商业刊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却没有显示由于运费与零售书商的运作成本而附加的费用，因此不能显示地区性的价格差别以及新印旧卖的时间差别，更没有提供个别书商主观上对市场需求的判断信息。尽管如此，这些价格还是可以视为明清刊本一般的市场价格，而不是特别抬高的价格或是特卖的折扣价。

沈津经过多年耐心的搜集，共找到27种上面有标价的明刊本（参看表1）。其中最贵的是10册的《本草》，4.9两，最便宜的是30多卷的《万宝全书》，1钱。《本草》是27种中唯一超过4两的书。但最值得注意的是，27种中有16种的价格是1两或低于1两的，接近60％。而其中多卷册的《南丰先生元丰类稿》51卷、《文献通考》349卷的价格都是8钱。《文献通考》那么多卷数的大部头书似乎不可能卖8钱，这个价格极有可能是由于卷册残缺不全而特别减低的价钱。另外，价格在3两的有4种，其中只有一种是少于10册的。《大明一统志》90卷16册、《新编古今事文类聚》170卷37册、《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123卷等，都是大部头的书[8]。《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数那么多，定价却在1两以下。此外，在1.5两到4.9两的价格范围内的书有10种，除了3种有关印章的书及《本草》少于或等于10册外，其他都是16册以上的。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暂时假定新出版的卷数不多的书籍售价一般不会超过1两。这个假定在下文会通过对明清刊本的基本成本的估计再作论证。

本文讨论明清的书籍价格，除了沈津先生所搜集的价格外，另外采用两组不同的资料：第一组是毛晋的儿子毛扆（1640—1713）转让善本的价格书目。毛扆计划把自己所藏的一部分稀有古籍出售给潘耒（1646—1708）时准备了一份价目表[9]，这份价目表保留了下来，成为《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其中包括手抄本和印刷本④。毛扆所列出的究竟是折扣价还是当时的市场价，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列入价目表的都是珍本书和善本书的价格。毋庸置疑，这些书是毛扆的父亲作为一个出版商的部分藏书，我们有理由假设它们比新出版的同类书的平均价格要高。潘耒自己也是一个藏书家。只有宋版书才属于珍本，他收藏的明代刻本也许算不上珍本，只是刻、印、墨、纸的质量均臻上乘而已。可以这样说，毛扆价目表上的书价是市场价格，理由是他把那些凡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书都清楚地标出已经打了折扣⑤。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书目中其他的价格不会低于购买时的市场价格，至少是毛晋和毛扆购买时所付的金额。

毛扆的目录中有很多手抄本的宋版、元版书，很多都低于1两银，其中有一种甚至只需0.05两。在17种手抄的明版书中，没有一种单册书超过0.4两。只有4种超过了1两，但每种都是3册以上的。最贵的两种（一种是八卷本，一种是十卷本）分别只需2.4两和2两银。刻本中低于1两的有29种：0.1钱的4种，0.2钱的9种，0.3钱的6种，0.4钱、0.5钱、0.8钱的各2种，0.6钱的3种，0.9钱的1种⑥。

另外，观察毛扆的手抄本目录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大致的规律是，手抄本的价格随着页数和册数的增加而提高。对于单册的手抄本来说，其价格应该比印刷本要贵，但不超过0.4两。晚清书籍鉴赏家叶德辉认为毛扆的宋元版书价格是比较低的。他将这些价格与他自己所处的晚清时期的价格进行对比，发现那个时期的宋元本比明版书价格要高，而且明版书因为质量低劣，已经不为藏书家所看好[9]166－171。尽管不如清代后期的那么昂贵，毛扆目录中的宋元版本在清初时期仍然为藏书家所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书的价格比晚明时期新出版的书籍价格要高。

第二组资料是明代上海潘允端（1526—1601）账簿中的几本书。潘与其父都是朝廷官员，1576年，他致仕返乡至沪上经营自己的豫园和其他产业[10]309。他在账册中列出了一些自己拥有的书，都是作为贷款的抵押物。其中21部书列有抵押值，除了4部书之外，所有的价格都超过1两。最便宜的是三部科举考生的墨卷，总价0.6两，平均每部0.2两。其次是一部0.25两的文集。很显然，单册书要便宜得多。

