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区样本印刷厂地址矿区生态修复之路：“塞上江南”的旧伤与新生|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矿区生态修复之路：“塞上江南”的旧伤与新生

来源:新京报

图集

整治前，六盘山三关口矿区开采现场。图片/受访者供图

整治后，三关口矿山已进行植被修复。图片/受访者供图

整治前的贺兰山东麓采砂矿区。图片/受访者供图

整治后，采矿塌陷区建成休闲公园，遗留矿坑变成生态园。图片/受访者供图

贺兰山下，一马平川。贺兰山上，斗转星移。

30多年后，宁夏国土整治修复中心主任王会明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进入贺兰山矿区看到的场景。“里面全是煤矿，一个接一个，不熟悉的人进来，肯定会迷路。”

巨变始于2017年。

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下，一场生态保卫战在贺兰山打响。自然保护区内169处人类活动点综合治理，83个矿业权全部退出，50处工矿设施全部拆除，外围重点区域所有露天煤矿关闭。

这是一次“壮士断腕”的整治。“从经济上讲，损失肯定是大的，但是从生态上讲，绝对是受益的。” 宁夏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张黎坦言。

如今，宁夏贺兰山、六盘山等地矿区的生态修复，正在走向生态产业化的新生，也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样本。

采砂坑变葡萄园

9月底，贺兰山东麓的葡萄熟了。

绵延2000亩的葡萄地里，串串紫色的葡萄缀在藤蔓上，一列一列，望不到边。葡萄园的主人袁辉对这些葡萄很是骄傲，“别看尝起来酸涩，它们能做出最好的葡萄酒。”

这个位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原产地域”核心地带的酒庄，前身是供应银川市砂石料资源的主要产区。由于长期的高强度开采，地表形成了平均深达40米的矿坑。受采矿影响，周边植被稀疏、砂砾裸露，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2008年，当地企业承包下2000多亩坑地，盖起酒庄，发展葡萄种植。同时在采矿塌陷区建成休闲公园，在遗留矿坑建设生态园。

“从采砂到种植葡萄，很明显生态效益好了，产业转型也带来了社会效益。生态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力，这一个葡萄园季节性用工有2000多人，常年用工300多人，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增收。”宁夏自然资源厅办公室主任艾红兵说。

从砂石矿区到葡萄酒庄，这里是整个贺兰山东麓矿区整治修复的一个缩影。

在宁夏，贺兰山被称为“父亲山”。近南北走向的贺兰山位于银川平原西侧，千百年来，阻挡着腾格里风沙和西伯利亚寒流东进，也保护着宁夏人的“母亲河”黄河。

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因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贺兰山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无序开采活动。在“靠山吃山”的传统、粗放发展方式下，贺兰山很快因野蛮开发变得伤痕累累。

“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去讲生态保护，主要还是想着如何充分利用资源。”宁夏国土整治修复中心主任王会明说，在巅峰时期，贺兰山上各类矿业权达到100多个，非正规小煤窑不计其数。

2016年11月，中央第八环保督察组向宁夏反馈督察情况提到，2013年以来，宁夏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6个存在新建或续建开发活动点位149处，其中106处为新建点位。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6家采矿企业中，81家为露天开采，破坏地表植被，矿坑没有回填，未对渣堆等实施生态恢复。

2017年，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下，一场生态保卫战，在贺兰山正式打响。

贺兰山保护区内，169处整治点全面完成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83个矿业权全部退出，50处工矿设施全部拆除。贺兰山所有露天煤矿关闭退出，重点区域543家“散乱污”煤炭加工企业关停取缔，影响生态环境的45个点位全部完成基础治理。

铁腕治污

同时开启矿区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还有位于宁夏最南端的六盘山三关口矿区。

三关口位于固原市泾源县六盘山镇，南临312国道和宝中铁路，已探明的石灰岩储量就有9085万吨，是周边市县的重点工程和民用建筑市场建筑石料的主要来源。

泾源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于永泉记得，2003年，三关口矿区区划调整移交给泾源县管理时，有石料厂18家，生产规模小，安全隐患多，私挖盗采时有发生。

“从2013年开始，我们对当地生产规模小、安全隐患多的非煤矿山企业进行了整合，依法关停和拆除了石灰窑33口、工矿企业19家。到矿区展开名为‘绿盾2017’的专项整治行动前，非煤矿山企业还有8家。”于永泉说。

