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区杂志样本印刷商家新闸路1209弄60号，这里藏着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发源地！印刷字体展示馆揭牌|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新闸路1209弄60号，这里藏着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发源地！印刷字体展示馆揭牌

在外观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新闸路1209弄60号，竟然藏着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发源地！

人们最常用的宋体、黑体、仿宋、楷体，这四大经典印刷字体，正是在这里诞生。

今天，上海印刷集团和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在此为“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发源地”和“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举行了揭牌仪式。

正式揭牌后面向市民开放的“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分为“字体馆”与“非遗馆”，可以一览汉字印刷体的源流与发展。

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发源地

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前身为上海市印刷工业公司试验室，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建立的专业印刷科研机构。1961年8月正式改为上海印刷研究所，1965年更名为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是目前社会上广泛使用的“宋、黑、仿、楷”等汉字印刷字体的原始创写者。

这里之所以可以成为“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发源地”是因为两个“源头”。

其一，新中国的印刷字体诞生在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209弄60号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汉字字体、字形杂乱，异体、变体混合使用，严重影响印刷质量和阅读效果，更导致我国参加国际书籍装帧博览评比无功而返。

1959年，文化部召开会议指导上海率先进行“印刷字体改革”，以印研所为基地，在新闸路1209弄60号内集聚了沪上美术创意有功力、书写正楷有造诣、雕刻字模有经验的三结合人才，成立了有50多人组成的字体研究室。

印研所字体研究室的设计人员耗时5年，相继完成了宋、黑、楷、仿四种常用印刷字体的创写设计，总计8万字，为新中国推广简化字和汉字使用的规范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印研所原创的宋、黑、楷、仿四种新字体，分别用于印刷新版横排本《毛泽东选集》、《辞海》、《汉语大字典》以及万千种政、经、科、教图书，期刊杂志，幼少课本，使我国出版物和印刷品面貌焕然一新，多次获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和上海市重大奖项。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考验和实践证明，这几种字体被业界视为字体中的经典。

其二，汉字印刷字体的数字化发展始于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209弄60号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将宋、黑、楷、仿四大品种的专用字稿作为同英国蒙诺公司合资的投资，首次购进国际先进的激光照排设备。后又将这四种字体的原始字稿，全部复印无偿提供国家“748”工程、“汉字信息处理”重大项目，为我国印刷业实现告别“铅与火”的技术革命做出了贡献。

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将这些字体与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相结合，成为发明“汉字信息处理激光照相排字技术”的原创母体，之后普遍进入海内外汉字字库，派生再造出千姿百态、各有特点的后代字体。

目前国内普遍应用在计算机系统字库里的宋、黑、楷、仿四副常用字体品种，无论是国标字数的增加还是品种的扩展，它们的笔形、结构、重心、粗细等内外形基本框架及其神韵，都源于上世纪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创写的印刷字体。

2009年，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申报的《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印刷字体展示馆对公众开放

作为国内最早建立且仅存的汉字新字体书写基地，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始终努力探索“字体创写-字库建设-字库产品化”体系建设，始终努力宣扬和传承印刷字体文化。

2019年上海印刷集团和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在“印研工坊”园区改建结束后，搬回上海市新闸路1209弄60号，在新改建后的“印研工坊”园区里处处可见对印刷文化、字体文化的展示。

在印研主楼的一至二楼，专门留出了近一百平方作为“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

其中从前言开始到正式走入“字体馆”前，用非遗传人墙的方式，介绍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乃至中国字体界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代、二代、三代23位非遗传承人及他们的主要贡献，是这23位传人带领着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字体室从无到有、辛苦创业。

1943年出生的陈其瑞18岁进入印研所，跟着当时所里的前辈们参与“黑一体”创写，上世纪70年代与张家声共同主持了“新魏体”开发，至今被广泛使用。据他介绍，“当时，平均一个人每天能写四个字。”