如果把这些价格置于当时的背景中来看，明显属于比较昂贵的书籍，因为潘允端绝对不会在低价和劣质的书籍上花钱。所以一本0.2两银的书和其他的书比较而言，算是比较贵的。因此，毛扆和潘允端书目上的书籍属于同一类，多数是相对高质量的或者其价值能够吸引收藏者和投资者眼光的。这些书都比较昂贵，藏书家、出版商和富甲一方的商人们都愿意出高价购买，或接受作为贷款抵押。

下面以列表中的三组书价为例（见表2）加以分析。三组书价里低于1两银的百分比是：26％、19％、41％。值得注意的是，沈津的27种书里有41％是低于1两银，单是1两及以下的书便接近60％（59％）。毛康与潘允端的书目中低于1两银的书比例偏低。这是因为毛氏、潘氏的书都属于藏书的善本和作为抵押的物品，价格自然相对偏高。可即使是作为收藏和抵押的书籍也有很多低于1两银的刊本，在毛扆的书目里竟然有29种之多。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末清初时期，除非册数多，或有大量精美插图，又或者用高价纸印制的，一般的书籍标价大概不会高于1两银，不少单册书只卖两三钱。这里对明末清初书籍价格的分析是否可信，取决于这个分析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考察书籍印刷的成本。下文将从成本的角度来评定上述分析，并从明代的物价结构来检验这些低书价的普遍性是否可能。

二、印本的成本研究

要研究明清书籍价格，依赖有限的书价资料是极为不够的。书籍作为一种商品，在当时的价格体系中的价位是怎样的，必须对书籍印刷成本进行客观考察。对明清刊本的成本作一概括性的估计有助于对书籍价格的宏观了解。

雕版书印刷成本中比例最大的是刻工的雕刻费用和雕版木料、纸张的费用。为了估计晚明时期书籍的相对价格，我们先来看有关开支的花费。雕版印刷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木印板，在不同的木材中，最常用的是枣木和梨木。尽管明代书籍生产成本的分项记录存世有限，但根据当时各类不同资料中的物价数据，我们仍然可以建立一个各种雕板的价格表⑦。每板价格0.1—0.4两银的枣木无疑是价格最高的优质木材。相比之下，梨木板的价格就低得多，一般尺寸的梨木，每板只需0.03两银。一般来说，一个刊字匠一天能刻100字，而一个熟练的刊字匠能刻150字⑧。每刻100字，一些印刷作坊就会付给刊字匠0.03两银，还有一些会付20文，相当于或接近0.02两银[11]558。毛晋付给他雇佣的刊字匠的工钱为每百字0.03两，这已经算是刊字匠的高收入了⑨。但在一些极为少见的情况下，刊字匠的工钱可以达到每百字0.05两银⑩。可见，明末和清初刊字成本是从每百字0.02两银到0.05两银不等。

除刻工与刻板的费用之外，印刷书籍的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纸张。在不同的印刷用纸中，江西永丰出产的绵纸最好，也最贵，其次就是常山柬纸，最差的纸当属福建和江西产的竹纸（连七纸和毛边纸）[12]110。福建出产的竹纸价格最低，质量比较低劣。然而到了万历中期，福建的竹纸制造商对纸的持久性进行了很大的改良，改良后的竹纸为出版商纷纷采用，在17世纪中期时的价格为每百张0.026两银(11)。万历中期之后，印刷的书籍更多是用价廉物美的竹纸了。尽管胡应麟（1551—1602）对福建竹纸的质量多有贬斥，但在他所有的两万卷藏书中，却有90％是用这种纸印的[13]57。17世纪20年代之后，几乎已经没有人用白绵纸来印书了(12)。毛晋刻印的书绝大部分用的也是竹纸[1]540。

