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区标书样本印刷厂家专访振华重工总裁：港机全球占比超八成后如何培育新增长点？|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专访振华重工总裁：港机全球占比超八成后如何培育新增长点？

振华重工总裁、党委副书记黄庆丰

已经连续20年保持岸桥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重工”，600320），正从传统的重型装备制造商向综合性服务商进行转型。它的目标，是成为该领域的全球第一。

振华重工是国内重型装备制造企业，成立于1992年，以港口机械制造为主，总部设于上海，目前在上海本地及南通等地设有10个生产基地。2017年，振华重工营业收入达到218.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3亿元。

6月8日，在振华重工江苏启东海洋工程公司，振华重工总裁、党委副书记黄庆丰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他向记者具体阐述了振华重工未来的转型之路。

这一天，振华重工还在酝酿一件大事，其建造的世界上最先进、亚洲最大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正停靠在启东码头，准备开启首次海试之旅。“天鲲号”被广大网友戏称为中国的“造岛神器”，从设计到建造是完全自主创新，标志着振华重工依托港口机械制造与海工重型装备的研发制造能力，全面进入船舶制造领域。

“天鲲号”的建造是振华重工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意味着其在海工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实际上，自2009年5月“振华港机”更名为“振华重工”以来，这家重型装备制造商就开始了“突围转型”之路。近年来，不仅仅是港机业务，海工、海服、投资等均是其业务重点。

尤其在自动化码头领域，振华重工早有涉足，并相继做成了厦门、青岛和上海港的自动化码头项目，在自动化码头系统软硬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接下来几年，振华重工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全自动化码头，会将它作为一个新增的业务亮点来推广。

振华港机的取胜秘诀

澎湃新闻： 振华重工的岸桥产品连续20年保持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有哪些取胜的秘诀？

黄庆丰： 管总（振华重工创始人管彤贤）曾经总结过，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非常恰当。1992年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全球贸易大发展，贸易壁垒减少了。同时，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特别是小平南方讲话，中国加入WTO。由于国外贸易发展，巴拿马运河拓宽了，就需要大的起重机；投放的船变大了，贸易量也增加了。整个国内国外的形势，都促成了集装箱机械装备的大需求。

内因方面，一是振华重工敢为天下先，做人家不敢做的项目。特别是我们第一次拿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项目，这种国外的项目特别难，但我们做好了，一举打响品牌。后面美国人、欧洲人也来了，特别是德国人也来买我们的设备。德国是起重机的故乡，德国人购买振华的产品就成了一个风向标，欧洲所有的码头都买我们的设备。总结起来，振华市场发展的路径是很有意思的，先欧美再亚非，先国外再国内。

第二注重科技创新。振华有一个自己的设计院，很多技术是自主设计的。比如原来起重机只能吊一个箱子，现在可以吊两个箱子；原来是手动的，现在是无人的；原来用柴油机，现在用电力的。我们一直在想新法子。

第三重视质量。在20多年前，像振华一样重视质量的企业并不多，当时大家想得更多的可能是尽量降低成本，但振华对产品质量非常重视。当时管总提出“不欠债离岸”，就是做的东西，一定要让用户或者他聘请的监理认可才能发运。所以我们和国外最高端的第三方监理咨询公司合作，他们每天从图纸就开始检查，制作的时候蹲点。当时上海和崇明岛还没有通隧道，要坐船来回，为此我们还在长兴岛专门建了一个宾馆，让监理住在那里，可以全天候24小时监控。这种“上道工序不能给下道工序留整改”的质量管理方式，让用户对振华的质量非常放心。

第四重视产品服务。振华的产品卖出去以后，如果有问题，可以随叫随到，24小时服务，给我们的产品做担保。

第五是整机发运。当时我们的竞争对手是散件发到现场，但我们是整机发运，就是事先全部验收、调试好，就像房子全装修好以后装了船运到你那里，直接给你卸货使用。

港机发展还有增量：后市场服务和自动化

澎湃新闻： 振华港机产品做到了全世界占有率第一，意味着再往上的空间越来越窄了，如何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

黄庆丰： 是的，港机领域确实是发展到了一个瓶颈，但不是说不能发展。港机里面的桥吊（也称岸桥），我们做到了占据全球百分之七八十的市场份额。但如轮胎吊、轨道吊等场桥市场，还有扩大空间。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是优化设计；另一方面，生产、采购等流程，可以更合理地配置，减少成本。而且港机的系列很多，还有堆高机、正面吊、移动的抓箱吊，这些可以再想办法扩大市场份额，产品类型方面仍有空间。