“三关口矿区点多、线长、面广，情况复杂，整治中遇到的难题不少。”于永泉回忆，当时，当地依据治理对象规模大小、难易程度、证照是否齐备等情况，按照“先小后大，先易后难，先无后有”原则，制定了“一企一案、一案一策、一事一档”的行动方案。最后，依法拆除工矿企业8家，清理石料开采、加工区域407亩。

整治过程中，让当地最为头疼的，是三关口矿区有着50年历史的老国企六盘山水泥厂和长征水泥厂的搬迁拆除问题。

两家水泥厂坐落在六盘山镇蒿店村边缘，且都位于生态红线2公里以内。长征水泥厂建于1969年，设计年生产水泥25万吨，2002年因产能落后被淘汰关停，但一直未拆除。六盘山水泥厂建于1975年，2006年改造后，年产水泥80万吨，年产值3亿元。

40岁的蒿店村党支部书记吉凤洲回忆，从自己记事起，当地的矿山开采、建筑石料和水泥生产，力度就非常大。“那些年，村里的庄稼地常年积着厚厚一层灰，麦子抽穗的时候，上面都是粉尘颗粒，种的土豆等蔬菜长出来，也都有一层灰覆盖着。”

因矿山开采和水泥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当地村民意见很大，曾与水泥厂多次交涉，但最后都无果。

2019年11月，固原市委、市政府开展六盘山生态环境整治“回头看”，约谈三关口矿区关停企业负责人，全面清查六盘山水泥厂、长征水泥厂遗留问题，依法达成搬迁拆除协议,一次性补偿六盘山水泥厂4350万元，督促企业支付184名职工安置费用2113万元，解决长征水泥厂拆迁费400万元。

到2019年底，六盘山水泥厂和长征水泥厂全面完成搬迁拆除工作。至此，整个泾源县境内所有工矿企业、厂房设备全部清零。

“生态治理后，水泥厂搬走了，采矿也停了，矿山都种了常青树木，连以前浑浊的河道也变清了。”吉凤洲说。

修复之难

比整治更难的，是修复。

2016年，中央第八环保督察组反馈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问题突出后，当地随即启动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作为技术指导专家成员，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高级工程师吴学华曾随工作组前往矿区现场勘查。

要让千疮百孔的贺兰山恢复往日面貌，实属不易。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矿坑回填与渣堆处理。而这个修复环节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煤矿露天开采形成的矿坑、堆积在沟道里的矿渣、削坡形成的高陡边坡，是很容易崩塌或者滑坡的，一旦遇到特大暴雨，还可能引发泥石流，对贺兰山脚下村镇居民生活和庄稼农田都会造成威胁。”吴学华说。

因此，矿坑回填和削坡放坡都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比如，填坑并不是完全填平，要根据矿坑周边地理环境来考虑；削坡要削成台阶式的，像梯田，台阶高度不能大于10米，边坡坡度要小于35°，不然雨水一冲刷就有可能形成垮塌。”他解释。

在贺兰山这样气候干旱、降雨稀少的西北山区，难上加难的，是植被恢复。

“贺兰山地区，年降水量200毫米左右，蒸发量约2000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很难满足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吴学华回忆，单是为矿区植被修复选择合适的草种，就花了不少心思。

用于植被修复的草种，要耐旱、生命力顽强。“我们当时有一个选择是沙蒿，这种草耐干旱、能固沙，在西北地区种植得多，对于植被恢复的效果比较好。但是很多人对沙蒿过敏，可能导致鼻炎频发，影响附近居民生活，最后还是觉得不能多种。”

吴学华记得，还有专家提出要种植贺兰山本身存在的品种，防止外来物种种植可能带来的病虫灾害，破坏贺兰山本身的植被。最后，修复选择了多种草籽混合撒播。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怎么让草籽活下去。“很多需要恢复的地表都是矿渣留下的石头、煤矸石，草籽撒在上面，就算下雨了也没法扎根，风一吹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求先覆土，让植物能够发芽。”

在六盘山的三关口矿区，植被修复首次采用了挂网喷播的方式。

吴学华解释说，三关口所在的六盘山地区，相对贺兰山降水量更多。为了让草籽能停留在地表，在三关口矿区，修复人员将苜蓿、红豆草、柠条、沙棘、榆树、紫穗槐等林草种子混入土壤挂在网上，再固定到山坡上，挂网喷播面积27万平方米，覆盖崖面能达到80%以上。

