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藏明刻本《唐宋文钞》

黄裳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散文家、古籍收藏家。来燕榭是其用过的多个书斋名号中最著名的一个。初识黄裳先生并不因为他的藏书，而是他的散文。20世纪80年代，“文革”时的“读书无用论”渐渐肃清，青年人开始觉悟，开始读书。那时可读的书非常少，于是几家大的出版社先后组织了一批文化学者的散文、小品出版。就像大饥饿之后，人们不能大口暴食一样，让久疏阅读的年轻人先从散文、小品入手接触文化，是十分得当的一种方法。而前辈学者的散文又是那样的清新而富含文化，自然能起到恢复精神、启迪心灵的作用。

起初读黄裳的散文《银鱼集》《锦帆集》《前尘梦影新录》等，只觉其语言优美、文化丰富、知识性强。待读了《清代版刻一隅》后，才了解了黄裳先生着力于古籍研究收藏的意趣。先生从古代文人处学习他们的文化思想，这些文化思想影响着他自己，也影响着年轻一代。任何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任何文化不能没有传承。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修身养性，从个人的修养，才能发展到国家的修养，我们从《清代版刻一隅》中所涉及的古籍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黄先生所介绍的古籍多为前人的诗文集，也就是中国图书分类中的“集部”。这些个人的诗文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社会活动。所以“集部”古籍向来被文人重视。2011年春节刚过，上海博古斋潘先生寄来黄裳所藏《唐宋文钞》20册，这可大开了我的眼界。笔者虽喜藏书20余年，但如此近距离地把玩、阅读具有历代名人题跋的古籍还是不多。

黄裳所藏此件《唐宋文钞》即明嘉靖年间进士茅坤所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是明代著名的刻书家，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刻书甚多，如《史记钞》《汉书钞》《墨子》及此部《唐宋八大家文钞》等。另外茅坤自己的著作《白华楼藏稿》《玉芝山房稿》等也是明版古籍中的精品。《唐宋八大家文钞》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初刻于杭州，计164卷。万历年间，茅坤之孙茅著重订复刻。清代时另有《四库全书》本及坊间刻本。此《唐宋八大家文钞》存41卷，后人重装为20册，竹纸，半页9行，行20字，白口，四周单线边框。黄先生在多部著作中提到过此书，对于此书的刊刻年代仅书“明刻”二字，今以纸质、字形特点及198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所出《简明中国古籍辞典》，判断此书当为明万历年间所刊。近有定为明崇祯四年(1631年)所刻，遍读此书题跋、题记，未见有如此明确的年号出现，或亦另有所据。

据黄裳于此书上的题跋及其他文字、印章知此书为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后人祁班孙所藏，并有不少读书批校。祁班孙字奕喜，山阴梅市(今浙江绍兴境内)人。父祁彪佳，明崇祯时为南京巡按，清人入关，以死殉明。所以祁班孙亦坚不仕清，后出家常州马鞍山寺。此书上所批文字出自班孙，字里行间表现出了注重气节不忘旧朝的思想。如原书中有论伯夷不死于周世或更有所作为的言论，祁班孙批“伯夷之非周自是千古忠义”，如果去有所为，则“天下良心尽矣”。由此可见明末清初许多文人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人生价值的看法。

黄裳于此书题跋甚多，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所出《来燕榭读书记》中摘录了大部分。这些题跋除对版本有一定的介绍外，对祁班孙的生平也重点给予了评价，我们由此也得以了解了山阴祁氏藏书的流出以及祁氏家族人物的故事。

古代藏书家多为文人学者，其所藏图书上多有批校题跋，这些批校题跋一方面记录了这些文人的读书过程与学术思想，另外也对研究书籍版刻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对于书籍版本的收藏首先要求一个“善”字。书籍内容、校勘水平、印刷质量、名家学者批校，成为评判一部古籍善与不善的基本条件。有了细致的校勘、上等的印刷质量、上好的纸张、精美的装帧，这部书才有了能够广泛传播作者完整思想的起码保障，书籍内容的思想性、学术性及史料价值，也是读者藏家关注的重要方面。再加上后来学者的批校，这部书的错讹进一步减少，就更加提升了阅读和收藏价值。当然，如果是印量少，存世稀缺，那就更为“善”字添上一笔了。

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遭受了许多厄难，古代书籍的存世量越来越少，人们已经不能用前人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古籍了。但在当下的收藏界，不论其内容、印刷质量，只要有一定年代的旧书都捧为善本，这还是值得商榷的。古籍不是古董，不能以古玩商“够代不够代”的观点来看待。古籍一方面看它的印刷年代，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它的内容以及它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比如名家收藏、名家批校等。古籍毕竟首先应该是文化品，其次才是商品。一部古籍的文化含量越高，它的商品价值自然会增高，这种文化价值当然包含除内容外的印刷质量、版刻艺术、装帧水平等等。