另外，我们非常重视港机的后市场服务。港机销售出去可以用二三十年，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备件销售、维修保养、咨询等服务的需要，这是个很大的市场，金额可能会占到设备收入的一半或者以上。如果我们把全球的港机维保拿下来，全球有几万个码头，这个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

起重机方面的增量，除了上面说到的后市场服务，还有自动化码头。

一是新建全自动化码头。我们在上海洋山港、青岛港、厦门港做了三个振华总承包的自动化码头项目，做得非常成功，这三个项目已经给全球码头行业带来震撼。目前，我们已经签订了阿布扎比、意大利、印度的自动化码头合同项目，后续还有多哈、以色列、科威特的自动化码头项目。慢慢地，全球的新码头可能都会往自动化方向发展。

在洋山四期和青岛港，振华已经把成本大大降低了，效率大大提高了。而且，工期还大大缩短，在两年内就完成了。后续，我们要利用自动化码头这类项目，打响“上海制造”名片，同时也作为一个新增的业务亮点来推广，市场潜力非常大。

二是老码头的自动化改造。现在全世界95%以上的码头是人工操作的，把老码头改成远程操控，或者是堆场的自动化，都有很大空间。

另外我们现在还想做一些大的动作，比如跟美国的微软合作，把起重机的监控中心做大，做到监控全世界每一个码头。这样我们的商业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我们原来是卖起重机，后续不一定卖设备，而是卖服务，按照吊装的箱数收取费用，同时帮用户诊断解决问题。所以说起重机的自动化改造，也有很大的空间。

“多条腿走路”

澎湃新闻： 上述两个发展方向就是振华重工提出的“八大业务板块”中的两个。能否谈谈其他的业务布局？

黄庆丰： 对。振华近些年部署的八大业务板块包括：港口机械、海洋重工、大重特型钢结构、海上运输及安装、电气产品、系统集成及总承包、投融资以及一体化服务。首先，港机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主业，必须要发展好，同时把港机的后市场服务、自动码头做好。除港机以外，我们要“多条腿走路”，做符合国家战略、有利于公司发展的项目，同时也做跟公司业务相关的领域。

钢结构制造是振华一个强项，我们有3000名持国际证书的焊工，做过美国的旧金山新海湾大桥、苏格兰大桥和挪威哈当厄尔大桥，这个领域可以继续发展。

另外，我们有很强的海洋重工装备制造能力。总书记号召中国要打造海洋强国，海洋强国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工装备支撑。比如“天鲲号”是亚洲最大的绞吸式挖泥船，可以做到一小时填满一个足球场，可以深海作业。另外振华打造的浮吊钻井平台等，后续都能够为国家所用。

下一步，为进一步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鼓励振华重工进军世界500强的期望与指示，公司不仅要发展好港机、海工、电气、系统总承包等行业优势，还将着重发展智慧城市产业，力推智能立体停车系统、智能公交系统等业务，并大力开拓海洋开发、民生消费、军民融合和数字化产业等领域，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在积极拓展，比如自动化的车库、自动化的物流交通等。最近振华在雄安新区和海南都设立了分公司，在那里我们会做自动化公交、自动化停车库、自动化车辆调度系统，还会考虑绿色装配式建筑。

澎湃新闻： 2016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和海运市场低迷，对振华重工海工业务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应对之策？

黄庆丰： 由于油价不高，海工业务形势不好，这段时间压力非常大，也想了各种办法。比如跟大股东中交集团作充分的沟通，内部做了很多项目。另外和国内各个打捞局、海事局充分沟通，拿到了一些项目。还有在海外，创新了商业模式，跟最终的用户接洽，通过联合开发或投资形式，把海工平台的一些设备用起来，继续建造。

不过，风电安装船业务还可以，前几年振华重工造的几艘风电安装船都成功卖出去了。随着2017年油价回升，我相信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以后海工业务还是振华的一个工作重点。发展海工业务，一是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二是我们优势的体现，振华有自己的海工设计研究院；三是我们相信市场会有复苏的这一天，而且振华通过商业模式的运作，也可以把这些项目设备用起来，为公司产生效益。目前海工板块的业务占比在20%-30%，我们的目标是一半以上。

从2.0升级到4.0

澎湃新闻： 上述的业务发展方向已经可以看出转型的思路，请具体谈一谈转型路径。

黄庆丰： 振华重工提出过“五个转型”。第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把科技创新放在第一位，要有人家没有的东西，你才能打出去。第二，我们从原来的做产品到做精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也在做精益生产的各类改进。第三，从卖装备到卖系统，就是做整个系统总承包，这样面更广，对我们自己要求更高。第四，从卖硬件到卖软件，软实力方面要加强，另外，要做互联网，从2.0时代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商业模式转变为4.0时代的新模式”。最终从设计、制造、运维等多维度全面实现振华重工的数字化转型。

