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方今年已破获侵犯知产类案110余起 涉案逾5亿
人民网-上海频道
人民网上海4月26日电(王文娟)从假冒“LV”等箱包原材料到假冒轩尼诗等品牌洋酒，再到假冒晨光品牌文具……今天，是“世界知识产权日”。记者从上海警方获悉，今年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类案件11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0余名，涉及50余个品牌，涉案金额达5亿余元。
全国首例制售假冒“LV”等箱包原材料案 涉案2亿余元
警方查获的“LV”假包和皮具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会同奉贤公安分局，历经8个月缜密侦查，在广东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成功侦破全国首例制售假冒知名品牌箱包原材料案，抓获以张某为首的50余名犯罪嫌疑人，捣毁产、储、销窝点12处、生产流水线11条，查获假冒品牌皮包1.3万余个、假冒品牌五金件2万余枚、生产皮料600余卷、各类加工生产设备200余件，涉案金额2亿余元。
2019年9月，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家位于广东东莞的工厂有大量带有知名品牌标识的原材料流出，疑似假冒原材料，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立案侦查。
经过排查，警方锁定了以张某为首的生产假冒皮料犯罪团伙的人员架构和身份信息，并循线深挖出位于广东广州以朱某为首的生产、经销团伙的人员信息，最终精准锁定了产、储、销窝点的具体位置。
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广东东莞设立皮料加工厂，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私自非法印制带有知名品牌标识的皮料后，销售至谢某等人处；犯罪嫌疑人朱某等人在广东广州、韶关等地设立加工工厂，从犯罪嫌疑人谢某处购得皮料后，自行加工生产假冒知名品牌箱包后出售给犯罪嫌疑人郑某等人，最终通过线下实体店和网络社交软件对外销售。
今年4月17日，专案组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了这一集产、储、销为一体的制售假犯罪网络，首次实现了从制假原材料到假冒品牌箱包的全链条查处，有力维护了权利公司的知识产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上述犯罪嫌疑人已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侦破特大制售假冒品牌洋酒案 涉1.1亿余元
2019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会同闵行、嘉定、金山公安分局，历经4个月缜密侦查，成功侦破特大制售假冒知名品牌洋酒系列案件，一举摧毁了8个跨省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余名，全链条捣毁调制勾兑、标识印刷、灌装贴标、批发分销一体化的犯罪网络，涉案金额达1.1亿余元。
2019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依托“智慧公安”赋能，研判发现一批涉嫌网络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洋酒犯罪线索，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立案侦查。
经查，该犯罪团伙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经权利人官方授权的情况下，租借多地厂房、民宅作为窝点，私自制售假冒知名品牌洋酒，并相互串通形成了犯罪网络。其中，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负责利用食用香精、色素、低档品牌白酒等为原料勾兑调制原料酒；犯罪嫌疑人谭某等人负责设计、印刷假冒品牌标识；犯罪嫌疑人宋某平等人分别在多地通过回收酒瓶、分装酒液、贴标打码等方式生产成品；最后由犯罪嫌疑人宋某海等人通过网店和线下门店等渠道对外销售。
2019年12月，上海警方在本市及安徽、山东、河南、辽宁、吉林、江苏、福建等8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张某、谭某、宋某平、宋某海等40余名犯罪嫌疑人，捣毁制售假窝点18处，现场查扣假冒知名品牌洋酒4万余瓶，假冒品牌标识、瓶盖等包材60余万件，灌装机、刻字机、塑封机等制假设备20余套。目前，上述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假冒晨光品牌文具 日化用品等制售假犯罪显现
警方查获的假冒晨光文具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会同奉贤公安分局，在江西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历经7个月缜密侦查，成功侦破一起制售假冒中国驰名商标、上海市著名商标等品牌文具案件，抓获曾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捣毁生产仓储窝点9处，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钢笔、水笔、笔芯600余万支，配件3万余件，以及大量印刷机、模具等生产工具，涉案金额400余万元。