对刻字、雕版、纸张成本予以估计后，我们来看看两本刊本的费用记录，由此或可进一步估计印刷书籍的大致成本。此举并非要精确算出印刷这些书的成本的具体组成部分，这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此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成本范围，进而证明上述对明清时期书籍价格分析与估计的合理性。

1608年，杭州的地方士绅捐钱为当地地方官的贡献建立祠堂，以示感激，记录所有捐献、花费和功名册的文书后来被整理出版为《李公生祠纪义实录》。印对联和堂内匾额碑铭，加上580份文书的总开销一共是6.72两银。这是一本单册书，共24整页[14]6-18。我们不知道印对联和写制堂内匾额碑铭的费用占多少，但不妨高估成本，暂时把6.72两银都当做刊印580本册子的成本来算。即使是这样计算，每一本的成本仅仅是0.011两银而已。这里的成本包括纸张（20本是绵纸，其余560本是竹纸）、刊字（含工资和伙食）、12块板、墨，以及刊刻、印刷和装订的劳动力。这份记录将所有花费逐项列出：刊字匠（含工资和伙食）和木板2两，印装20份绵纸本0.24两，印装560份竹纸本4.48两。其中第一项的2两银被进一步分成木板和刊字匠工资：0.36两（每块板0.03两，共12块）和1.64两（两面雕刻12块板，每块刻工0.136两）。那么每刻一面的平均刻字费用就是0.068两银。上面说刻字每百字的费用是0.02到0.05两，这本书的刻字费应该是每百字0.02两或稍低一些。如以0.02两算，便是40字一页。一块版面的材料0.015两，加上刻字费用0.068两，是0.083两。这个成本没有包括纸的成本。

上面我们暂时把6.72两都当做刊印580本册子的成本来算，也即把那些与印制书籍成本无关的费用都算在里面。即使是这样计算，每一本的成本也不过是0.011两银。表3详细计算了可知的分项成本比例、单印面的分项成本及其比例。各项成本之中花费最大的是纸张，占70.2％，刻工费用24.4％，木板费用最低，只占5.4％。如果连绵纸、竹纸一起算，每本的成本是0.0115两。这里没有分开列出印墨和其他的小项杂费，但根据上面总开支、总印数580本的单位计算，这些费用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不足以影响对板、刻工、纸张的成本比例计算。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雕制24页的书版，平均每面制版成本是0.083两，其实这个成本实际上已经包括刷印的人工费用。刻字匠一般都能刷印，并没有专门的刷印工人。刷印费用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这里不另外计算刷印的费用。这本24页书的印版制作成本，不论用哪种纸，印多少本，制版成本是固定的2两银。雕制24页，每页的平均制作成本也是固定的0.083两。第二，不同的纸和印量直接影响每一本书页的制版平均成本。如果用绵纸，只印20本，每页的制版成本是0.004 7两；用竹纸，印560本，则每页的制版成本是0.00045两，绵纸的成本相当于竹纸的10.4倍。这个差距主要是数量所导致的。由于每本制版成本随着印本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每一本的纸成本相对于制版的成本比例则向相反方向上升。当印刷20本时，单页面的雕版成本是17.02％，刻工72.34％，纸的成本10.64％。但如果印刷560本，单面的雕版成本下降到6.67％，刻工减少到26.67％，而纸的成本却大幅升至66.67％。也就是说，数量越大，越往后印的书，书的成本基本上只是买纸的开支，销售的利润不断增加。第三，雕制单一版面的成本是0.083两，而印刷量在500本以上的，每本24页书的成本，竹纸是0.011两，绵纸是0.015两，绵纸与竹纸的差价只是0.004两。