从攻坚战到持久战

生态修复不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在吴学华看来，贺兰山和六盘山的生态环境在经过大力整治和科学修复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还是很明显的。“地貌景观得到了恢复，保护区内的植物和动物得以生存，周边环境有了改善，地下水环境也好转了。”

“生态修复不是一下两下就可以完成的，比如上一年撒播的草籽经过一个寒冬，不可能完全存活下来，第二年我们要继续撒播，也要精心维护。”他也坦言，要想真正看到矿区生态修复的成效，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经过长达三年的整治与修复后，今年9月底，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的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正式出炉，规划期限为5年。

规划提出，到2025年，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要提高到65%以上，历史遗留矿山治理率达到100%；六盘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3.4%，矿山地质环境及国土综合整治7420公顷。

艾红兵介绍，“三山”专项规划的创新之处，是按照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生态功能及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将保护修复范围分为保护区、生态关联区和生态延展区三个圈层，针对不同区域的突出问题和自然地理特征进行布局。

在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贺兰山生态保护和修复，就是黄河重点生态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之一。

这份全国性的总体规划也指出，在不少地区的生态保护修复中，目前仍存在生态保护和修复系统性不足、市场化投入机制不够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缺乏有效途径等问题。

“生态保护修复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的关系。”艾红兵认为，“三山”的生态保护修复，与宁夏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动能的转换，是衔接在一起的。

谈起未来的发展，吉凤洲也信心满满。“蒿店村是个古村，解放初期和解放后都有红色革命故事发生，又靠近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现在生态环境也治理好了。”

他说，以前，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靠种树、养殖和劳务。“下一步，我们打算把全域生态旅游搞起来。”（记者吴娇颖）

责任编辑：吴咏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样本：余村的后矿山时代

【编者按】

浙北安吉县余村，三面环山，村口一块石碑矗立，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村靠着优质的矿石资源成为安吉“首富村”，却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等代价。

这不仅是余村的挑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数十年持续增长，不少地方面临资源与环境的压力，遭遇“成长中的烦恼”。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安吉余村考察，对余村主动关停矿山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两山”理论因矿而起，却早已超越了矿业，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重要国策。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习近平对“两山”重要思想进一步完善，阐释如何辩证看待经济社会发展（金山银山）与生态环境保护（绿水青山）的关系。

“两山”理论发源地浙江安吉余村。夏鹏飞摄

【长报道】

57岁的葛元德身上有两道伤疤，一道在下巴，像卧着条黑色蚯蚓，一道在左臂内侧，像不规则的盖章。这是早年矿工生涯留下的印记。

葛元德是浙江湖州安吉县余村村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余村仅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个矿山、一个水泥厂，俗称“一厂三矿”。村里和葛元德一样的矿工有两三百人。

5820平方公里的湖州，高峰时期有矿山超千个——不到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矿山。位于长三角腹地、优质的石材、发达的水运，湖州一度成为华东重要的建材基地之一。当时的湖州人津津乐道，“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

“一厂三矿”让余村迅速成为安吉县“首富村”，但余村的青山绿水却在砰砰炮声和隆隆烟雾中变了样。在厂矿工作的不少村民落下了腰疼、尘肺病甚至终身伤残。

2003年1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同时，湖州启动全市矿山整治，余村厂矿从2003年起陆续关停。2005年8月，习近平视察余村时指出，“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历多年治矿改造，如今，余村已是远近闻名的3A级旅游景区，从“卖矿石”变成了“卖风景”、“卖文创”，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也刻在余村村头的一块大石头上，迎接八方来客。

余村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参观学习。夏鹏飞摄

后矿山时代的绿色生活

葛元德现在的工作是帮儿子葛军看店。3年前，葛军从杭州回到余村创业，主要销售手工艺竹制品和安吉特产。他在自家门前建起了一座庭院，取名“两山文创阁”。

安吉产竹，翠竹漫山遍野，这里还形成了方圆万亩的著名景点“中国大竹海”——电影《卧虎藏龙》的拍摄之地。

“你别小看竹子，全身都是宝。”5月24日，33岁的葛军告诉新京报记者，竹子的根可做根雕，笋做各种食品，竹篾编织竹帘、竹席，提取物可入药。

他从周边各村手工艺人家里搜罗竹制品，既有可收纳的竹篮、竹杯、洗帚等生活用品，也有竹雕老寿星、可悬挂的竹篾编灯等手工艺品。

文创阁自2018年10月1日开张，顾客络绎不绝。面对游客，葛军除了推介产品，还要讲解余村的历史文化，他专门开了间书画工作室，让游客能坐下来品茶、欣赏山水画。

作为从杭州回来的人，葛军自然不忘开淘宝店，第一个客户来自河北唐山，买走了几把竹椅。葛军的微信群有400多人，都是安吉各个村子的手艺人，文创生意的火爆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除了卖文创，余村的旅游生意还有很多。2005年开业的春林山庄是余村第一家农家乐，老板潘春林以前也是厂矿工人，关矿后，村里组织人出去学习考察，他是其中之一。春林山庄共四层，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人用餐、50人住宿，周末常常爆满。

