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区精装样本印刷厂地址 茅台酒在民国：“赖茅”与它的商标设计师

茅台酒在民国：“赖茅”与它的商标设计师

郭子健

2021年2月，“胡问遂艺术馆”在上海市黄浦区古城公园内揭牌成立。这里原本是沪南钱业公所的旧址，今天，这座带有徽式风格的白墙灰瓦建筑以新的面貌和公众见面。胡问遂是当代中国著名的书法家，也是海派书法的代表人物。馆内展示着胡问遂先生各阶段百余幅书法字画。两年前，胡问遂夫人代表其家属将所藏胡问遂作品近千件，捐赠给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如今，随着艺术馆的落成，上海黄浦又增添了一枚文化名片。

胡问遂艺术馆落成典礼

胡问遂生于1918年，1950年代初师从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在此之前，他还分别有两段从军与从商的经历。相较于书法造诣，世人较少了解胡问遂的另一段传奇经历：为“赖茅”酒设计商标。

一、胡问遂在大后方的事业

1937年抗战爆发时，胡问遂不到20岁。他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105师政治宣传处宣传队。105师由“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卫队改编而成，师长王铁汉曾经在“九一八”事变时就拒不执行“不抵抗”命令，打响了东北抗日第一枪。105师一路向西，先后参加长沙会战、南昌会战，胡问遂也辗转内地，随军从事宣传工作。

1941年，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的阶段，东南部国土沦陷，大后方遭遇前所未有的军事封锁。云贵成为同盟国向中国运输物资的唯一通道。这年，胡问遂随军开赴缅甸腊戌，在运输处担任机务员，参与修建滇缅公路。后来因为染病，胡问遂离开部队暂居贵阳。从军生涯告一段落后，胡问遂开始考虑实业之道。因其擅长书法绘画，最初他在贵阳开了一家小店承办商标广告印刷业务，后来开办了一家小型印刷厂。在贵阳的岁月里，胡问遂广交贵州工商界人士以寻求支持。

胡问遂先生（1918-1999）

此时的贵州工商界，赖永初已成为颇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赖永初是贵阳人，其家族早年依靠杂货贸易和借贷起家，由“二十两银子”的本钱逐渐成长为家资数万的富商。赖永初为赖家长子，继承家业后主营钱庄业务。1936年，赖永初创立大兴实业公司，扩大业务范围。身有余钱后，赖永初开始在贵阳商界活动，加入了贵州商会的社交圈。1940年前后，赖永初进入贵阳市商会，担任常务理事。借助商会的组织力量，他先后创办《贵州商报》、贵阳商友俱乐部，服务于在地商人群体。抗战时期，赖永初还担任贵阳市参议员以及贵阳市银行经理等重要职务。

赖永初先生（1902-1981）

1937年，原茅台镇衡昌烧坊因经营不善，掌柜周秉衡以酒厂入股赖永初的大兴实业公司。1941年，周秉衡将酒厂转卖给赖永初。赖永初接手后，将其改名为“恒兴酒厂”，并推出新的产品：赖茅。

酿酒原本是赖永初商业帝国中的冰山一角，但后来却成为最具知名度的品牌。胡问遂与赖永初的相识与合作，也因“赖茅”而起。

赖永初将产品冠名为“赖茅”后，开始组织设计商标。几乎同一时期，胡问遂与赖永初结识。于是，“赖茅”商标的设计工作便由胡问遂承接。“赖茅”商标为大鹏鸟图案，并以圆环为背景象征环球。商标上方印有“赖茅”的罗马拼音“Lay Mau”，底部有英文标识“Trade Mark”（为注册商标之意）。1943年，胡问遂在贵阳站稳脚跟，开办“时轮印刷厂”。此后，“赖茅”酒的商标皆交由时轮印刷厂印制。

民国时期“赖茅”瓶身商标

“赖茅”酒的商标设计，融入了颇多现代商业理念。此前，茅酒的商标大多不够讲究，如华家成义烧房的茅酒在1940年申请商标时，仅以高粱穗和“回沙茅酒”字样为标识。“赖茅”之产品名与商标问世后，各家酒厂亦纷纷效仿。后来，成义烧房亦自称其茅酒为“华茅”，王氏家族的荣和烧坊亦自称为“王茅”。许多茅台镇之外仿制的茅酒，亦沿用此称谓，市场上如“金茅”“丁茅”“越茅”等仿茅酒层出不穷。