如果是在建阳、苏州和南京印制单册24页类似的书的话，每一本的成本甚至会比0.011两银还要低，因为商业出版能够发挥规模效应。如果用于商业销售，并且假设获利100％的话，一本24页的书售价也只是0.022两银而已。然而，这个价格没有包含运输费用，而这一费用通常是在书店销售的时候才被包含在最终售价中。即便是加上运费，一本50整页的单册书的售价大概也不会超过0.05两银，却还能保持100％的获利。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创始人林兆恩的著作中有关于刻版成本的信息。从1628年到1630年，南京中一堂的林兆恩的信奉者雇佣刊字匠刊刻了1500多块板（正反面），也即3000多页，最终刻成了40卷的《林子全集》，刊刻的全部成本是300两银(13)。这一版本只用了1266块木板，剩下的木板用来刻小册子和功德簿。为了方便计算，我们总算1266块板的成本，300两减去38.84两（根据上面梨板、刻工的每版费用，234板×2面×刻工、梨板0.083两），得261.16两。1266板正反两面雕刻，总共2532页的内容，每一页包括木板、刻工、纸张费用在内，平均成本约0.103两银，比上面杭州印的那部书的每页制作成本0.083两稍高。这是因为减去的38.84两里没有减去纸的成本，因此，261.61两已经是偏高的成本数据，用这个偏高的成本来计算2532页的每页成本，自然偏高。另外，0.103两已经包括纸的成本，而0.083两只是梨板与刻工的费用。无论如何，两书的每页平均成本仍是非常接近的。

现在再根据该书的每页刻字数和上文所得的刻字工资来核算该书每一页的成本。该书书页行款是9栏19字，字体采用匠体字。假设一页都没有空格的话，一共是171个字。如果每百字刻字费是最低的0.02两，一整版342个字就耗费0.068两。考虑到雕版本身的成本，根据上文雕版木料的估计，梨木每板0.03两，那么一块板的材料单面的成本是0.015两，加上刻字成本就是0.083两。这个梨板加上刻工的成本估计，与上述1608年在杭州刻的功德书完全一样。上文已述，这里每一刻板成本的计算并不精确，而杭州的刊本与《林子全集》的成本计算都是由于计算的方便和缺乏详细的分项成本而故意提高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制版成本，但制版的每页成本仍然在0.083—0.1两之间。

根据上面的资料与论证，我们可以推断，17世纪的前几十年，商业出版中的每块400字印版的制作成本（包括板材和刻工费）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0.1两银，而在此之后，除了动乱或非常时期的暂短回升，刊本成本一直维持原有水平或稳中有降。包筠雅（Cynthia Brokaw）研究清代四堡的书籍印刷后，发现一般的书价都十分低，这可以间接证明以上对明末刊本生产成本的估计合乎当时的历史状况[15]513-518。我们可以相信，明末清初大量的书籍市场售价低于1两银。售价1两以上的往往是多卷，或是册数众多的大部头书籍，又或者是插图精美、纸质和包装高档的印本。

而这样的价钱出版商从中也能获得100％的利润，从汤复刻印的精美《离骚图》的版权标记中便可以看出。他列出了刊字、纸张和刻印用工费共0.5两，而一部未装订的《离骚图》售价是1两银[8]。书籍的制作成本只是售价的50％，这说明商业出版是十分有利可图的。

刻印精美的《离骚图》售价1两银，不算是平价书。晚明书籍市场上有很多档次低、质量不高的廉价书，谢肇涮称之为“坊间俗本”和“滥恶文章”，对于收藏家来说，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垃圾书”[16]卷一三，23。科举考试辅导资料就不属于收藏范畴，特别是八股文、程文、墨卷。这些书实在太多、太滥，因此很少被收录在收藏家的书目中(14)，它们的价格大都低于1两。上文提到两部四书注、潘允端抵押清单中的三部科举墨卷都只卖几钱。另如1615年于南京出版的一部质量不好的四书注解，只售0.5两(15)。书页行款为9栏20字，却字大易读。另一部崇祯年间由长庚馆刻印的四书注疏，价格仅为0.3两[17]，这家书馆出版过多种注疏[18]卷三，9。0.5两和0.3两可能是书店标在这类书上的一般价格，如果书店存货过多或无人问津的话，售价很可能会再打折扣。折价促销往往是商家通用的策略，晚明书商也不例外(16)。