澎湃新闻： “五个转型”中，有一个是从2.0时代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商业模式转变为4.0时代的新模式。振华仍然把自己定义为2.0时代，从2.0升级到4.0，主要的差距在哪？有哪些难点？

黄庆丰： 我们现在把自己定义为2.0时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生产、技术、管理方面，都要从2.0到4.0进行转变。比如，我们的生产基地搞精益化生产，从工人开始培训，在生产车间搞流程再造，总的思路是通过精益化生产，让工人快乐安全、负责任地工作，同时让工人从事最专业最简单的工作，让他们把产品做好。

比如，我们在公司里面推ERP管理系统（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的运行模式，覆盖了客户、库存、生产等管理工作，通过优化企业资源达到资源效益最大化），做信息化的工作，正在全面推行。图纸设计要做三维设计。管理方面也要搞大的方面的提升。我们对自己要求挺高的，但我们认为现在3.0时代还没达到。

中国企业“走出去”急需复合型人才

澎湃新闻： 振华重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排头兵，你在国外也有长达10年的工作经历，在这个过程中碰到过哪些问题？

黄庆丰： 港机走出去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把设计、研发等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有话语权就很好办。加上对项目标书、国际标准也了解，就没问题。但国际化中人民币结算是个问题，以后随着国家强大会推行起来。另外还要注意文化的差异。我讲个小故事，1998年我进公司才两年，去阿曼做项目。去了之后，他们的码头开港，我们送给他们一对汉白玉的大狮子，开港当天放在码口。结果第二天就引起当地工人的大罢工，狮子也被包住了。原来，他们认为狮子是不祥之物。最后只能把狮子搬到码头里隐蔽的酒吧门口。类似的小事还有很多。

此外，国际化人才很重要，一定要有国际化的视野。这个我跟香港和记黄埔的领导也沟通过，他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一定要找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懂得中外文化差异、尊重对方。另外，工作中一定要讲诚信，特别欧美国家对履约、讲诚信是非常看重的，一定要严格按照合同和规范来做事。

澎湃新闻： 这样的国际化人才如何挑选？

黄庆丰： 和记黄埔在全球有50到60个码头，当时我与和记黄埔领导沟通的时候，他就考虑到底用本地人、欧美人，还是用中国人呢？通常国外公司，第一选择是欧美人来管本地人、英国人管印度人，或者用本地人来管本地人。但可能最佳的方案还是用中国人来管外国人。

丹麦的马士基公司是世界第一的船公司，最后用的还是丹麦人管当地公司，这对公司发展是最有利的。但必须找一个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做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尊重当地的文化，不了解当地的民情，不能以国际化思维来管事，是会出大问题的。振华重工走到国外，肯定要培养一批了解国际规则、懂得当地文化、事业心强、对国家忠诚的人才。现在振华海外公司70%-80%都是本地人，我们主要派过去两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

振华的很多同志在国外抛家离舍，做出了一番成绩，除了提高他们的待遇外，振华计划今年年底出台相关制度，可以让他们带家属过去，孩子能上当地的国际学校，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我前两天碰到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国分公司的总经理，他就感慨一个人在美国很孤单，妻子孩子都过不去。后来我提及了将要实施的随行随住制度，让他的妻子孩子都可以过去，他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好办法，以后中国企业走出去要不断地推广，规范国际化人才的福利待遇问题。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澎湃新闻： 目前振华重工除了上海总部，在江苏南通、江阴等地均建有基地，当时为何做这样的布局？

黄庆丰： 第一考虑到江苏有技术人才，资源丰富。第二配套方便，南通就是一个造船修船的大基地，需要配套什么物资都非常方便。第三，当地政府非常支持造船修船等大项目。第四，地理位置便利，比如我今天早上六点半从上海家里出发，八点不到已经到启东，上午已经把工作都安排好了，下午回到上海办公室还可以开个会，根本不影响一天的工作。

上海的成本比较高，但有研发优势、高校优势、交通便利优势。现在，我们把研发放在上海，生产基地放在启东，上海跟江苏南通的人员比例基本上一比一，上海以港机和研发为主，江苏南通以海工装备为主。国内国外到上海交通方便，从上海到基地也很方便，而且江苏的成本优势又大于上海，更有利于海工装备制造，说不定振华以后要更加做强南通的海工装备制造基地。