据黄裳《来燕榭读书记》及此书上题跋原迹得知，此部《唐宋文钞》是黄先生1954年得于上海旧书商处。原题跋上云：“甲午三月初十，晨，有叩门者，急披衣出视，古董市估以书一包来，其中有祁奕喜手批阅本《唐宋八家文钞》，见之狂喜。”此条《来燕榭读书记》中未收录。读1989年齐鲁书社所出黄裳《前尘梦影新录》第20页：“《唐宋八大家文钞》二十册，明刻本，祁班孙手批，原本为茅鹿门刻，已拆散重订。有印记曰‘道僧’，曰‘五云头陀’，曰‘班孙印’，曰‘班孙’，曰‘奕喜印’。朱墨笔圈点。每文后有墨笔批语，间附记事。题属作‘剩国子’‘剩国主人’‘喜道人’。所跋多有议论。”这段话就是有关此《唐宋文钞》的记录。关于此部书的收藏，黄先生又言：“壬癸之间(1952~1953年)，余得山阴祁氏书，多由石麟所介。唯此书及祁尔光手批《通鉴前编》又冠山堂刻《吴越诗选》等则得之古玩市场。”

黄裳《前尘梦影新录》上所论与书上题跋原迹稍有不同，一是得书时间约在1952年至1953年间，而原题跋明确为“甲午(1954年)三月初十”。二是书上言得于“古玩市场”，而原题跋上则为叩门而来的古董商。为什么黄裳先生所记会有一些差异呢？原来，1986年黄先生在写《前尘梦影新录》时，许多古籍的原物并不在手边，他是靠记忆写出此书的。1972年前后，黄先生和许多文化人一样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一天接到通知，让他回上海家中，因为有关部门要没收他的藏书，当然还要求他当面签字。“长卡车去了若干次，总算抄得一干二净”。又过了几天，黄先生被请去在书目单上签字，这时他才看到他的藏书被分成了3类，较好的版本放在了一边，二类古书约822种、2160册，也有了目录，但这些都不关他的事，黄先生只是在一本登记册子上签了字。大约过了两年，黄先生因病回到了家中。当年抄家时规定，凡是有字的纸、书一律拿走，所以留在家中的仅是一堆准备用于修书的旧纸。居家无事，黄先生就用这些旧纸，“陆续编写亡书目录，仿徐子晋的旧题，命之为《前尘梦影新录》。记忆是不可靠的，内容也不真切了，所以这只能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回忆录”。虽然黄先生这样谦虚，但从后来的资料看，《前尘梦影新录》上所记四五百种古籍的论述基本无误，由此也可见黄裳先生的读书功力了。

又过了多年，黄裳先生的那些“二类古籍”以及普通版本都陆续发还了。我们从这部明刊《唐宋文钞》的封皮上还能看到当年有关部门退回的印签。黄裳先生是古籍收藏研究的大家，他的来燕榭中所收藏的稀世珍本还有许多，偶有流出自然会被藏家所追捧。希望能多看到黄先生所藏的善本，同时也不希望此类善本流到无知者之手，把饱含了文化历史价值的古籍仅仅当做古董来收藏。

祁奕喜批阅、黄裳题跋的明刊《唐宋文钞》这一流传了数百年的古籍，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又有跨越数百年的多位文人学者的题跋批校，加之其保存完好，品相洁净上佳，有此数项能不称为上善之本吗？后来者得此书当珍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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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时代雕版，印刷春秋。浅说“古文瑰宝”中，唐宋印刷术的传承

引言：

人类文化的演变，根源在于文字的传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字拥有群体极少，因为抄写效率的限制，文化的传播大大减弱，以至于过去许多历史成为谜题。直到唐代，才继承了前人在“印刷”技术上的成就，正式发明雕版印刷术，它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文化传播的能力，为唐宋的文化繁荣作了巨大的铺垫。甚至在宋代庆历年的活字印刷术面世后，雕版印刷术都仍旧充当很长的一段时间印刷出版文书的“主要手段”，可想雕版印刷术对北宋文人阶级的影响深远无比。而在现代，《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以及雕印版《金刚经》的再度现世，清晰地反映了雕版印刷术在过去岁月中，古人们在文化传播的制作中所蕴含的智慧精华。

印刷成型：宗教与技术的糅合（一）

著名的雕印版《金刚经》是如今考察古代印刷术的重要文物，其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唐懿宗咸通九年时的雕印产物。比起大多数出土但没有明确时间的文物，《金刚经》有着很明显的时间标注，对于历史考究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而《金刚经》的整体构造和艺术性，也完全说明了在唐咸通年时，雕版印刷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无论是古经文字还是首卷中的释迦牟尼讲经画像，其中的纹路细腻，可以看出原版雕功的精妙，再配合上严谨的复刷，最后落成这幅完美的作品。