如今，这位当年的“小字辈”也已经77岁高龄，而在非遗传人墙上，排在陈其瑞之前的11位“第一代”传人皆已谢世。

1957年出生的原伟民是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第三代传承人，据他介绍，40多年前诞生的“宋一体”“黑一体”是新中国第一款专为《辞海》正文和配套标题用字所设计的字体；“宋二体”“黑二体”是专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正文及配套标题设计的首款字体；仿宋体主要为党政机关文件正文排版设计，正楷体主要为排印小学教科书和少儿读物设计。

原伟民说，“常用经典字体的母体，就在上海，就在印研所。希望展示馆的开放能让更多人了解现代汉字印刷字体的起源和发展，了解汉字印刷字体的设计规范和创写工艺，更加热爱汉字。”

在新开放的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里，还展示着印研所今年创写的三种新字体的样张——徽逸体、逸文体、新行楷体。它们的设计者是印研所的年轻人，汉字印刷字体书写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这其中，1987年出生的万世琴去年获得“上海工匠”称号，代表作包括填补相关领域空白的古琴减字谱楷体。

刚刚面世的《辞海》（第七版）所使用的三套专用字体就是万世琴与团队设计完成的。

据悉，“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分为“字体馆”与“非遗馆”两大部分。

“字体馆”以“源远流长、繁花硕果、继往开来、经典传承、创新发展”五个部分，让参观者了解印刷字体的发展和书写技艺的传承。

“非遗馆”全面介绍了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宋、黑、仿、楷”四大印刷字体的创写背景和应用，其中，书写技艺标准《汉字印刷字体设计规范》等珍贵文献也精彩亮相。

来源：周到

了不得！上海静安别墅内藏了5家改衣店，边角料都是Gucci和Armani……

夏日将尽，静安别墅红砖墙上的凌霄花仍旧开得热烈。

陶培青摘下老花镜，从衣料和针线堆里站起身来，走到弄堂口晒晒太阳，顺便活动几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腿脚。

“陶师傅，今朝生意好伐？”他笑着摆摆手。夏天是改衣服的淡季，“陶记改衣”店里不似往常忙碌，他才有空出来溜达。

几十米开外的“小黄改衣”门口，黄金玉倚在墙边，看着磨刀匠“霍霍”打磨她的剪刀。昨天，她手滑把剪刀摔到地上，刀刃立刻变钝了。一个裁缝怎能没有一把好剪刀？她赶紧打电话给相熟的磨刀匠。

“小黄”对面是“晓杭改衣”，往北走有“美美改衣”，与“陶记”并排的1025弄122号前院里，还藏着一家“122号改衣”。千禧年前后，这5家改衣店接连在静安别墅生根发芽，一晃就是20年，已经构成这片新式里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梅泰恒”往事

“以前哪有改衣这个行当？我们都是做衣服的。”

“122号”店主张杰学裁缝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服饰多元之美的需求集中爆发。1985年，少年张杰离开家乡江苏泰兴，来到上海拜师学艺。

当时上海人家最流行的就是自己买好布料，然后请裁缝上门定制。张杰跟着师傅进过各色各样的家门，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吃喝都在那里。两个人，四只巧手，做好十来件衣服，一天下来能挣七八块钱。

他的同乡、“美美”店主赵建新的经历与之相仿。在数千趟上门制衣过程中，他们练就了一把量体裁衣、缝制整烫的好手艺。

随着赵建新在圈内的名气越来越响，一家上海服装厂老板邀请他到厂里从事管理工作。没过多久，他去了温州某家服装厂。2003年，他又前往杭州开厂。厂长难做，既要跑业务，又要管工人，加上“非典”冲击，赵建新很快便感到挫败。

这时，姐姐的一通电话救他于水火：“阿弟，你回上海帮我吧。”

他的姐姐也是一名裁缝，比他更早来到上海，“美美”店名就是取自她的名字。姐姐起初也以做衣服为生，然而到了世纪之交，她嗅到了不一样的商机。

从1997年到2001年，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恒隆广场三大商场陆续建成，南京西路商圈崛起。“梅泰恒”里的众多国际一线奢侈品牌门店，不仅为人们提供了“领行情”、开眼界的机会，还吸引着那些钱包鼓鼓的新一代消费者。