2019年8月，奉贤公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网店涉嫌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文具，警方即成立专案组开展立案侦查。
经查，犯罪嫌疑人曾某在江西南昌经营一制笔厂期间，未经授权私自生产假冒知名品牌钢笔、水笔和笔芯，销售给犯罪嫌疑人喻某等人，而后交由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包装为盒装或礼盒套装，最终通过网店和实体店铺对外销售。
今年4月，专案组组织警力在江西南昌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捣毁这一制售假犯罪团伙。目前，曾某、喻某、黄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上海警方介绍，当前，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除了奢侈品箱包、饰品配件等这些常见的制售假类别以外，日化用品等制售假犯罪也有显现，具有涉及行业广泛的主要特点。
其次，犯罪手段翻新。犯罪分子利用新科技、新手段、新平台实施犯罪的趋势明显，比如售假行为从传统的网购平台向移动终端延伸、“零库存”下单订制、“货、标分离”拼装销售等新犯罪手法。
同时，跨境犯罪增多。犯罪分子为逃避监管打击，将制假工厂、囤假窝点转移至境外。例如去年上海警方成功侦办的全国首例跨境制售假烟案，中国阿联酋联合打击的境外下单、境内造假的跨境制售假冒奢侈品箱包案等就是典型案例。
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研制成功的背后，这位清朝科学家却不被认可？
清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安庆码头看到新造的小火轮试航成功，动情地在日记中写道：“试造此船，将依次放大，续造多只。”
虽然，这艘下水的小火轮只是中国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的雏形，但是中国人凭着自己的智慧造出了蒸汽动力船，还是让曾国藩心潮澎湃。在那个古老文明被西方科技全面碾压的年代，这艘小火轮至少证明“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在曾国藩看来，只要将这艘小火轮“放大”，一个黄鹄展翅的武备梦便指日可待了。
复原的“黄鹄”号轮船
然而，“黄鹄”号的成功并没有为老朽的帝国复制出一支强大的舰队。担纲设计制造“黄鹄”号的科学家徐寿，终其一生也仅仅是一个连秀才都不是的布衣。在传统观念中他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匠人”。
无论曾国藩思想多么开明，但囿于知识结构和认识层面的局限，他无法体认到徐寿作为科学家的伟大。
“黄鹄”号的建造揭开了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帷幕。
“师夷智以造炮船”
1860年的清王朝，内忧外困，摇摇欲坠。
是年春天，清军用以围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南京）的江南大营，被陈玉成、李秀成的部队全线击溃。清军统帅张国梁溺水而死，江南提督和春自杀身亡。清廷经营了七八年的江北、江南大营土崩瓦解。
夏秋之际，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烧到京畿腹地。8月，英法联军在天津北塘登陆；9月通州沦陷，咸丰皇帝仓皇“北狩”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抢掠烧毁了圆明园。统治了中国200余年的清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打算挥师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时，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直接受到了威胁。既然，清政府已成为手下败将，再不敢与之抗衡，西方列强决定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此时，俄国驻华公使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那提耶夫率先向留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提出，俄国愿意向清政府提供西式军械，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军。
俄国人的建议到底可不可行？清廷发出谕令，让战场第一线重臣们讨论此事。主持对太平军作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奏中提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不难看出，曾国藩当时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自己军事的重要性。
曾国藩
其实，早在20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林则徐就曾上疏道光皇帝：“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