应该说，这也是振华在长三角联动中非常生动的体现，我们早就参与进去了，甚至可以说在更早之前就开始布局。现在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化，相信各地的工作联动会更方便。

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陆宇峰：把学术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为加快培养造就本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青年拔尖人才，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从2010年起组织开展“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速成长，逐渐形成了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上海社科新人访谈录”专题，邀请2020-2021年度当选“上海社科新人”的14位青年学者进行专访。本期邀请了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陆宇峰，他的研究领域为“系统论法学”研究，阐明现代法律独特的功能、结构、运作模式，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复杂关联。

澎湃新闻： 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陆宇峰： 我从事“系统论法学”研究已逾十五年。这一当代理论法学新思潮致力于运用“自创生”社会系统论，阐明现代法律独特的功能、结构、运作模式，及其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复杂关联，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受到关注。除了译介三代系统论法学家的重要作品之外，我个人也开展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一是在中文世界首次重构了系统论法学的理论体系，凝练了其对现代法律的全新洞见，展现了“理解现代法律的新思路”；二是将系统论法学置于更加宏大的“社会理论法学”脉络下，探索其为现代法律的全面理性化提供动力的应用前景，提出了“推进法学研究的新范式”；三是将系统论用于分析全球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的法，阐述了适应复杂社会治理需要的“反思型法治”，打磨了“观察法治中国的新工具”。

澎湃新闻： 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陆宇峰： 2005年，我从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深造，3年后成为法学院迄今为止的两名“转博生”之一，一直师从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会长高鸿钧教授。我刚开始主要学习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哲学，后来转向了卢曼开创的系统论法学。我没有海外学习经历，但游历了不少国家，与国际系统论法学界长期交流合作。2011年博士毕业，我来到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从事法理学专职研究至今。其间2012年—2013年，我随“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李秀清教授，在职开展法律史博士后研究，获评华政“首届优秀博士后”。

工作10年，我主持国家社会基金青年课题、一般课题、重大课题子课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7项，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环球法律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20余篇次，出版专著译著10余部。我学术进步的经验，或可斗胆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读天书”。要选择足够艰深复杂的研究领域，确保自己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有持续阅读、思考和写作，才能缓解内心压力。二是“用理论”。要坚持运用自己服膺的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相信检验一套理论的关键指标，就在于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力。三是“多说话”。读了书有收获，就跟老师聊、同事聊、同行聊，聊出新意、受到启发、发现问题，把学术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四是“惜文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说到底是文字工作者。对文字没要求，不爱惜自己的文字，说明对学问没有信仰，自然不可能做好学问。学术文章的文字要求最简单，就是表意准确、逻辑性强、善于提炼。但做到这些也不容易，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练笔习惯。

澎湃新闻：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陆宇峰： 缺乏搜集资料的耐心，可能是我的主要困难。好在我运气不错，本科阶段喜欢古代思想，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的鲁珂老师（后来他早我一年考上清华）向我推荐了大量中西古代经典和思想史作品，并给了我三楼那间空调阅览室的钥匙。硕士生期间入门系统论法学，刚读完大陆文献，师兄马剑银就从台湾拖回来几箱相关著作；“台版书”读出点眉目，师兄泮伟江又从法兰克福，背着系统论法学的最新成果回国了。博士生期间研究美国法律现实主义，也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柯岚教授发来280M 共361种文献，穷尽了重要的英文资料。近些年关注网络法治理论，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於兴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胡凌副教授，又向我“投喂”了上百种文献。因此截至目前，我还没被资料问题真正难倒过。