《金刚经》最早出土于敦煌，其所出土之地，又与古代传统佛教的传播有着很重要的关联。根据现如今所记载的大多数文献来看，唐代印刷术的快速发展，根源就是在于对“佛教”文化的快速传播。如《僧园逸录》里就曾有对贞观年间，社会上佛教传播情况的记载：“玄奘以回峰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驼无馀”。 这里所描写的“印”，便是指唐代早期的印刷术，而且“五驼无馀” ，也说明了当时民间对佛教的一种热爱，印刷术的出现既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佛教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印刷术的发展。《金刚经》有八页内容，第一“纸”刻画的就是释伽牟尼在为信徒们讲道的内容，其中信徒的身份各类不一，有尊贵的国主和臣子，因为有一般地位的普通信众，自第一纸后，其余的便是金刚经的经文内容，从开篇到经文的展现，《金刚经》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幻想性在其中，有着完整的叙事逻辑。

《金刚经》

《金刚经》的版面很长，通过将经文完全拼接起来，长度可达十六米，里面的内容详尽，字间距对称合理，字体形态亦是板正，呈现的条理感很顺畅，可见唐代在印刷的制作过程中，排版的周密性。咸通九年版的《金刚经》，卷末有标志性落款，其中一句是：“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 。这代表着，是一位文人主持了这一“本”金刚经的印刷赠送给父母，这反映了在唐代懿宗朝时的民间，依旧保存了从太宗朝到玄宗朝，旺盛的佛教习礼的信仰习惯，而“普施”（普遍施与） 二字，更代表着佛文化在民间的普及程度。

《金刚经》

《金刚经》背后的“印刷”发展背景

一、成熟根源：唐代佛教的“复活”需要

唐代佛教的全面化，是继隋朝大力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其中贞观年玄奘的一系列宗教传播活动就是最好的见证。在隋唐以前，北周武帝就曾掀起大型的“灭佛事件”，史称“建德灭佛”，与佛教一同被清洗的还有道教：“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这就导致了民间的佛教宗教艺术几乎毁于一旦，而到了隋朝，隋统治者就为此大力重新再“造佛”，复辟经文和贤像，以继续沿用佛教来成为国家主要的宗教，如隋文帝曾下令：“赦废像遗经，悉令雕撰” 。到了李唐一代，佛教的“复活”速度更是随着社会的稳定而加快，因此逐渐令“印刷术”正式成型，不得不说，印刷术最早的目的根源，就在于佛教文化的“复活”。

唐代僧人画像

二、需求推动：佛教文化普世宣传

有唐一代，与佛有关从而被大肆普及天下的事物有二，一是茶，二则就是文化制作的源头，雕版印刷。唐代自李世民时，国家版图持续扩大，而为了迅速教化所掌控地区的社会，有效的宗教宣传则是很重要。因此，佛教的复活和传播，是从李世民时代全面开始的，而随着李世民将佛教和统治结合的应用，让后来的武则天，唐玄宗都沿用之，直到唐代末期，都仍然是主流的宗教文化。除此之外，佛教的传播范围，更是到达唐朝人所能去到之地，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曾在南朝鲜发现一套《陀罗尼经》的印刷产物，这即代表着，中原的印刷技术或者印刷产物已经传播到了南朝鲜，跨度之大，让人惊叹。

三、成为主流：兴唐经五代

雕版印刷术与盛唐文化是有着不可分割的互相作用关系的。例如李杜诗篇之流，更是被加以印刷传送，才因此在唐代经历过安史之乱，唐末黄巢起义这些对文化威胁极大的叛乱事件后，大量的唐代硕果仍得以保存。而在五代之际，战乱也同样促进了印刷术的传播，因为政权的不断更替，文化瑰宝反而在战争中不断被摧毁，许许多多的文人便带着印刷技术走出战乱区域，而后稳定下来，重塑文化，大量印制唐代文书，所以五代的乱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侧面促进了印刷术的地域铺垫，更为其文化动机打下了一定的“需求基础”。也正是这段时间的高度传播，才使宋代雕版印刷术普及化，即便面对“活字印刷” ，都不曾改变雕版印刷的地位。

沧海遗珠：墨上传承的印刷文化（二）

在1944年，于四川成都出土的唐代墓穴中，发现一副《陀罗尼经》，经过其文卷上的时间记载，这幅瑰宝大致是公元八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作品（公元757年之后），大致对应的唐代皇帝是唐肃宗。这也意味着，这幅《陀罗尼经》，或许要比《金刚经》的制作更早上大约一个世纪，这为雕版印刷在唐代的演变生长，提供了很重要的文物考证。而在1978年，在江苏的一处古迹佛塔中，又发现了《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这幅咒经图中，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咸平四年杭州赵宗霸雕” 。

