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印刷样本买正版书当样本印刷天津一男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捕|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买正版书当样本印刷天津一男子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捕

一男子在书店购买正版书拿到印刷厂大肆印刷，准备在网上进行销售。公安宝坻分局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成功侦破这起侵犯著作权案件，查获非法印刷出版物4903册。近日，涉案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2018年2月24日，公安宝坻分局接到一起涉嫌侵犯著作权案件线索，分局专门成立了以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队牵头的专案组展开侦破工作。民警侦查发现，2017年12月下旬，犯罪嫌疑人巩某某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及未取得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的情况下，将从书店购买的正版《幻想数学大战》一书1至5册，在某印刷有限公司非法印刷960套，共计4903本，欲在网上出售，牟取非法利益。

落网后，犯罪嫌疑人巩某某非常狡猾，拒不承认犯罪事实，并且还故意编造虚假情况，转移公安机关侦查视线。办案民警通过大量信息分析研判、监控抓拍图像比对、查找相关人员调查取证等，终于查清了案件事实，并将巩某某转移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处租赁库房内的非法印刷的出版物全部查获并扣押。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巩某某最终承认了以营利为目的，非法印刷出版物的犯罪事实。

民警介绍，嫌疑人巩某某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和未取得合法印刷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印刷《幻想数学大战》一书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涉嫌侵犯著作权罪。9月28日，公安宝坻分局经区检察机关批准，对犯罪嫌疑人巩某某依法执行逮捕。

闵、凌两家套版印刷之兴起

陶湘（1870—1940），近代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字兰泉，别号百川书屋，喜咏轩、托跋廛。原籍江苏武进，长于浙江慈溪。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卒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终年七十岁。曾任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总办、上海三新纱厂总办、天津源纱厂和山东鲁丰纱厂经理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国银行驻沪监理官及重庆、天津等中国银行分行行长、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等职。1915年，在北京创立修绠堂书店，聘孙锡龄、孙诚俭先后任经理，经营古旧书业几十年。晚年客居上海，藏书室名“涉园”，别题“皕嘉斋”。平生藏书颇有特点：不重宋、元古本，多藏明刊及清初刊本；特嗜收藏闵凌刻套印本、汲古阁本和武英殿开化纸印本；追求藏书的装帧精美，讲究书籍装帧，凡遇残损者，均加以装修，遇珍本则以红木匣收藏，藏书数量多达三十万册。同时又以刻书闻名于世，先后刻有《儒学警悟》、《百川学海》(上两书由北京文楷斋刻)、《营造法式》、《涉园墨萃》、《喜咏轩丛书》、《百川书屋丛书》等250余种，且刻书精美，用纸精良，以精校精刻闻名，为藏书家所珍爱。其著作有《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清代殿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明代府经厂本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等，特别是他根据自己收藏的闵凌刻套版书而编辑的《明吴兴闵板书目》（以下简称《闵板书目》），成懫今为止纪录明代闵、凌两家所刻套版书最完整的书目。一、闵、凌两家套版印刷之兴起

套版印书，是雕版印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对雕版单色印刷的一大突破，是在雕版印刷技术基础上的重大革新。从考古工作者的诸多发现表明，中国在元代就已经发明了套版印刷术，“到了明末，湖州闵、凌两家才把这种印刷技术发扬光大，由两色而发展为三色、四色，甚至五色，这在色印史上是一大进步”。