有关茅台酒造假的故事，并非仅存在于今天的市场。让我们来看看赖永初本人的回忆：

“在旧社会，各人只管赚钱，根本谈不上什么信誉，以假冒真无法制止。不但在贵阳盛行卖假茅酒，以至由贵阳到临近几省的途中，酒店都卖假茅酒，有的印商标冒充，有的干回收吃光酒的空茅酒瓶，一角一个，然后装上高粱酒冒充茅酒，获利很厚。”

民国时期“赖茅”酒广告与仿赖茅商标的“越茅”酒广告

二、胡、赖合作与茅台酒的崛起

近代茅台酒大体发端于晚清，最早由盐商经营，19世纪末茅台镇的酿酒作坊包括华氏家族的“成义烧房”和王氏家族的“荣和烧坊”。1920年代，贵阳商人周秉衡在茅台镇开办“衡昌烧坊”，从此茅台镇酒坊形成三家鼎立的格局。1940年代，赖永初收购衡昌烧坊，改名“恒兴酒厂”。恒兴酒厂是茅台镇三家酒厂中最年轻的，但至抗战胜利时，已一跃成为规模最巨的酒厂。这与茅酒获得的时运、商机以及赖永初的品牌化经营密不可分。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军公教人员随之内迁。数十万人的军政人员内迁，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需求，茅台酒以其高昂的价格和稀缺性，逐渐受到上层阶级的欢迎。无论是军政高层的公务接待，还是文豪墨客的社交馈赠，茅台酒都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当然这也与大后方中下层公务人员的贫困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整个民国时期，茅酒的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抗战爆发前，一瓶茅酒的售价大约为1块银元，从代销处购买须加1-2角。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开始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茅酒的价格亦是水涨船高。据1946年1月的上海报纸报道，“赖茅”酒在重庆“卖到五千法币，合起伪币来就是百万元”。至1946年11月，一瓶茅酒则要卖到两万五千元。

战后，茅台酒也突破了西南一隅，销往全国。1946年重庆《征信新闻》曾做如下报道：“贵州仁怀属茅台村所出产之茅台酒具酒味之醇香，名闻遐迩，抗战前曾销全国各地，嗣因战争关系，销区渐渐缩小，仅以大后方为销区，刻简以交通便利销区逐渐恢复，茅台酒最老之成义恒兴荣和三家年产数十万斤，刻正尚广州京沪一带推销，因成绩甚为良好，茅酒业前途殊属可观云。”

抗战胜利后，时轮印刷厂与恒兴酒厂都已颇具规模。胡问遂的时轮印刷厂达到“雇员百余人，拥有两台橡皮胶印机”的规模，而当时整个贵阳仅有五台印刷设备。印刷厂承接教材、文史、科研书籍的印刷业务。30岁的胡问遂已成为贵阳文化界和商界的新秀。1950年，胡问遂面临新的时势做出抉择。他主动将印刷厂上交贵州省政府，时轮印刷厂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后改为贵州新华印刷厂，走上国营化的轨道。胡问遂举家迁往上海，开始了他的书法人生。

赖永初在贵阳的事业亦进一步成长，一度担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一职，掌握贵州金融命脉，同时兼营盐业、矿业、报业并从事慈善和教育。而回顾赖永初商业发迹的历史，其财富乃至社会地位的迅速成长，几乎是与贵州战时经济地位的成长同步。通过进入商会，赖永初开始频繁地与贵州军政高层人物打交道，并以“赖茅”酒做礼相送。国民党退往台湾后，贵州尚未解放。由于赖永初在金融界的地位，时任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曾劝说赖永初去台湾，要求其把贵州银行的所有资金装运到台湾，并留了一架飞机在兴仁等候。最终，赖永初选择留在贵州迎接新政权。

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胡问遂参与赖茅商标设计的故事，勾勒出战时中国的社会流动。抗战前，贵州地处边陲，交通闭塞。战时国民政府举中央财政开发西南交通，贵州一跃成为大后方的交通枢纽。此外，人员的内迁也为西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人才。赖永初与胡问遂的合作，即是这种社会流动的体现。

三、市场化背景下的“赖茅”际运

可以说，茅台酒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大后方的畅销，为1949年后一举成为全国性名酒奠定了基础。1950年，赖永初随云贵新解放区的“昆筑访问团”前往北京，并受邀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和赖永初一起到北京的还有50瓶“赖茅”酒，被送至中南海怀仁堂礼堂展出。