《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

不得不说的是，佛教作为“雕版印刷”的代表作品的主要对象，贯穿了数个世纪的文人环境。而这些光阴岁月中，必然不止佛教文化被大力宣传，相对应的其他关于文字的形式，也同样广泛流传。因为隋唐兴起的“科举之制”，代表着文化垂直入民间，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印刷术的存在，保证了拥有文化的群体的广泛，只需要一样作品放在民间，便激起“可燎原的星星火焰”。因此，佛教文化既是主流，也是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思想动力工具，对于后来的宋代统治者而言，这样的风气更是利于社会发展的。这种现象的意义是深远的，他所形成的最大效用，即是代表着统治者不再对文化的大肆传播进行遏制，可以说唐代统治者的决心，有效地保证了文化的薪火传承，承认了“教化天下”这一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

雕版印刷术对宋代的影响和帮助

一、雕版印刷成为活字印刷的技术基础

活字印刷术可以说是雕版印刷术的“循环利用”补充环节，毕昇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省时省力，灵活排版的工作，活字印刷最大程度解决了雕版印刷在制作前一系列复杂的雕刻和制版。虽说因为宋代文人对于“雕版”的制作仍然保持严肃的态度，因此“容错率”高的活字印刷，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大量普及。但在北宋末期之后，活字印刷的优势显现，高效率更是促进了文化的再次高度传播，因此到了现代，宋代“民间”文学大量被保存下来，这就是印刷文化的一次进步体现。

二、推动学院的教资供给

宋代的科举是腾飞的时期，北宋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的沿用是全面且合理的。自宋太宗起，就显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而在宋仁宗时期，庆历新政中对科举的辅助，令民间多了许多“私人书院”，这是民间教育的根本，例如著名的岳麓书院，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而雕版印刷术的存在，则是为文化的下沉提供了技术动力，文化资源不再是“高度稀缺”的东西，学院机构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虽难以媲美“国子监”，比起不成熟的教育，却是要完善许多，保证了基础教育的正常进行，这个时期，孩童的上学年龄也大大减少，北宋中期，几乎八岁的孩子都会去私塾读书，而学习的内容就包括了北宋早期才创的《百家姓》，这就代表着文化作品传播广泛有着极高的时间效率。

三、为寒门学子提供上升的基础

宋代可以说是寒门出头的时代，有宋一代，南北加起来，科举取士人数高达十一万之巨，比起唐代六千之数，要多了更多。其中宋代的寒门学子的大量崛起，才致使这一繁荣的诞生。宋仁宗庆历年后，对寒门士子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太学出现，寒门有了与“贵勋”竞争的资本，而到了宋神宗的熙宁变法的深度扶持，寒门士子在学习的资源上再次获得飞跃般的提升，他们才有了一定的能力成为人中上人。而在这个漫长且有趣的过程中，雕版印刷术起到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的，也象征着，繁荣源于传播，传播源于效率。

雕版印刷

历经春秋：孕育数个纪元的成长（三）

古代关于印刷术的成型历史，是众说纷纭的。但从客观且辩证的历史角度来看，每一个时代的“印刷”技术，本就是一种智慧的积累。印刷术是文化的载体，是纸与字的融合，从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后，社会文化的传播便有了轻盈的工具，这时候人们对于文学的摘录，仍旧是倾向于手抄，这个过程还伴随着文化的逐渐普及，才慢慢进入“工具”印刷的时代。

印刷术的雏形大致是诞生于“南北朝”时期，那时民间已经有人学会用方便的“字版”量产文字，这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如《南齐书》中所记载的，在公元485年，民间有一位龚圣人：“不须笔，吹纸便成字”。 而这位龚圣人的工具则是“玉印玉板”，着就代表着硬物印刷的萌芽已经在民间存在，这也代表着古人的智慧。那么自此起，诸多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民间记事，都对印刷术的存在有着描写，直到隋唐时期，印刷术才开始成为“正史”所记录的有力工具，所以唐代雕版印刷的最终成功，不是依靠某个能人的突然灵光，其本身就来源于深厚底蕴的历史传承。

而这份传承，经过数百个春秋，几个纪元时代，径直而来，从而构建我们不朽的文化，成为那些古风岁月中，捧起书来，都要觉得庆幸的诗怀夜晚。

结语：

文化“工具”自古以来都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雕版印刷是古代“潮流”技术的第一次大成，而它也标志着文化的工具正式具象化，士大夫阶级不再是传播文化的唯一手段，这让后世全面文化开放，游牧民族汉化提供了巨大的技术动力。

参考文献：《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国印刷史》《宋会要》《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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