明代后期，图书出版事业蓬勃发展。万历至崇祯年间，浙江湖州闵氏、凌氏两家异军突起，以专营套版刻印本著称于时。首先使用套版印刷技术刻印书籍的应该是闵齐汲。闵齐汲，明代刻书家。字及武，号寓五，又号遇五，晚年自号“三山汲客”。生卒年不详，但据闵齐汲所撰《六书通》卷前自序结尾所题：“顺治辛丑仲冬五湖闵齐汲寓五父记，时年八十有二”推算，应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清顺治十八年（1661）尚在世。诸生出身，不求仕进，潜心著述，辑评校刻，有《六书通》一书传世。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开始，闵齐汲等人就用套版印刷技术印行了第一部朱、墨本《春秋左传》。在该书卷前“闵氏家刻分次春秋左传凡例”中，他这样写道：“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不无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一席话道出了他对套版印刷特点的认识，反映了旧刻单印已不受欢迎的心声，并表明了套版印刷批评本利于学子读。该书卷末有刻书牌记：“万历丙辰夏吴兴闵齐华、闵齐汲、闵象泰分次经传”。同年秋天，闵齐汲继续刻印了朱墨套版书《檀弓》、《考工记》各一册。在《檀弓》卷前的闵氏自序末言：“皇明万历丙辰秋九月，剞劂告成，雕镂既极人工，为之一笑”。这足以反映闵氏利用套版印刷技术印书成功的喜悦心情。第二年，闵氏便开始了三色套印的尝试，刻成《苏老泉评本孟子》两册。套版印刷技术由两色增至三色，印出的书更清晰可见，美观大方。此后，闵氏套版印书事业逐步发展，于万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间（1619-1620），陆续刻成《国语》、《韩文》、《三子音义》、《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杜子美七言》等十多部二色和三色套版印刷书籍。随后，闵氏家族的闵齐华、闵元衢、闵于忱、闵昭明、闵张、闵光瑜、闵如霖、闵振业、闵无颇、闵迈德、闵洪德、闵暎璧闵一栻等三十多族人都参加了套版印书事业。闵氏家族所刻书籍的内容也日渐丰富，品种多样，经史子集四部俱全。到闵振业等人辑刻《史记钞》九十一卷，卷册繁多的大部头著作时，闵氏的套版印刷技术已经达到精湛的地步。正如明代著名学者陈继儒在《史记钞》序言中说道：“书日富、亦日精”。