从青年学生转型为青年学者并不容易，需要两方面的帮助。一是“科研过渡期”。刚入职的教师，若有两三年的过渡期，基于博士论文做拓展研究，发表一些高质量成果，他的科研习惯、学术自信就都建立起来了。相反，如果让他立刻陷入繁重的教学和学生工作，无暇深度思考、持续写作，几年下来，可能再也找不回学术感觉。二是“有组织科研”。很多教师在学生时期接受的是纯理论训练，不少“海归”甚至从未研究过“中国问题”。他们不了解学界关注的重点，不熟悉学术期刊和科研项目的导向，甚至论文、标书的写作规范都不符合要求。这个时候，一定要给他们搭建学术平台，开展“有组织科研”活动。我所在的华政科学研究院在陈金钊教授的带领下，长期开展青年学术论坛、社科名家讲坛、学术写作交流、课题申报辅导等“有组织科研”活动，为青年教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学术道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导师高鸿钧教授。记得2010年写《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内容、兴衰及其影响》，老师对初稿不满意，组织师门开“只批评、不表扬、不还嘴”的研讨会，让我红了脸、出了汗。几天后，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训斥我因为追求生动而失去了严谨准确，要求我老老实实重写，每段文字第一句提炼论点，后面三五句话论证；若干段一节，形成鲜明的观点；节与节之间由一条主线串联起来，支撑一个命题作为结论。我带着“开悟”的喜悦离开办公室，一周之内向老师提交了修改稿。两小时后老师来电，声音里透着毫不掩饰的欣慰：“宇峰，文章成了，肯定能发表！你现在就去玩个高兴！”后来这篇文章不仅在《清华法学》发表了，而且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双双全文转载，还收录进《英美法原论》，入选了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澎湃新闻：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陆宇峰： 当下我国学界正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努力通过“学科交叉”等方式，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新工具。二者相辅相成，其目标是在更好地描述、解释、总结“中国奇迹”的同时，有效应对社会高度复杂化导致的种种治理问题。这样的学术氛围坚定了我从事系统论法学研究的信心，因为系统论法学吸收了哲学现象学、热力学、生物学、信息论、控制论、复杂系统论的最新成果，适应学科交叉的趋势；作为社会理论法学的分支，它坚持从社会事实出发分析问题，从社会整体出发理解法律，关注法律与社会的共同演变，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将运用系统论法学继续推进法治中国的相关研究。

澎湃新闻： 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陆宇峰： 一是2014年，上海哲社青年项目支持我开展“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异化治理研究”，为我2015年申获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打下了坚实基础。2018年，该项目以“优秀”成绩结项，《社会科学报》又做了题为《寻找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方案》的报道，令我备受鼓舞。二是2016年，我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深刻体会到上海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决心，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学术上给予我很多帮助。三是上海市法学会2020年将我选入“上海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库”，今年又同意我担任了法社会学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为我提供了向全市同行学习的宝贵机会。

澎湃新闻： 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取得成果，对您成功当选上海社科新人有所助益？

陆宇峰： 我个人已主持两个国家级课题，除了刚才提及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青年项目“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网络公共领域法治新秩序研究”外，另有2020年度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系统理论视角下高度复杂社会的反思型法研究”。后者也已产出阶段性成果《论高度复杂社会的反思型法》，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我还参与了马长山教授主持的两个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均担任子课题负责人。一个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课题“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法治化机制研究”，另一个是2020年度重大项目“数字社会的法律治理体系与立法变革研究”。在承担重大课题的过程中，我在首席专家的带领下开阔了学术视野、提升了研究水平、锻炼了团队协作能力，这对我成功当选上海社科新人有很大帮助。

澎湃新闻： 获得了“上海社科新人”称号之后，您觉得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陆宇峰： 上海历来是哲学社会科学重镇，在上海成为“社科新人”是非常值得珍视的荣誉，代表着上海的学术前辈们对我过去成果的认可、对我未来成长的期望。因此，这份荣誉本身，就是我进一步开展课题研究和学术探索的巨大动力。我只有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始终面向新的社会问题，追踪新的法治实践，在理论上“推陈出新”，才能不负前辈期望和“新人”称号。

澎湃新闻： 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对加快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

陆宇峰： 就“繁荣”上海的系统论法学研究而言，我可能发挥了一点作用。在众多前辈的关心下，在我和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多名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论法学研究群体，规模超过全国三分之一。我们在东亚法哲学大学“系统法学与未来法治（香港）”组织了三场分论坛，吸引了香港、澳门和我国台湾地区多位知名学者到场！当我们集体出席“系统论法学国际研讨会（格鲁吉亚）”和“中丹（丹麦）系统论国际研讨会（北京）”的时候，欧洲教授们十分惊讶，中国竟有那么多人懂这套最前沿的理论！受知名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的邀请，我还开设了“系统论法学专栏”，介绍、展示这个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得到全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澎湃新闻： 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陆宇峰： 城市治理水平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衡量指标，而城市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撑。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有助于推动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理念，加快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城市治理中的实现方式。

澎湃新闻： 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陆宇峰： 我此前已运用系统论法学的基本原理，初步探索了适应高度复杂社会的治理需要，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反思型法”体系。随着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希望能够为上海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和法治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方案。

多年来，我也一直通过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助力上海“法治软实力”的提升。作为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研制者之一，我编写了上海市首部初中生《法治教育（试验本）》（副主编），培训了多批上海市法治教育名师，并多次带队赴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校柳营路小学以及崇明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崇明区实验中学指导青少年法治教育实验校建设，还承担了上海市“宪法教育馆”的图文设计工作。随着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相信未来能够为上海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和法治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龚思量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