1951年11月，仁怀县专卖局出面赎买华氏成义烧房，随即成立“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1952年10月，王氏家族的“荣和烧坊”被没收并划入茅台酒厂。1953年2月，赖永初的恒兴酒厂被茅台酒厂接管。很快，茅台酒厂受到中央政府和贵州省政府的系统扶持，改为贵州省工业厅直属企业，其生产、内销、出口环节多次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关切。

1950年代之后，中国白酒经历了计划时代的工业化阶段。同时，发展名酒成为具有财政意义的任务。茅台酒厂在1978年之前，先后获得中央、省级的建设资金，其他名酒厂亦如是。1980年代以后，白酒行业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私营白酒厂开始兴起，白酒定价权下放。贵阳的赖氏家族后人纷纷开发出各种以“赖茅”命名的白酒，一度十分畅销。1988年，茅台酒厂注册“赖茅”商标，但因茅台酒厂三年未使用“赖茅”商标，注册遭到撤销。自此，围绕“赖茅”商标权的争夺也拉开序幕。一时间，市场上涌现出上千种“赖茅”酒，“赖茅”的商标被随意使用，直到茅台酒厂在2014年重新获得“赖茅”商标。

“赖茅”品牌在市场化背景下的际运，背后是上千家小酒厂的商业运作。而这种运作存在两个重要条件：计划时代的技术共享与历史资产的再开发。

计划经济时代，白酒的生产由地方工业部门负责。而中央政府为实现全国酿酒技术的革新，以行政手段推动白酒的技术流通。例如轻工业部为扩大茅台酒的产量，就曾经花费较大的资源研究茅台酒的异地生产，并在遵义设立“茅台酒易地试验厂”。再如轻工业部曾系统总结汾酒、泸州老窖等名酒的生产工艺，并将其技术推广至全国各县级酒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地方品牌，这些地方品牌在市场化浪潮中成为私营酒厂的重要原始资本。

这一机制同样适用于茅台镇的经济生态，茅台镇从民国时期的三家烧坊，到计划经济时期的茅台酒厂一家独大，再到市场化后上千家茅台镇酿酒企业的崛起，正是释放了酿酒技术普及的成果，所谓“酱香型白酒”也因此形成巨大的产业规模。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下，“赖茅”成为私营资本入场的销售噱头。

形形色色的“赖茅”酒

“赖茅”品牌作为依附于茅台酒的重要历史资产，对新成立的白酒企业来说，是提升其产品溢价的关键。附会历史由此成为白酒行业的普遍现象。关于“赖茅”在民国的故事，胡问遂设计“赖茅”商标的经历几乎被湮灭，反而是虚构化的都市传说流传甚广，比如“赖茅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即是商业营销的典型乌龙。

总之，“赖茅”的商标故事不仅勾勒出抗战大后方社会经济史的一条“暗线”，亦贯穿于20世纪白酒发展史的起伏之中。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

环保卫士还是利益之争？

来源:新京报

4月26日，广源纸业厂区门口。 新京报记者 高敏 摄

4月26日，张文奇举报过的广源纸业正在生产。新京报记者 高敏 摄

2015年4月，张文奇发现从广源纸业开出的土方车，将蓝黑色的废渣倾倒在农田里。受访者供图

7月9日上午9:30，张文奇涉嫌损害商业信誉案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文奇犯损害商业信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宣判当天，武陟下着小雨，法庭上的张文奇身穿灰色短袖和拖鞋。张文奇的哥哥看到他时感觉“人瘦了不少，有些萎靡”。

从2017年3月被捕至今，张文奇已被关押一年三个月。

44岁的张文奇是上海吉康生化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吉康”）负责国内销售的人员。武陟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为获取非法利益，自2014年7月以来，（张文奇）伙同他人使用虚假身份给中央、省、市、县环保、纪检、信访等部门，捏造、歪曲事实，污蔑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河纸业’）、武陟县智辉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智辉科技’）、武陟县广源纸业有限公司（下称‘广源纸业’）污染环境……其行为给几家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但张的辩护律师王振宇认为，张文奇的举报有线索来源，并非凭空捏造，“而且检方对于企业蒙受重大损失的鉴定意见不符合专业规范要求，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王振宇说，张文奇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当庭表示上诉。