在闵氏家族投入套版刻书稍后，吴兴的富豪凌蒙初及其凌氏家族也投入了套版印刷事业。据凌启康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刻印的《苏长公合作》序言中所云：“朱评之专瑒撝闵遇五。”证明凌氏从事套版印书确实是受闵氏影响。而凌氏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亦仅次于闵氏。凌蒙初（1580-1644）明代小说家。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或即空居士，浙江吴兴人，崇祯初年以副贡生授上海丞，官至徐州通判。因仇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献《剿寇十策》，后为起义军所困，呕血而死。其所编著的短篇小说集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广为流传，后人简称“二拍”。由于凌氏是著名的小说戏曲家，他所刻之书多以戏曲、诗文集为特点。如：《诗选》、《陶靖节集》、《王摩诘集》、《孟浩然集》、《韦苏州集》、《李长吉集》、《苏老泉集》、《西厢记》、《琵琶记》等等。其族人中所刻的套版印刷书，亦不乏佳品。如凌云在其刻印的五色套版书《文心雕龙》的“凡例”中云：“杨用修批点，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别，则阅之易溷，宁能味其之旨趣？今复存五色，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又云：“五色，今红绿青依旧，独黄者太多，易以紫，白者乏采，易以古色。改之，特便观览耳，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从中可见，经过他的改进，更加充分的体现了原作五色评点的精神和旨趣，达到醒目、美观的读效果。又如凌瀛初刻印的《世说新语》，采用的是四色套印，很有特色。他的方法是以凌蒙初之墨版相配，正文用墨色，刘应登、刘辰翁、王世懋三名家评语分别用黄、黛、朱色代表。色调清晰，镌刻精秀，为凌氏所刻套印本中之优秀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凌云刻印的《苏文嗜》，凌启康刻印的《四书参》、《苏长公全集》，凌性德刻印的《曹子建集》，凌毓楠刻印的《吕览》、《骆宾王集》、凌森美刻印的《史记纂》等。在凌蒙初的带领下，凌氏家族先后有二十多人投入了套版印刷事业。由于凌蒙初与闵齐汲均是吴兴的望族，吴兴的显宦名流，多出此二家。家族中风流博雅之士，既是同时期、同邑人，又共同嗜好辑评校刻套印书籍，因此两家合作什密，互有影响，如闵元京与凌义渠就曾合刻墨色单印的《湘烟录》一书。闵凌刻书绝大部分是套色印刷，其版式、特征也大致相同，如：1、四周单边，中间无直界行；2、评者只一人的，朱黛分之，评注有多人者，以色区分评家；3、汇集各评家之本，以主要评家为一色，其他各评家为一色；当然，也有个别套色印本评家诸多，不明其分色的意义；4、正文一律用仿宋印刷体，规格工整；评语、旁注用手写体，版面疏朗、悦目；5、版书多为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或半叶九行、行十九字，但也有少数例外者。闵凌刻本的不同之处虽不明显，但据明人谢肇浙所言：“吴兴凌氏刻书，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请人编摩，其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这里未提闵氏，可见闵凌刻本的质量还是有优劣之别的。从万历四十四年到崇祯末年，经过闵、凌两家父兄子弟几十余人、近三十年的共同努力，先后印行了朱墨、三色、四色直至五色套版印刷书籍。然而闵、凌两家究竟刻印了多少种套印本，因没有留下刻书目录，不得而知。但据近代著名版本学家缪荃孙先生对陶湘所言：“闵版上起周易，下讫传奇，约百三四十部”，陶湘在《闵板书目》中称“有一百四十五种尚未尽也”。由于闵、凌两家套版印刷书数量的不断增多，技术成熟独具特色，加之形式新颖，工艺精美，遐迩闻名，后人称其“闵刻本”、“凌刻本”，或合称“闵凌刻本”。二、陶湘收集闵凌刻套版书之始末 闵氏、凌氏所刻套版印本书，每一书叶需先套刻数版，再经重复印刷而成，故刻印成本较高，印数少于单色的墨印本。物以稀而贵，当时即深受藏书家青睐，明季陈继儒曾云：“吴兴朱评书错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然不过一卷或数卷而止。”闵氏、凌氏刻书的初衷，是希望以新颖的版式及工艺，促进图书流通，后世藏书家则因其雕印精美，视懖豢啥嗟玫陌刻艺术品，当作珍品收藏。经历三百余年的流传，至二十世纪前半叶，“闵凌刻本”已稀如星凤。著名藏书家陶湘，因酷爱“闵凌刻本”,花费重金，锐意搜讨，积数十年之力，于1932年将自己收集的百二十种闵凌刻套版书编成《明吴兴刻诗文评初编》。1933年，又编成《闵板书目》，著录其所藏“闵凌刻本”一百三十种（并附知见而未获者九种），至今仍懩前所见之最完整“闵凌刻本”书目。陶湘先生在编成《闵板书目》不久，就因生活拮据，陆续将藏书散出。据雷梦水的《书林琐记· 涉园藏书聚散考略》一文中记载：“1933年，北京文有堂书店以四万元购妥其所藏毛氏汲古阁藏书约一百二十种及闵齐汲、凌蒙初刊本一百二十八种和殿本开化纸书一百余种。……此后陶氏以售价太廉则不售，文有堂与其兴讼。经董授经先生调解，结果只将殿版开化纸书一百数十种以原价四万元归文有堂，其中包括平定各省的方略二十种。……陶氏余下之汲古阁刻书及闵、凌二氏刻书售归满族荣厚。”荣厚，字淑章，满族正白旗人。工书画，喜藏书。民国期间曾任吉林财政厅长，伪满时任“满洲中央银行”总裁。荣厚与陶湘是故友，三十年代确实购入陶湘的一批闵凌刻套版书，但并非128种（部），而是70多部。荣厚十分珍视这批闵凌刻书，特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萃闵堂”。这批书在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劫为己有，从长春运往沈阳，收藏在银行中。一直到他行将离沈时，为沈阳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金毓黻等先生发现，经交涉，转交给沈阳图书馆（后改称沈阳博物院筹委会图书馆）收藏。1948年3月，这批书被运往北平。1949年3月，东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去北平接收了这批书，并交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收藏至今。雷梦水在《书林琐记》中又写道：“其后，此批书（包括128部闵凌刻）经魏丽生以万元转售于溥仪”又曰：“日本投降后，伪满瓦解，溥仪被逮，这批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竟告失踪，疑毁于火，令人痛惜。”据秦翰才在《满宫残照记》中所言：在长春朋友处曾亲见溥仪收藏书的目录，其中著录有闵版书117种。可见，雷梦水所言经魏丽生转售溥仪之说，确有其事。1948年，东北图书馆曾接收长春伪宫藏书二万多册，包括善本书，由于当时无目录存档，无法了解原委。然而，东北图书馆收藏的闵凌刻套版书有260部，除接收荣厚藏70多部闵凌刻套版书外，还藏有170多部闵凌刻套版书。其来源，除零散购入外（古籍接收、捐赠档案中没有任何记载），应该包括陶湘经魏丽生转售溥仪的128部闵凌刻套版书。因此，可以肯定，陶湘分两批出售的闵凌刻套版书，均已入藏东北图书馆。到目前惧梗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有闵凌刻套版书119种（260部），陶湘原藏的19种三色至五色套印本全部收齐。辽宁省图书馆入藏的闵凌刻书占陶湘原藏闵版书品种的95%，所缺11种，除一种《春秋胡安国传》外，均为词曲类。可见，陶湘分批售出闵版书时，有意留下了词曲类套版书，单独出售。