然而，林则徐真知灼见，却换来道光皇帝“一片胡言”的批复。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逼得清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是在昏聩的清朝统治者看来，那不过是发生在广东的一场遥不可及的小失败，没有让他们感到切肤之痛。它既不会威胁到朝廷的统治，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反思。
第二次鸦片战争，帝都沦陷，皇帝出逃，行宫被烧，麻木的清朝统治者们终于有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曾国藩的建议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第二年一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清廷立即着手筹划向列强购买军舰的事宜。
不过，应该向哪国购买军舰，买什么样的军舰，买完后怎么使用？对于这些问题，清政府都是“两眼一抹黑”。看来“买军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可与太平军的战争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而且太平天国也正在谋求向西方购买军舰。
攻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的计划。此后，李秀成多次派人携款赴上海谋购火轮船，建立自己的舰队。
事实上，太平军的装备一直不差。据《避难纪略》记载，1860年太平军“每十人中八人执旗，二人执鸟枪或洋炮。用铜帽子（击发枪）不用火绳者，夷人所卖也。”加入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也提到：“太平军的武装配备和清军相仿佛。使用的火器有轻便的火绳枪，也有欧式的滑膛枪、双铳枪或手枪。”
显然，清军与太平军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谁先掌握了更多的西式军械和军舰，谁就能在战场上赢得先机。
1861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克了安徽省城安庆。安庆会战异常惨烈，湘军日常使用的大刀、长矛、鸟枪、火铳损坏太半，亟须就地修理。于是，进驻安庆后曾国藩立即着手创建安庆内军械所。
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也有长远的战略考虑。正如曾国藩所说，“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曾自言“人生三大耻”，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对“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因此他对懂得自然科学的人才分外看重。安庆内军械所创办伊始，他便四处网罗人才。1863年，当中国最早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应邀来到安庆时，发现“凡法律、数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这些人中就包括后来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的核心人物——徐寿、华蘅芳。
清朝科学家
有人开玩笑说，徐寿有可能是穿越到清朝的人。因为他对现代科学理解的深度与广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普遍的认知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声学、化学、物理、医学、机械制造……徐寿都有涉猎和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位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智者，也注定成为一个不被时人理解的独行者。
徐寿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徐寿生于无锡钱桥一个普通农家。他的父亲早亡，全靠寡母支撑家中生计。可徐寿却不像“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小时候他是村里有名的“赖学精”。一次，母亲发现徐寿又逃学了，正准备用笤帚疙瘩打他屁股，徐寿不服气地说，村里的先生教得不好，他要到镇上去上学。
一个寡妇要独自支撑家用，还要供儿子去镇上读书，谈何容易。可徐寿的母亲愣是咬咬牙同意了。进了镇上的学堂，小徐寿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发奋苦学，很快就变成了同侪中的佼佼者。
不过，徐寿与一般的读书人不同，他对于空洞的八股文不感兴趣，喜欢研究实用科学。他不但爱钻研书本知识，还经常把书上学来的数学、工艺制造与铁工、木工、纺织、缂丝等传统技术结合起来。18岁时，徐寿已经是无锡县城小有名气的能工巧匠了，无论是多么复杂的工艺品、机械用具，他都能修好。
1846年，28岁的徐寿第一次来到上海。三年之前，上海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开埠。外国人纷纷在这里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上海也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成为中国洋玩意儿、新思想最集中的城市。