然而，一部四书注疏0.3两银显然不算是出版物最低档的廉价书。建阳出版的书往往档次低，适合低下层消费者的经济条件。1628年，福建刻印的一部37卷的历书售价仅为1钱[19]36。沈津提供的资料有一本30多卷的《万宝全书》，售价亦只是1钱。在低价书市场中，书商为读者提供的有不少是戏剧剧本和唱词(17)。根据沈德符的记载，通俗小曲的销售遍布整个明帝国[20]647。不过这些文本更像是小册子，而并不是真正的书。它们的销售渠道畅通，而且价格低廉，不像那些全本插图的小说和戏剧。如果一般读者觉得用1两银购买新刻书籍算高价的话，那么这些只有几页的小册子的价格就很难高过0.1两银子，往往用几个铜板就能买到。

建阳出版的歌曲集《新调万曲常春》标价0.12两银[8]。南剧“传奇”一般比四幕元杂剧更长，在实际的表演中，通常只会选取其中几个唱段。观众们也很想知道戏剧的剧本和唱词，刻印的唱词和一幕剧本在饭馆、青楼和私人府院中都能看到。所以，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戏剧唱本特别是独幕或几幕的剧本，价格一般也低于1钱(18)。晚明时期单册书相对来说制作成本比较低，售价低于0.1两银的书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到了清代，刊本的价格继续下降或维持在较低的价位[15]513-518。

以上对书籍制作成本与价格的探讨，为考察中国16世纪和17世纪的书籍市场提供了一些参考。由于晚明以来阅读公众成倍增长，原有的读者群也在延伸扩展，书籍市场呈现多档次、多门类、价格范围较宽的局面。可以说，除了精美的插图书和多册本的套书外，出版商为了尽量增加销量，都会把书的定价压到1两银以下。因此，当时大多数种类的书的定价极有可能低于1两银。总的来说，标在书上的价格包含了出版商100％的利润，尽管实际价格可能因为打折销售而低一些。

三、明清书价、商品价值与收入

晚明时期书籍的相对价值究竟如何？1钱或1两银在明末清初的购买价值是多少？1两银的商品算不算是昂贵的奢侈品？书籍是不是只有绅士、商人和官员才能买得起，普通的城市工人没有能力购买？这些问题不易回答，因为价格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动而浮动。虽然我们不能很精确地算出不同商品的同等价值，但可以比较书籍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尝试大致了解书籍相对于其他商品是不是十分昂贵。

建阳出版的歌曲集《新调万曲常春》售价是0.12两。根据一组16—17世纪的商品价格资料，在那时，0.12两银可以买到6斤猪肉，或8斤牛／羊肉，或5斤鲤鱼，或3斤桃子／李子。不过这些钱不够买1斤菠菜（每斤0.15两银），或者1只大鹅（每只0.2两银）。家具和家用品更贵一些。0.12两银还能够买到6把刀，或6个普通瓷汤碗，或2个瓷盘。如果有0.5两银的话，就能买1床毛毯，或1张桌子，或3把普通座椅[7]附录4。上面提到的两本售价0.5和0.3两的四书注只不过是1床毛毯和2斤菠菜的钱。在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0.5两甚或1两都不算是一大笔钱。在苏州，一株茉莉花就有可能要10两银才能买到，这个价格是山东的3倍[16]卷一○，32。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晚明时期商品价格的变动范围与地域性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

研究明代的物价如不了解消费者的收入，也就不能知道售价在1两及以下的书籍是不是一般百姓有能力购买的。我们现在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构建一个全新的工种、技艺水平与对应工资的比照表，但一些概括性的结论还是可以得出的：第一，晚明时期刊字匠的工资水平证明了刻板成本之低不会使书籍价格昂贵；第二，多数人的工资能够买得起便宜的书。

表4列出了当时不同工种的工资水平。1597年，镇江地区的海员每月能拿到1.6两银，船工的工资低一些，每月1.2至1.3两[21]卷六，4667。海员和船工的工作风险比刊字匠要大得多，尽管这三个工种都需要掌握特殊技术。