只是，由于不同人种体型差异，很多顾客发现自己花大价钱买来的华服美裳并不合身——明明尺码相同，袖子或者裤脚却长了一截，穿着很是别扭。店员注意到顾客的需求，主动替他们留意起了裁缝师傅。

也正是在1997年，张杰和陶培青已经立足静安别墅，开出了自己的裁缝店。商场店员中午到这里来吃小馄饨，恰巧遇上他们，生意就这样谈成了。从此他们纷纷转型成为改衣裁缝。每天，店员送来需要修改的衣服，他们加工完成后再送回去，由店员转交给顾客。

陶培青回忆，订单最多的那一阵子，共有28家店找他改衣。赵建新姐姐手里也有27家，实在忙不过来，把他从杭州叫了回来，另外还雇了两个帮手。

"美美”店里挂着的一沓沓商场订单

衣服数量多，店里又催得急，对他们来说，加班加点赶工是常态。陶培青经常熬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有时甚至趴在缝纫机台板上过夜，醒来继续干活。

凭借地理优势、精湛手艺和勤恳态度，静安别墅里的小店与“梅泰恒”里的大牌建立了稳定的关系。

“122号”的墙上至今还贴着那些品牌的标签：“博柏利”“杰尼亚”“范思哲”“登喜路”“阿玛尼”……张杰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小心地给一条“罗意威”的连衣裙拆线。

陶培青从工作台上随手拿起一块边角料给我：“你摸摸看，不一样的。”接着他翻出一条触感同样细滑的裤子，原来这块料子是从“古驰”裤装上剪下来的。这样的大牌服饰边角料在台面上到处都是。

“小黄”和“晓杭”虽是后来者，但受益于集聚效应，也分到了商圈的一杯羹，接到不少二三线以及快消品牌的订单。性格开朗、擅长社交的黄金玉迅速和商场店员结下了交情，订单如流水般哗哗而来。那是改衣裁缝们的黄金时代。

上海摩登

改衣服并不比做衣服简单。

黄金玉年轻时在上海西服厂工作，学了一手“推、归、拔”的功夫，自觉“科班出身”，手艺不输其他裁缝。但她仍然视改西服为苦差，“太麻烦了，要好好开动脑筋的”。

要动什么脑筋？陶培青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每件成衣都有不同版型，既要改得合身，又不破坏原来的版型，这才算好。”

比如改一件西服，首先要量准肩宽、胸围、腰围、袖长、袖围等尺寸，然后一点点把缝线拆除，在保留整体版型的前提下，按照顾客身材画样、裁剪，最后重新缝合。其中每一步都耗时耗力，一名技术成熟的裁缝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改完一件西服。

被拆了线的西服

再比如改小裤腰，并不是简单地剪开腰头、缝得更窄而已。改衣裁缝的做法是把从上到下的裤边缝线全部拆开，根据尺寸整体改小，再把裤边缝合起来。只有这样，改好的裤子才真正贴合人的身体线条。

“这叫推档。”赵建新甩出了一个专业术语，见我疑惑，又补充道，“就是等比例放缩的意思。”

在与大牌衣料、新潮设计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裁缝们的手工艺和时尚感也在不断提升。

张杰经手过一件针脚极其细密的大衣，用剪刀或者刀片都无法拆除缝线。他暗自思忖，也许国外的制衣大师本就不希望这件衣服受到任何改动。于是他只能用细针慢慢挑开每处针脚，再把它们剪开。

“122号改衣”店主张杰

晓杭改皮草外套很有经验。他分析说，皮草的难点在于不能用缝纫机，全都要靠人工缝合，修改一件得花两周时间。做这一行就是这样，门槛不高，但是只有与时俱进、勤于思考，才能达到更高水准。

近年来，国产设计师品牌在服装界异军突起。“陶记”店里，陶培青正在修改一件国内小众品牌的女士西服。这是设计师本人拿过来请他调整版式的样衣。

“剪裁不够立体，版型太垮，显得没型……”他一口气数出了许多毛病。这样的西服称不上佳作，设计师也明白，所以要等老师傅陶培青改完，再拿回厂里依样批量生产——在审美和细节处理方面，陶培青已经超过了很多打版师。