徐寿很快被上海商店里卖的洋扳手、螺丝刀、螺丝钉吸引住了，这些都是他从前没见过的玩意儿。在黄浦江边洋人开的工厂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各种加工机械、车床，见识到这些大家伙锻压、焊接、打磨、涂漆的本领。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令徐寿大开眼界，也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求知欲。回到无锡后，徐寿开始钻研西方科学技术。
徐寿不但醉心于科学，对音乐也很有研究，制作乐器的技术十分高超。就因为这项爱好，他结识了日后的科学研究中的合作伙伴和挚友华蘅芳。
华蘅芳的父亲华翼纶早年出任江西永新知县，1852年卸任回到故乡无锡荡口镇。在朋友的介绍下，雅好音律的华翼纶结识了心灵手巧的徐寿。华翼纶十分欣赏徐寿的才华，并把他介绍给儿子华蘅芳。
华蘅芳从小喜爱数学，14岁时就能读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算法统宗》，并且对其中“飞归中列”等难题“不数日而尽通其法”。华蘅芳做数学题虽然得心应手，但背起“四书五经”却异常困难。他在《行素轩时文·自序》写道：
余七岁读大学章句，日不过四行，非百遍不能背诵。十四从师习时文，竟日仅作文一篇。师批阅，涂抹殆尽。申斥曰：“竖子不可教也！”既而吾于故书中，析得坊间算法，日夕展玩，尽通其义。于是，案头所置者，惟古今算学之书。晨夕习研，乐此不疲。数十年后，虽然进士、举人无望，然而算学之名声播海内，流传的数学著作有八种二十九卷。
不难看出，华蘅芳与徐寿一样是个典型的“理工男”，但是在那个全社会以研究四书五经、考科举为正途的年代，他们不但是典型的异类，而且难觅知音。因此，当华翼纶把徐寿带回家介绍给儿子时，华蘅芳和徐寿一见如故，经常一起研讨格致之学。徐寿超强的动手能力和实证精神也给华蘅芳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人流传至今的几封通信中，有一段关于“三棱镜分光原理”的讨论。徐寿虽然已经在书上看到了光的折射原理，但因没有亲眼所见，他仍觉得“无器可考，终为空谈”。可是，那个年代要找一个三棱镜并非易事。为了能亲眼看看日光通过棱镜分为七彩的奇妙现象，徐寿将自己一枚长方形的水晶图章，生生打磨成了三棱柱。他将水晶三棱镜放在日光下一试，果然呈现出美丽的七色光。在旁人眼里，用水晶图章来做实验未免太可惜，可在徐寿眼里，真知才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当时，无锡很难找到有关自然科学的书，为了做更深入的研究，徐寿和华蘅芳来到上海“墨海书馆”。纵观被曾国藩网罗到帐下的新型知识分子，不难发现，他们中许多人与“墨海书馆”有渊源。
1843年底，上海开埠不久，英国教士麦都思和雒魏林便来到上海，展开传教及医疗活动。1846年4月，他们在北门租界开了一间“墨海书馆”。墨海书馆虽名为“书馆”，却是一个包括传教士住房、医院、印刷厂及礼拜堂的综合体。直到1847年印刷工出身的传教士伟烈亚力带着新式印刷机来到上海，墨海书馆才开始大量出版书籍。
墨海书馆是上海第一家实行铅活字印刷的书馆，这种以牛拉动机器印书的设备，一时轰动沪上。在墨海书馆工作过十几年的思想家王韬，曾这样描述：
（书馆）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筒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沪上文人叹为观止，并赋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圜，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
起初，墨海书馆出版的多是宗教类书籍，后来在担任翻译的中国知识分子推动下，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越来越多。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墨海书馆当翻译的。不过，李善兰这个翻译并不懂英语，靠传教士口述，再由他理解后笔录出来的。李善兰凭着过人的数学天赋，很好地领会了西方数学书中的内容。1847年至1860年，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出版了4部数学著作，有3部是和李善兰合译的，其中就包括华蘅芳看过的《几何原本》。因此，当徐寿和华蘅芳到上海，第一站便找到墨海书馆。
在墨海书馆，徐寿、华蘅芳与李善兰一见如故。他们不但讨论了数学、格致（即物理）等问题，还看到了英国人合信写的《博物新编》。
《博物新编》是近代输入中国的第一本西方科技著作。书中不但有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地理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还介绍了当时最新科学发现。可以说，《博物新编》启蒙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科学家。王韬曾评价，此书“词简意尽，明白晓畅，讲格致之学者，必当由此入门，奉为圭臬”。
《博物新编》中火轮机图
徐寿和华蘅芳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回到无锡后，他们按照书中的方法做许多实验，亲自验证了书中的结论。遇到不明白之处，二人便写信请教李善兰。当时，他们没有想到，这本书后来竟成为他们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蓝本。
小火轮模型下水
1861年11月，曾国藩向清廷上奏保举了徐寿、华蘅芳等6个人。在提到徐寿时，他用了“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评语。其实，那时曾国藩还没有见过徐寿本人。那么是谁向他推荐的徐寿呢？目前发现的资料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推断这个人应该是华翼纶、华蘅芳父子。