张文奇持续举报近3年

张文奇所在的上海吉康是一家化工企业，结晶紫内酯（CVL）是其主要产品之一。这种成色剂染料是商业票据用的压敏纸和热敏纸的核心原料，主要供应国内外大型造纸厂。

武陟的江河纸业也是上海吉康的客户，张文奇是双方交易的主要负责人。超过10年的合作中，他每月至少到武陟出差一次，与江河纸业接触频繁。在他的印象里，广源纸业、智辉科技均为江河纸业的子公司。

张文奇称，自己于2014年7月发现广源纸业厂区内有一处未经审批的CVL生产点。事后，他在一份举报材料中写道，“他们投产后有毒废气直排、废水地下渗透、废渣在广源厂区深埋。”

据上海吉康高管赵璞（化名）介绍，CVL的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化工三废。其中，固体废物通常含有苯胺等致癌物质、少量重金属；废水、废气中不仅含有苯甲酸、氨气等有毒物质，大量无机盐、磷等还会造成水的富营养化。

自此，张文奇开始以广源纸业员工、武陟县群众身份进行环保举报。

据河南省环境监察总队2017年5月发出的《关于河南省武陟县网络舆情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其共接到各级各部门交办转办的江河纸业、广源纸业、智辉科技环境污染投诉31起。经公安机关查证，实际举报人均为张文奇。举报内容包括江河纸业环保违法，广源纸业、智辉科技等违法违规建设化工项目，倾倒有毒废渣，排放有毒废气、废水。

在张文奇的众多举报中，有一项为江河纸业、智辉科技和湖南亚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湖南亚帝”）一起在广源纸业“非法生产化工染料”，指的就是生产成色剂染料CVL。这是他举报的开端和重点。他在2017年初回顾举报历程时，至少7次提到自己举报CVL或染料厂。

张文奇举报之初，当地环保部门发现了广源纸业、智辉科技存在多个化工项目未批先建等问题，多次做出行政处罚。

但张文奇认为这些都是小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生产CVL造成的污染。赵璞说，张文奇曾对他表示“没查出企业生产成色剂（CVL），是避重就轻”。

为此，张文奇和上海吉康的另一员工郑斌一起，开着车到武陟县政府、县税务局门口等地张贴了十余份“致全体武陟县人民的公开信”，举报上述几家企业的污染。这些公开信，后来被江河纸业等公司称为“小字报”。

“之所以同时举报这3家公司，是因为它们是关联企业。”张文奇的辩护律师王振宇表示，张文奇认为智辉科技和广源纸业是江河纸业的子公司。

广源纸业曾非法倾倒生产污泥

在张文奇看来，处罚后非法企业仍在生产并危害环境。他在2017年初的举报材料中写道，2014年10月开始，江河纸业不再把危险固废埋在广源厂区内部，而是偷埋到附近的农田里。

2015年4月15日，张文奇与郑斌出差时途经武陟。路过广源纸业时，他们看到多辆土方车拉着污泥一样的东西往外运。郑斌说，张文奇有化工背景，认为车上拉的都是生产CVL的化工废渣。郑斌开着车，二人尾随其后。

土方车向南开了3公里多，在一处农田边停了下来。张文奇事后写道，他们挖了一条长长的深沟，将蓝黑色废物“倾倒入坑中后，又用土掩埋”。

新京报记者在张文奇当时拍摄的照片中看到，农田中挖出的一条深坑被大量蓝黑色废物填满，几乎与旁边的田地持平，延伸很远。附近的农田没有种植农作物，满是车轮压过的痕迹。

郑斌记得那是下午两三点，张文奇一边偷拍照片，一边拨打了焦作市、河南省的环保举报电话，但环保部门的人一直没来。直到晚上五六点，几十辆土方车、挖土机再次出现，将埋好的废物挖走了。

附近大刘庄的村民也看到了掩埋废物又挖走的一幕。一名村民说，“我看到他们倒下来。环保查得可严了，让他们当天就挖走了，然后把坑填平。”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张文奇举报的第二天，武陟县环保委员会就对广源纸业、智辉科技进行了停电处理。武陟县环保局称，他们还委托第三方检测了倾倒的废物样品。检测报告显示，该样品为污泥，且PH值、铅、镉、汞等物质的含量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污泥的要求。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2015年5月23日，华北环保督查中心也对举报材料中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确认非法倾倒物为广源纸业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且是被承运人马某私自倾倒。对此，武陟县环保局责令广源纸业立即纠正违法行为并罚款两万元。