如今，静安别墅改衣店的生意一半来自商场，另一半是直接找上门的顾客。顾客当中，既有服装设计师这样的行内人，也有时尚行业相关从业者。

黄金玉的一位顾客是时尚杂志《世界时装之苑》的编辑。她给我看这位客人的微信朋友圈，背景赫然就是一张他与香奈儿前艺术总监、“老佛爷”卡尔·拉格斐的合影。

“这么说来，我也算半只脚踏进时尚圈了。”烫了一头卷发、涂着玫红唇彩的黄金玉有些得意地说。

“小黄改衣”店主黄金玉

不过，更多顾客与时尚圈没有多少关联，拿来的衣服也不华贵。一条裤子，原价几百元，去找这里的任意一家店进行整体放缩，都要150到200元上下才能成交。这笔买卖听起来似乎不太划算。毕竟，裤腰大了用腰带束一束，裤腿长了卷两道边，都是不花钱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何必诉诸改衣？

在陶培青看来，原因就是两个字——讲究。他说，站在上海街头望去，哪怕白首老人，穿着打扮也不含糊。正当年的男男女女们，更是衣着入时，清爽得体。

对于讲究的上海人而言，衣服不一定要贵，但一定得是整洁而合身的。因为只有衣服合身了，人才更有精气神，所以经常光顾“小黄”的市民章女士说，改衣就是一种刚需，“没什么好奇怪的”。

时尚资源，讲究人儿，在改衣店里演绎着一幕幕“上海摩登”。

开店容易守店难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价位。

陶培青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一旁的陶太太快人快语，提起数年前也有记者前来采访，报道发出以后，许多新客慕名而来，但当听说改条牛仔裤要百把块后，有人就在消费点评网站上吐槽“黑心商家”“价格离谱”。

这让夫妻俩生了好一阵子的气。“先不说改衣服的工序多么复杂，他们知道这边的房租有多贵吗？”

“陶记”店内面积约为12平米，现在每月要交5000元租金。“美美”位置更好，两层楼共12平米，租金是7000元。“晓杭”租的是亲戚的房子，相对便宜些，但逢年过节少不了给亲戚送礼，实际租房成本也不算低。

除了黄金玉是上海人，其他4位裁缝都来自江浙。居大不易，我从不同人口中听到了同一句话：“开店容易守店难”。

“美美改衣”店主赵建新

这些年来，实体经济受到电商冲击，改衣店接到的商场订单比以前压缩了很多。同“美美”仍然保持联系的只剩3家门店。自姐姐去世后，赵建新就辞退了另外两位阿姨，独力支撑这爿小店。5家改衣店里，只有“陶记”还雇人做工，其他4家都是店主单干。

同时，以“易改衣”为代表的互联网改衣品牌正在加速发展。它们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改衣模式：消费者在线上下单，通过快递或平台方上门量体并收衣的方式，把衣服送到各区域中央改衣工作室处理。相形之下，传统改衣行业的经营优势变得更小了。

这些互联网改衣品牌努力把触角伸向实体改衣店。前两年，“易改衣”工作人员找到陶培青，拐弯抹角地向他了解静安别墅改衣圈子的情况。陶培青既不想透露内情，也无意加入互联网改衣阵营，这段接触就没了下文。

说到底，其实也没有多少内情。“同行是冤家。”除了张杰和赵建新是老乡，偶尔互相串门借点针线以外，其他人之间基本没有往来，只顾守着自己的小天地。偶尔从顾客那里听到一些评价，说某位师傅手艺不灵，他们都不吭声。就像张杰说的，“众口难调，管好自己的事吧”。

“陶记”店里，陶培青、陶太太和帮工忙于各自手头的活

曾经积极投身时代浪潮的裁缝们，在面对新的浪潮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赵建新的姐姐走了，但他希望“美美”留着；黄金玉自在惯了，不想回到管理体系之中；张杰和晓杭都是耐得住性子的匠人，也不乐意搬迁。他们和陶培青一样，都选择留在静安别墅，不去理会互联网改衣的风口。