万历年间，一个丝绸匠每天能挣0.04两银[22]332。万历中期，私人雇佣的建筑工每天能挣0.033两银，比工部付的工钱多0.003两[23]卷二七，22。那么，丝绸匠的月工资就是1.2两银，建筑工是0.99两。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工资”并非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得。如果把其他职业中补偿工人劳动的行为看做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工资”其实要包括伙食和住宿等一些边缘福利。有时雇主甚至还会提供衣着，并在节庆时分发礼物(19)。但这里的“工资”是指最终以金钱形式发给工人的报酬数额，所以，它只是所有酬劳中的一部分。通常来说，其他一些特殊的津贴也包含在内，如旅费、酒和工具[24]83。我们能够看出，这里刊字匠的工资范围被纳入其他熟练工种中加以比照，但他们并未因为自己的技艺而额外得到更高报酬，所以，他们的技能也不比其他商品（如丝绸）的单位劳动价值高。

对于那些无风险、无技术要求的劳工来说，报酬就更低了。1597年，一个为国子监供水的水夫每月挣0.8两银[23]卷二七，13。海瑞曾建议驿站的信差每日领0.25两银，办事员每日0.05两，有了足够的收入才能使他们断了索贿的念头[25]27－35。这样的话，信差的月收入就是7.5两，办事员是1.5两，其年收入分别是90两和18两。但是，这些建议中的更高薪水事实上并没有反映办事员和信差的实际收入水平。通过欺诈和巧取豪夺，他们能够实际弄到手的钱更多。衙吏的腐败常常是老百姓经济负担的罪魁，也是地方政府开支过度增长的祸首(20)。

戏剧表演行业的收入往往较高。有些演员即使只是候场，每天也能赚0.5两银子[26]卷一三，8。如果雇佣期是30天的话，就能挣15两，而事实上，很多演员肯定都有空闲的日子。那些提供各种服务的人还经常能赚到小费。在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给戏子、仆人和信使小费，动辄就是0.3到0.5两银子，1到5两银子也属寻常[27]259。

从以上一些晚明工匠报酬的资料来看，1两或几钱的印本书籍不是“贱货”，但却是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的一般平民百姓都有能力购买的文化用品。跟其他的消费品一样，同一本书或相类似的书，如《论语》或唐宋诗选集都会有不同档次、质量和价格的刊本以供选择。这种情况只有在书籍市场较高的商业化程度下才能出现。

四、结论

中国书籍史的研究牵涉很多相关的学科，印刷史、藏书史、目录学、经济史、文学史、教育史等。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市场可以从书价、印刷成本、藏书目录和存世刊本四方面来入手。印制成本和书价的研究为其他研究方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虽然明清刊本的成本、价格的资料极为有限，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有限的资料清理出书籍价格的大概面貌，大体计算出明后期至清初的书籍价格范围与印刷成本。对成本的估计证明了现存的书籍价格符合当时的物价状况。

从晚明开始，由于雕版刻字匠的工资低，造纸成本不断降低，书籍市场不断扩大，书籍已经在大多数地区成为一般的消费商品。明代至少从万历时开始，商业印刷迅速扩展，书商推出各种类别、不同档次的书籍。大量针对一般读者价格的刊本，从建阳、苏州、南京、杭州、湖州等印刷中心随着商品贩卖的网络运销全国。中下档次新出的单册刊本大抵不会超过1两银；科举、大众娱乐、实用的书籍，如类书，相对会便宜些。书籍市场上从1钱到1两银的书籍应该是很多的，1两银以上的书籍大抵是多卷数、多册数的大部头书，不然便是多精美插图，印纸、装订、质量较好的针对高端读者和藏书家的印刷品。刊本的售价相对当时的消费品物价并非特别高，1斤菠菜、1只鹅的价钱便可以买到1本科举参考书、实用类书或曲本。对于明清时期的一般读者，尤其是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1钱到1两银子这个价格范围内的书籍可以有很多选择。1两银以下的书籍不但富商官宦可以购买，贫穷的士人、一般的工匠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