现在余村已有40多家农家乐，地道的竹笋、土鸡等农家菜深受欢迎。不少农家乐老板们还在杭州、上海开起了旅游公司，专门承接大城市来客。

50岁的胡加兴从天荒坪镇引水，把村里的小河开发成了漂流河，两岸青山，碧水潺潺，“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村里有座矿山遗址公园，是葛元德曾经工作的冷水洞矿山改造的。山体复绿、路面铺设砾石，一条十几公里的林道从北面山上蜿蜒而下，一旁便是林下经济选种园，俨然天然花园，只有半山上部分裸露的石头显示着矿山的年代记忆。

“绿水青山”终于变成了“金山银山”。

余村每天要接待数千名游客，去年累计超过80万人次。2018年，余村村集体经济收入41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1378元，比2018年湖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高出1万元，比全省平均高出约14000元。

余村村民胡加兴的漂流项目很受欢迎。新京报记者向凯摄

“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

学美术出身的葛军形容现在的余村是“一幅亮色调的画”，然而，在他小时候，余村还是一幅“灰色调的画”——天空发灰，河水发黑，连山上的毛竹都是枯黄的一片。

浙江地域“七山一水两分田”，余村山地多，粮食往往不够吃。葛元德的父亲、79岁的葛启山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份好时一个生产队能有一千块钱收入，三十几户人家，每家只能分到二三十块钱。

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创办乡镇企业，余村石灰岩储量丰富，于是，村里陆续建起了石灰窑、水泥厂、砖瓦厂，葛元德十几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在石灰窑工作。由于质地上乘，余村的石灰岩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石料主要销往上海、苏南等地，不少标志性建筑如上海中心大厦、京沪高铁、磁悬浮等，都采用湖州的石料——“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湖州人对此津津乐道。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石灰窑，最早的时候挣36块钱一个月，抵得上过去一年，后来涨到500多块钱一个月。”葛启山记得，生产队用石灰去外村换稻子，一下子解决了吃饭问题。靠着在矿上跑运输，葛家1996年建起了两层楼房，是村里最早有卫生间的房子。

不仅余村，整个湖州都在开矿。65岁的张兴江是吴兴区道场乡原矿业公司总经理，他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州开矿达到最高峰，最多有超过1000个矿山，光道场乡便有37个矿山，“只要有河道、有矿山的，基本上都会开矿”。

“一厂三矿”让余村摆脱了贫困，成了安吉县“首富村”，却也使得余村在炮声中变了样。

葛元德工作的冷水洞矿山，一天大炮小炮几百次，坐在两公里外的家中都能感受到震动。水泥厂离村子不到一公里，日夜生产，直径两米五的大烟囱排放烟雾，像一条黑龙，家里的桌子两个小时就能当黑板写字。

前厂后矿，把余村夹在中间。余村原党委书记鲍新民说，“工人们从矿上下班回家，脸上全是黑的，只看见两只眼睛，自己老婆都不认识了。”61岁的村民施水根比喻，“灰尘像马奔跑在西北沙漠一样，下雨了河里的水就像米汤一样”。

安全生产也无法保障。一个矿山几十号人，有人在山上敲，有人在山下拉，那时候用的是铁镐、大锤、推车等原始工具，凿洞、放炸药、开山，把石头一车车运下来。

有个年轻人刚高中毕业，在矿山上被石头砸死了，还有得尘肺病的、留下终身残疾的。葛元德身上的伤疤便是在搬石头时，被碎石砸伤。不时还有石块飞到村里，砸坏村民的房顶。

由于地处上游，安吉县污染严重，下游区域也受到连累。1998年，国务院发出黄牌警告：安吉县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那个时候的开采没有规划，呈现出‘小、散、乱、污’的特点。”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龚西征总结。