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套印本的收藏情况看，戏曲部分闵凌刻套版书绝大部分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于1959年在北京曾购得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从其装帧形式看，也是陶湘原藏，可见陶湘的戏曲类套印本书当时应是在北京售出的。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有闵凌刻套版书119种（260部），陶湘原藏的19种三色至五色套印本全部收齐。辽宁省图书馆入藏的闵凌刻书占陶湘原藏闵版书品种的95%，所缺11种，除一种《春秋胡安国传》外，均为词曲类。可见，陶湘分批售出闵版书时，有意留下了词曲类套版书，单独出售。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套印本的收藏情况看，戏曲部分闵凌刻套版书绝大部分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于1959年在北京曾购得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从其装帧形式看，也是陶湘原藏，可见陶湘的戏曲类套印本书当时应是在北京售出的。辽宁省图书馆收藏有闵凌刻套版书119种（260部），陶湘原藏的19种三色至五色套印本全部收齐。辽宁省图书馆入藏的闵凌刻书占陶湘原藏闵版书品种的95%，所缺11种，除一种《春秋胡安国传》外，均为词曲类。可见，陶湘分批售出闵版书时，有意留下了词曲类套版书，单独出售。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套印本的收藏情况看，戏曲部分闵凌刻套版书绝大部分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于1959年在北京曾购得朱墨套印本《西厢记》，从其装帧形式看，也是陶湘原藏，可见陶湘的戏曲类套印本书当时应是在北京售出的。三、陶湘编《闵板书目》之考证 陶湘编《闵板书目》，其藏书主要分二部分：1、书上明确标着为闵、凌两家刻印者；如：校、刊、序、跋、裁注、集评、小引、参、批点、纂、凡例等，占全书的70%；2、未标明闵、凌两家刻印，但因版式具有闵凌刻特点而收入《闵板书目》者。其中五色套印1种，四色套印4种，三色套印13种，其它均为朱墨套印本。总计收书一百十七部一百四十五种（实为一百三十八种）。然笔者将该书目与馆藏闵凌刻套版书进行核对（不包括其他馆收藏），发现《闵板书目》纪录与实际考证稍有出入，个别套印色数与实际不符。现将考证结果列出一二：（1）部分套版书前后刊刻的闵凌氏序跋有遗漏，此次考证均加以补充；