但武陟县环保局、华北环保督查中心的处理中，均未提及广源纸业生产CVL。张文奇继续举报。

广源纸业新厂区CVL项目查证属实

事实上，张文奇举报的CVL生产并非空穴来风。

《关于河南省武陟县网络舆情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显示，针对举报，武陟县、焦作市、河南省多级环保部门检查后认为，智辉科技曾在广源新厂区违法建设结晶紫内酯项目，查证属实。

依据环境监察网发布的《重大环境污染投诉案件处理情况信息公开表》，截至2016年6月29日，智辉科技在广源新厂区的CVL项目已拆除。

2016年，张文奇在举报信中写道，该项目被拆除后，又搬到江河纸业老工厂最后一排的车间里继续生产。该厂以生产造纸助剂为名，实际生产化工染料，并排放有毒气体，而且没有通过环评。

据2016年8月8日《焦作日报》公示的《中央环境保护督查组举报受理转办情况公示公告》，经武陟县环保局检查，张文奇举报的上述问题不属实。

2016年，智辉科技在广源新厂区的CVL项目被取缔后没多久，新的CVL项目又要上马。工商资料显示，2017年2月，广源纸业、湖南亚帝成立了武陟县得通材料有限公司，新公司的注册地址为广源纸业院内，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CVL。

从张文奇的举报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环保部门的处理并不满意。在2017年初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造纸是当地支柱产业，江河纸业也是当地支柱企业，每年要交上亿的税收……靠这种（污染环境的）方式增加竞争力是一个合法企业应该做的吗？”

环保举报背后的竞争企业

祖籍河南的张文奇，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后从事化工品销售，对此类产品的生产、污染很了解。在同事赵璞眼里，张文奇非常重视环保，“他认为，以环境为代价节省成本，结果就是给环境带来危害，可能影响之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

此外，赵璞还认为张文奇的举报与CVL有关。他说，张文奇在多年来的业务交流中，无意间向江河纸业透露过CVL的成本构成。2014年，当张文奇发现江河纸业也开始生产CVL时便“恼火了”，“觉得被骗了，我把很多东西告诉你，你却开始自己做了。”

但张文奇的辩护律师王振宇说，张文奇对此予以否认。

在被举报一方看来，举报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除了江河纸业、广源纸业、智辉科技外，还涉及上海吉康曾经的竞争对手湖南亚帝。

张文奇供职的公司上海吉康，与举报中反复提及的湖南亚帝，是国内最早拥有独立CVL技术的两家企业。湖南亚帝在获得环保等各项审批手续后，于2003年进入CVL供应市场，比上海吉康只晚一年。

5月11日，湖南亚帝的技术生产负责人张天锡向新京报记者提供了一份该公司针对上海吉康的举报信。信中显示，湖南亚帝入场后，曾因环境污染问题被多次举报，且举报者对CVL的生产工艺非常熟悉。湖南亚帝因此推断举报人为上海吉康。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4年，湖南亚帝曾因废水超标排放、气味处理不到位等问题，2次被当地环保部门责令停产整改。2014年5月，企业打算恢复生产时受到附近居民反对。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并导致多人受伤，公司此后全面停产。

上述“举报信”称，湖南亚帝停产前，每吨CVL的市场价格为11万元左右；停产后，上海吉康将每吨CVL的售价提高了5万元左右。此外，湖南亚帝提供的一份CVL价格对比表显示，上海吉康卖给江河纸业、智辉科技的CVL每吨单价，从2013年的近10万元涨到了2014年平均二十余万元。

为此，2017年4月，湖南亚帝以CVL价格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由，向国家工商总局举报上海吉康。举报后被转至上海市黄浦区工商局。2018年5月11日，黄浦区工商局工作人员告知新京报记者，该举报目前未有定论，还在调查。

对于上海吉康的价格浮动，赵璞解释称生产CVL三废多，环保成本高，每吨产品仅三废处理就要花去5万元。“工厂2009年搬到上海金山之后，严格遵照环保标准处理，因而定价随之上升。”

湖南亚帝在另一份材料中写道，“张文奇对江河纸业的举报，是湖南亚帝搬迁到河南武陟后的‘故技重施’，为的是‘达到其垄断市场，牟取暴利之野心’。”

但王振宇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之前对湖南亚帝的举报是张文奇所为。“而且不管有没有竞争，污染都是存在的。”

主要举报对象与被查企业是否关联

早在2015年5月，江河纸业的员工就发现有人张贴“小字报”举报污染问题，但一直没查出是谁。2017年3月13日，江河纸业正式向武陟县公安局报案，称小字报给企业造成了经济损失，武陟县公安局经审查后于3月15日正式立案侦查。