2016年，余村对废弃矿山进行改造，矿坑底部铺上砾石，恢复植被，图为增设的采矿景观小品，显示着矿坑年代记忆。受访者供图

“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

2002年，浙江省提出建设“绿色浙江”；2003年1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同时，湖州启动全市矿山整治，2003年起，余村厂矿开始陆续关停。这在最初引起了部分村民的不解。关停厂矿后，村集体收入一下子从300多万降到了20万，这还是靠厂房出租得来的，连村干部工资都发不出。彼时龚西征在湖州市国土局工作，关矿时期他接待了数百名群众，纷纷要求政府给说法。

当时余村在厂矿工作的人有二三百人，葛元德记得，当时分成两派，有人坚决反对关矿，但也有人说开矿污染大，还是关了好。“当时思想认识不统一”，龚西征说，“矿山还是老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谁肯轻易关掉？”

就在大家迷茫之际，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到余村，一段当时的视频资料显示，鲍新民讲述了关矿遇到的困境后，习近平这样答复：“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什么看着好就什么都要，不要以环境为代价去推动经济增长……刚才你们讲下决心关停矿山，这个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我们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总书记说要知道放弃，要知道选择。”时隔十多年，在余村村委会办公室，鲍新民回忆当年情景依然激动不已。

之后，湖州关停厂矿推进顺利起来。“按照‘减点控量、生态聚集’原则，湖州关闭矿山的速度很快。”龚西征说，如今湖州的在产矿山已从2003年的612个减少到不足50个。

炮声停了之后，接下来该干什么？“总书记当时提到了‘逆城市化’，说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逆城市化，湖州与杭州、上海、苏州离得近，城市的人会选择住在农村、郊区。”鲍新民说。

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余村充分发挥竹乡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和文创产业，这才有了如今的“绿色生活”。

余村村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受访者供图

关停之后，如何治矿？

沿着葛元德家往后山走两公里多，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冷水洞矿山。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余村的一大景点——冷水洞矿山遗址。

按照余村的整体规划，关闭矿山之后村子分为生态旅游区、生活小区和农业观光区，矿山遗址则打造成矿山花园。

2005年，余村对废弃的矿山复耕复绿。以前裸露的山体种上绿色植被，回填矿底，铺上一层砾石。2016年，余村对冷水洞矿山进行再次改造，增设采矿类型的景观小品，每次看到眼前“炸药开山”、“抡着大锤敲石头”、手扶拖拉机等开矿的雕塑，总能一下子唤醒葛元德对那个肩挑背扛采矿年代的记忆。

龚西征告诉新京报记者，湖州是全国最早系统全面开展废弃矿山治理的地方，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景则景”的原则，湖州已累计完成废弃矿山治理300多个。

在湖州，还有其他废弃矿山“变废为宝”的案例。

花鸟市场经营者韦忠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花卉种植基地。2016年，经朋友介绍，他来到湖州三合村的华阳矿，意外发现这个“世外桃源”。

华阳矿2009年关闭后一度被遗弃，甚至成了垃圾场。韦忠良却一眼相中：山坡形成天然的围墙，地势高、晚上露水好，非常适合种植花草。2016年，韦忠良与镇政府签约30年，承包了包括平地和周边山坡共320亩土地。

六七月份，韦忠良的大棚里，数十万棵兰花、杜鹃、月季、草花清香扑鼻，昔日的废弃矿山成了远近闻名的花园。

湖州原华阳矿治理之后，变身花卉种植基地。受访者供图。

长兴县和平镇的虹东石矿，通过修复回填，形成了一片种植面积570亩的水田；吴兴区道场乡九里红村，在原矿坑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可以垂钓、游玩的农场；超大型游乐园“龙之梦”项目也是在废弃矿山上建起来的。

目前仍然在产的不到50个矿山，则按照绿色矿业的要求进行生产。新京报记者走访多个矿山，若不靠近，很难发现矿山就在眼前。湖州新开元碎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才超说，如今他去矿上走一圈，“皮鞋都不沾灰”。

“开采技术的进步、更严格的环保要求，矿山已经不再是想象中高污染行业。”煤山镇国土资源所所长潘卫锋介绍，矿石经货车运输到料口、粉碎机，通过全封闭的运输管道到水泥厂，实现原料从矿山直接到水泥厂，路边的喷淋装置随时消灭粉尘。

2005年12月，湖州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绿色矿山，逐渐形成绿色矿山建设的整套规范制度标准体系。截至2018年，全市建成绿色矿山47家，建成率达到96%。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说，采矿可以彻底摈弃过去那种先破坏、后治理的陈旧模式，“矿业可以‘无痕融入’绿水青山。”