（2）个别套印色数著录有误。原著录朱墨套印的《文选尤》和《会真记》两部书均为三色套印本；原著录四色套印中的两部书：《国语》九卷和《战国策》十一卷原目一卷，这两部书实际考证，均是墨、朱、蓝三色套印。这两部书栏上批语中确实有三色套印，但其中有一色是墨色套印，与正文墨色相同，虽然在正文的基础上又套印三次，但是色数应该是三色。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原著录的两色套印本《文选论注》三十卷，此本栏上天头没有批语，虽然部头比较大，但实际是墨色印刷，只是在原墨色逗点处用手工钤印朱色圈句读，故被当成朱墨套印，记录在闵版书目录中。笔者发现，在此本卷一第二十一叶正反两面、卷二第十三叶、十五叶、四十三叶等多处均发现，钤印的朱色圈句读在AB叶面有透印痕迹，这种现象在套版印刷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如此大部头的书，全部用手工来操作朱色钤印句读，何人所，暂且无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本的钤印操作，在陶湘收购时已经完成，因懱障嬖鴮收购的套印本书全部重新装帧金镶玉装，从此本衬纸上并未发现上述几处钤印透印痕迹。因此，陶湘在收购此本时应是按朱墨套印本购入的；（3）经过实际考查得知，《闵板书目》中著录的五色套印本仍是1种，四色套印本应为2种，单色墨印本1种，墨印钤印朱色圈句读本1种，三色套印本应为16种，其它均为朱墨套印本。除上述列举的例子以外，笔者还将《闵板书目》缺漏的项目补齐，将考查出的失误，加以改正，并附加有关项目。应该说此次对《闵板书目》与馆藏闵凌刻套版书对照考查，是对《闵板书目》的一次补遗，它将更清晰的展示闵凌刻套版书的详细版式，有利于对闵凌刻套版书的研究。（考证表详见附录）四、陶湘藏闵凌刻套版书之价值 近代以来，由于藏书相继易主，陶氏所藏“闵凌刻本”，现已成戆|宁省图书馆之特藏。我们认懱障媸占的闵凌刻套版书的主要价值有三点：（一）迄今最完整的“闵凌刻本”集成：古书随刻随印，流传有限，套版套印，工艺复杂。闵凌刻本在明末已受人重视，得之不易，数百年后，完整搜罗，其难更甚。陶湘曾云：“自今日上溯至明万历之末，如闵版书，相距亦三百年，而其值比之当时购宋元版书，高至数十倍，且不能得其全。若传奇数种，比之今日求宋元版书，其难已几几相埒，亦传本日罕而日珍也。乌能以其非宋元版又非嘉靖前刻，而遂不重视之耶！”今距陶湘之时又越六十余年，传世的闵凌刻套印本书，仍以陶氏旧藏懘笞。（二）迄今首部明代书坊刻书集成：书坊刻书恹髑镀代图书出版之主流，闵、凌二氏，均恹髂湖州地区著名出版家，两家刻书内容与形式，当时“湖刻”之代表。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傅增湘和陶湘都认“闵凌刻本”具有以下特点：1、收书广泛。所刻印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凡世间学人通用之书，尽采之；2、广选名家之说。所选底本皆名家之作，如钟惺、李贽、王守仁、王世贞、茅坤、归有光、汤显祖、凌迪知等；3、工于校订。所刻或附释音，或附笺解，有注必订，有误必校，凡例详明，原文亦无割裂；4、套印精美。“闵凌刻本”四周围框，中无栏，眉端刻录批语，行间标注圈点，词义显明，段落清楚宋体方正，行距疏朗，纸张洁白，色彩斑斓，赏心悦目。可恹鞔鷷坊刻本之综合研究提供样本。（三）中国印刷史重要史料集成：套版刻印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均惧国古代人民之发明，领先西方印刷术发展数百年。套版刻印源于宋元时代之单版分色印刷，经历漫长岁月，至明代“闵凌刻本”问世，套版印刷技术发展成熟，并与同时之饾版、拱花等印刷方法相映生辉。明陈继儒云：“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 帷惧国印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之印刷品实物，陶氏藏闵凌刻本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足称中国印刷史之重要史料集成。摘自《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