经侦查，公安机关将张贴小字报的嫌疑人锁定为张文奇。2017年3月23日，张文奇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被刑拘，羁押至今。

2018年1月23日、4月13日、5月11日，张文奇案在武陟县法院三次开庭。

依据刑法第221条，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王振宇认为，张文奇不构成该罪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张文奇举报的企业确实存在污染问题。

比如，焦作市环保局《关于立即解决武陟县智辉科技有限公司等环境问题的监察通知》显示，广源纸业院内的化工厂废水、废气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对附近环境造成很大影响。河南省环保厅官网的《武陟县江河纸业和广源纸业环境污染问题查处情况信息公开表》显示，广源纸业污泥堆放场所未严格执行环保“三防”措施。

但有争议的一点是：张文奇的主要举报对象是江河纸业，但被环保主管部门查出问题的是广源纸业、智辉科技。对此，王振宇称，虽然在工商资料中三家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但公开资料显示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广源纸业官网显示，2010年1月江河纸业对其进行了整体收购；智辉科技的注册地址在江河纸业院内，新厂建在广源纸业院内。

“江河确实曾在2010年收购了广源，但下半年就把股份转给了第三方，没有再参股。”5月11日，江河纸业办公室主任马锋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向记者出示的一份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显示，2010年12月20日，广源纸业的股东由江河纸业变更为徐国祥等自然人。

同日，智辉科技、广源纸业的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外人说两家公司有关，是因为智辉科技租用了广源纸业的厂区生产、办公。

智辉科技综合部主任杨二军也否认了智辉科技是江河纸业子公司的说法。“要说有关系，就是智辉的注册地在江河院里。还有就是两家有合作，智辉为江河提供显色剂。”

但新京报记者查询工商资料发现，智辉科技的法定代表人林彦辉是江河纸业的股东兼董事。

5月11日的庭审中，张文奇也特别提到了3家企业的联系。

他说，“总干桥厂区（广源纸业）和老厂（江河纸业）是一个厂，周围的居民都这么说。而且总干桥厂区（广源纸业）和其他几个厂子（智辉科技等）是一个大门，所以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两个公司是一个厂子。”

法院认定损害商业信誉罪成立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张文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

“损害商誉罪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必须达到50万元以上这样一个结果。”王振宇说。

前两次庭审中，检方两次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以证明江河纸业因张文奇举报蒙受的经济损失。第一次鉴定意见显示的经济损失为70余万元；第二次的鉴定意见，损失增加到82万余元。

第二次鉴定，由武陟县公安局委托河南中财德普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鉴定意见书显示，南京人民印刷厂曾于2015年与江河纸业签订了一笔购销合同，后因张文奇传播企业污染环境违法信息而暂停订单。根据江河纸业的毛利率40.73%计算，公司损失金额82万余元。

王振宇认为，“暂停”订单不等于“取消”，属于“结果待定”，不可以作为鉴定基础。他还指出，该鉴定对江河纸业经济损失的计算方式错误，违背了基本的财务常识。“毛利润并未扣除企业必须要上交的各种税费及相关成本，不能客观反映商品销售的实际获利水平。”

此外，控方还在庭审中出示了多份证据，试图证明张文奇举报的目的是获取非法利益。

其中一组证据是银行转账记录。张文奇的银行卡记录显示，某两家物流公司曾向他转账，约二十余万元。而这些钱，早先曾由张文奇供职的上海吉康转到物流公司账上。控方认为，这是张文奇举报竞争企业后公司给予的奖励。

但王振宇表示，钱是张文奇挂靠在物流公司兼职做生意赚的，“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对举报污染的奖励。”

另一组证据是张文奇与公司领导的QQ聊天记录，以证明张文奇的举报行为经领导授意。但王振宇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电脑上看到的所谓QQ聊天记录，“没有文字内容，只有链接，也没打开”。王振宇因此认为，这不能证明张文奇举报是受领导指使，而且“用2016年的QQ聊天指挥之前的举报并不合理”。

宣判前，张文奇不认为他的举报有错。他告诉王振宇，自己的举报是真实的，从公开的处罚文件可以看到。“我又没有犯罪，为什么要认呢？即使被判刑，出去之后还要继续举报污染企业。”

7月9日，新京报记者从官方渠道获知，武陟县人民法院已对本案宣判:张文奇犯损害商业信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张文奇当庭表示将上诉。

新京报记者 高敏 河南焦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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