改变的不仅是矿山

在安徽、广东、甘肃、江西等地，都存在年产量上千万吨的大矿山。这些年，越来越多前来参观学习的外地采矿业人士对打造绿色矿山充满兴趣。

2018年6月，湖州举办中国矿业循环经济暨绿色矿业发展论坛，分享了多年来建设绿色矿山的理念、体系、标准，全面治理废弃矿山的经验。“矿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又是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元素，建设绿色矿山是矿业发展的大势所趋。”龚西征说，走持续发展之路才有出路，“转变观念是第一要务。”

观念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矿山治理上，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

胡加兴还记得，2007年他的漂流生意开业后，发了场大水，生活垃圾遍布河道，树枝上“彩旗飘飘”。胡加兴说，当时村民们还是习惯往河里扔垃圾。一段1998年的余村老视频显示，那时村里到处停着拖拉机，垃圾堆在路边焚烧。

2008年起，余村开始建设美丽乡村，改造村容村貌。现在，村民们会自觉将垃圾分类，集中处置，污水处理也实现了全村覆盖。

其实早在20年前，余村就尝试过发展旅游。1997年，余村投资几百万元修建隆庆庵，但因为环境差，没多少游客。如今，一位村干部计划将村里废弃的土地整成草坪，打造休闲、露营场所，“保持完好的青山绿水是现在要做的”。

“余村的变迁，与村民观念的转变密不可分。”鲍新民说。去年，鲍新民去了趟北京，他当选为全国百名改革开放先锋之一。在人民大会堂，他和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握手。在国家博物馆，鲍新民看到展厅里展示着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就。

7月的安吉，天气炎热，溪水清澈见底，上游传来漂流游客们的嬉笑声。到了傍晚，余村一片静谧祥和，昔日矿山的“砰砰”声变成了如今风吹竹林的“沙沙”声。

晚风中，葛元德感到很惬意，帮儿子看店之余，他会侍弄些花花草草，还有从矿山捡来的奇石。“上一代种田，这一代开矿，下一代创业”，他如此总结葛家三代的生活。

葛家三代人。新京报记者向凯摄

【亲历者说】

“环境变好了心情也变好了”

我是鲍新民，上世纪80年代起，我先是当余村村民组长，后来当村委会主任，2005年3月当了村支部书记。

以前余村很穷，改革开放后，村里开始发展乡镇企业，开矿办厂。小小一个余村，就开办了十几家企业。水泥厂和矿山加起来共有两三百人上班，不光解决了村里的劳动力就业，还要到外面招人。以前靠种田，老百姓一天一块钱都挣不到，厂矿办起来之后，每人每月能挣300多元。

老百姓富了，余村却“变了样”。首先是安全问题，在矿上工作的村里人死了五六个，90年代有个年轻人刚高中毕业，在矿山上被石头砸死了，还有得尘肺病的、留下终身残疾的。那个时候也压根没想过污染这回事，化工厂、尼龙厂、水泥厂，污染一塌糊涂，污水流到哪里，鱼就死到哪里。

2000年以后，我们县确立了“生态立县”，2003年起相继关了水泥厂和矿山，到了2005年最后一个矿山关闭。那个时候我刚当村支书，“一厂三矿”没有了，村集体收入一下子从最高的300多万降到了20万，村干部工资都发不出来。关了之后，老百姓没有班上，收入一下子没了，来村里吵闹的很多。

2005年是最难的时候，接下来余村走什么路，大家都没有想好。这一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余村考察，我把余村的基本情况跟他汇报，他说你们下定决心关掉矿山是高明之举，恢复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听了这话，我们村委会就吃了定心丸。

余村的发展路线就定下来了，走绿色发展之路，大力发展旅游业。到2008年国家开始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我们村是安吉县第一批美丽乡村。

回过头来看，之前开矿虽然赚钱，但老百姓是很辛苦的，矿山每天大炮小炮要放几百炮，灰尘大，下班后还要去地里干农活、山上割毛竹。余村真正富起来是关掉厂矿之后，老百姓做旅游生意，收入有了，上班稳定，不用依赖家里那几亩田、山，2005年我们村老百姓人均后入8000块，现在有41000多块了。更重要的是环境变好了，心情变好了。

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表彰百名改革开放先锋，我是其中之一，去了北京，我第二次跟习近平总书记握手。我们余村就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引领下走到今天的，想想真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