陶培青认为，改衣店最大的危机不是房租，不是业务量在互联网冲击下减少，而是后继无人。去年疫情暴发以后，“陶记”停了三个多月的业。这段时间，他得以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长的假期，便认真考虑起未来。

可是，思来想去只有“关门大吉”四个字。因为“现在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裁缝了”。

这是整个裁缝业的危机。互联网时代能挽救这一行业吗？目前看来，结果仍是未知。

时间的针脚

采访到了尾声，一位年轻男士推门而入。陶太太惊喜道：“小李，你好久不来了，最近在忙什么？”

“忙着谈朋友！”

店里传出一阵笑声。

小李此行的目的是要改小几件衬衫。由于健身卓有成效，他原先的衣服都不再合身，所以来找陶培青帮忙。

第一次来“陶记”时，小李还是一名大学生。8年过去，他的生活已经变了许多模样，与陶培青两口子的交情却越来越深。陶培青为他量体的时候，他熟练地配合前者的动作，两人宛如一对默契的舞伴。

每家改衣店都有这样的熟客。有人从自己少女时代开始改衣，到现在领着一个小小少女过来，让裁缝师傅修改女儿的衣服。改衣裁缝见证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成长。这些成长既有身体上的——量体时可以最清晰地感受到，也有精神上的——如果客人愿意交付心事，裁缝们也乐于倾听。

这是他们不愿搬离静安别墅的另一个原因。

陶培青的三十年，也见证了南京西路一带的巨大变迁。1990年，他从苏州来到上海。那时他已经是一名手艺过关的裁缝了，经人介绍到静安区威海路幼儿园工作，专门为幼儿园里的教师和学生定做制服、表演服等服装，从此在这一片扎下了根。

他还记得，当时延安高架还没修建，没有地铁，威海路还是远近闻名的汽车配件一条街。周末，他带着妻女去上海跑马厅参观，三个人挤在公交车上，晃晃悠悠地抵达目的地。

数年过后，延安高架中段工程启动，1号线也已经开通运营。有天晚上，陶培青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是幼儿园附近工厂爆破的声音。

“工厂拆了以后，你猜建了什么？”

我摇摇头，他说：“就是你们文新报业大厦！”

后来，威海路从汽配一条街变为文化传媒一条街，南京西路有了“梅泰恒”。武定路的张杰、凤阳路的黄金玉、曹家渡的晓杭，纷纷来到静安别墅。

再往后的故事里，多了他们的身影。

静安别墅里的日子并非没有波澜。奶茶店，咖啡馆，理发店……这里开出的小店一度比现在多。但是这些商铺基本都没有营业执照，“陶记”等改衣店也是。

为了减少经营户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维护静安别墅作为历史优秀保护建筑的整体风貌，2010年开始，静安区相关部门针对“居改非”、无证无照经营等现象进行整治。到2013年，大部分违章商户都被取缔。

那段时间，小区里到处悬挂着“制止违法转租改建”“依法取缔无证无照经营”的横幅，陶培青等人为此忐忑不已。好在，因为改衣店扰民程度不高，兼有家庭作坊般的便民服务功能，最终被保留下来。

城市管理中的温情片段，就此被记录在了改衣店的生命史上。

尽管仍有许多困境摆在眼前，甚至自嘲“难登大雅之堂”，比不得上海著名的红帮裁缝，静安别墅里的改衣裁缝们，还是靠着耐心、专注和坚持，赤手空拳在大城市闯出了一片天。他们的子女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回到上海工作，方便照应父母。

这样司空见惯、却又屡屡令人感动的家庭奋斗历程，真实存在于城市变迁的缝隙里，留在时间密密麻麻的针脚里。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

作者：周程祎

来源：上观新闻

静安区杂志样本印刷商家新闸路1209弄60号，这里藏着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发源地！印刷字体展示馆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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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字印刷字体发源地

印刷字体展示馆对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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