明清的书籍市场是复杂的，书籍内容是多元的[28]，题材与页面设计多样，书籍种类繁多，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购买不同档次的书籍。刊本书籍已经成为一般百姓的消费品，书籍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及教育的普及不断扩大，同时大量刊本也流通全国各地。

注释：

① 在美国汉学界较早注意印刷对教育、宗教与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Evelyn S. Rawski和一些研究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学者的著作。参看E.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D. Johnson, A. Nathan & E. S. Rawski,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② Joan Judge曾有专著研究报业对晚清政治的冲击，虽然这不是对书籍史的研究，但晚清的报业史与书籍史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学史的领域。参见J.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en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通过文人尤其是正在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广泛参与商业出版的论述，指出了晚明印刷的高度商业化。参见K. W. Chow,“Writing for Success: 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No. 1(1996) ,pp. 120-157. Robert Hegel在对明清小说插图的研究专著中大量分析了商业出版对小说阅读造成的影响，参见R.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当然也有例外，很多宗教书刊往往是免费赠送或低价出售的，例如，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与中国民间的善书宝卷往往由信奉者捐款资助出版。这种非商业性的书刊的价格不是书籍市场的正常价格。

④ 参见K. W.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versity Press, 2004, Appendix 1.3，其中只列出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的印刷本。

⑤ 比如，毛扆花了3两银子买了一部手抄本，他告诉潘耒愿以2两的价格出售。参见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页。

⑥ 同上，第16－17页。

⑦ 参看。K. W.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versity Press,2004。其中表1.1列出的是16世纪70－80年代的雕板价格，所有数据都来源于沈榜在担任宛平县令期向的记录，所以，以此估计的不同尺寸和种类的木材之间的价格差异，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

⑧ 刊字的速度取决于刊字匠的技艺高低。一般来说，一个刊字匠刻佛经一天能刻约一百字。参见杨绳信《历代刻工工价初探》，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历代刻书概况》，（北京）印刷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页。据从苏格兰前往马六甲的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记录，他曾经参观了一个印刷工坊，那里一个好的刊字匠每天能刻150字。参见C.K.Byrd, Early Printing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6-1858,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1970,p. 10。

⑨ 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版，第186页。当时1两银能兑换700文钱。

⑩ 比如，在万历晚期，雕刻一部佛经的成本大约是每百字0.05两银。参见杨绳信《历代刻工工价初探》，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历代刻书概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566、558－559页。

(11) 竹纸的价格来源于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地区的价格要高一些，因为那里的总体价格水平高。

(12) 这个趋势来自对明刊本的考察。参见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13) 参见林兆恩《林子全集》，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1240－1241页。

(14) 当1666年黄宗羲去调查祁家藏书时，他甚至都没有去注意放满两大书架的科举考试辅导资料和地方志。参见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丛书集成初篇》第2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版，第19页。

(15) 王宇《四书也是园初告》书面盖有5钱的印。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影印日本图书馆藏明刊本。

(16) 《金瓶梅》第33回中，有一个情节是徽州丝绸商人给了西门庆10％的折扣。

(17) 元杂剧在1411年之前就已经刻印并出售了。参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18) 关于晚明时期的娱乐场所为顾客提供戏剧目录和唱词，可参见伏雌教主《醋葫芦》，见《古本小说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4页。

(19) 居蜜（Mi Chu Wiens）指出，16世纪地主和农民关系的密切程度降低，这一关系由于市场的扩大而从家长式转变为商业性，地主给农民的利益越来越少。参见M. C. Wiens,“Lord and Peasants: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dern China,Vol. 6, No. 1 (1980) ,pp. 8-9。

(20) 关于通州办事员各种欺诈行为的详细介绍，可参见赵世瑜《明代府县吏典社会危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5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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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W.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versity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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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蔡国梁：《金瓶梅考证与研究》，西安：西安人民出版社，1984年。[Cai Guoliang, Textual Research on Jinpingmei, Xi'an: X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

[28]K.W. Chow,“Writing for Success: Printing, Examinations,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Late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No. 1(1996),pp. 12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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