湘军占领安庆后，太平军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战略，大举攻打苏浙地区，连克萧山、绍兴、奉贤、南汇、川沙等地，上海成为一座孤城。这使得在上海避难的江浙官绅大为惶恐。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初四日，曾在家乡组织过团练的华翼纶带着儿子和同僚，来到安庆晋见曾国藩，劝说曾国藩派兵营救上海，并许诺“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之多，并言绅民愿助此间饷项，冀上游之兵早赴江东。”
由于湘军中也是派系林立，曾国藩一时无法调集那么多军队，驰援上海的事情并没有成行，但言谈中曾国藩发现了颇具数学才能的华蘅芳。于是，华蘅芳留在曾国藩帐下，并且向他推荐了好友徐寿。
1862年，徐寿应曾国藩之招，带着儿子徐建寅辗转来到安庆。一到安庆，曾国藩就把研制蒸汽轮船的任务交给了他。
事实上，研制轮船并非徐寿一人，而是一个课题组。徐寿擅长工艺制造，华蘅芳精于分析计算，吴嘉廉、龚云棠二人熟悉制造，徐建寅虽然只有17岁，但头脑灵活、富于创建，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科技水平。即便如此，要想在短时间制造出一艘蒸汽轮船也是难上加难。
这时，徐寿、华蘅芳想到了在墨海书馆读到的《博物新编》。《博物新编》中“热论”一章中有关于“蒸汽”“水甑”“汽柜”“脂輠”“轮拨”“汽尺”“汽制”的内容。这些名词虽然听着很陌生，但是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容易理解多了。“水甑”即锅炉，“汽柜”即汽缸，“脂輠”就是装润滑油的容器……
不过，仅凭《博物新编》中有关蒸汽机原理的简单介绍，还是很难造出真正的蒸汽机。此时，曾国藩向美国购买的“土支坡”号炮舰为徐寿提供了活的样本。“土支坡”号主要来往于上海和安庆之间，为曾国藩军队的粮饷运输进行护航。它一驶到安庆，徐寿等人就抓紧时间上船观摩。通过实地考察，他们对蒸汽机各部分的配置、蒸汽机的运行，轮机的传动、控制，各个零部件的材料、结构、装配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保险起见，徐寿、华蘅芳等人决定先制造一台蒸汽机模型，从实践中锻炼队伍、解决问题，等一切万无一失再将它放大。
虽然只是一个模型，但是制作团队丝毫不敢马虎。华蘅芳告诉负责采买造机材料的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制作蒸汽机的材料要求非常高。“苏州闾门外旧有钢行三家，以李永隆为最，其业专炼铁取钢，用料甚重，非有存铁十万不可，其钢甲于天下。”于是，赵烈文专门派人到苏州采买钢材。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徐寿等人开始着手制作蒸汽机模型。徐寿绘制图纸，华蘅芳推求动理、测算汽机，就连年纪最小的徐建寅也“累出奇思以佐之”，整个团队配合得十分默契。更加难得的是，徐寿仅凭他的一双巧手，就用非常原始的手工制作法，打造出蒸汽机必不可少的螺丝钉、活塞等零件。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一个船用蒸汽机模型终于研制成功。据记载，这个蒸汽机模型锅炉采用锌类合金材料制成，汽缸直径1.7英寸，机器转速每分钟240转。
1862年7月30日，徐寿等人带着研制成功的船用蒸汽机模型来到曾国藩官邸进行了演示。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
曾国藩虽然不懂自然科学，但是通过这段文字，不难看出他满怀热情地努力想搞清楚蒸汽机的运转原理，并不厌其烦地一一记录下来。不得不说，他在蒙昧清朝官员中是一个异类。正如容闳评价的那样，他是“旧教育中的特产人物”。
看到船用蒸汽机模型研制成功，曾国藩十分振奋，他感慨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他嘱咐徐寿、华蘅芳二人再接再厉，争取尽快造出真正的小火轮。他再三强调：“如有一次或两次试造之失败，此项工作仍需进行。”
事实上，造船比造蒸汽机更难，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还必须有一定的设备器材。华蘅芳负责小火轮的绘图测算；徐寿负责船体设计。大家各显所长，精诚合作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才将小火轮研制成功。
1863年11月，曾国藩等人在安庆观看了小火轮的首次下水。可惜，小火轮只行驶了500米就不动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
后来徐寿等人才弄明白，他们误以为把用气量较少的蒸汽机模型放大后，仍可以使用原先那种气锅。此前，他们虽然上西洋轮船观摩过正在运行中的锅炉，但工作状态下的锅炉中的火管管口不易看清，以为锅炉中只是火炉加汽锅。
经过一次失败，徐寿、华蘅芳很快就弄清了故障原因,并用火管锅炉代替了原来的汽锅，解决了供气不足的问题。
两个月后,这艘小火轮终于在安庆江面试航成功。当天，曾国藩亲自乘上小火轮，“坐至江中行八九里，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
不过，这条木质的小火轮并不是中国人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它仅仅是一个雏形。“黄鹄”号真正试航成功是三年以后的事情。
即便如此，它也给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所有人极大鼓舞。曾国藩在日记中憧憬道：“试造此船，将以此放大续造多只。”
“阿思本舰队”事件
就在小火轮试航成功的前后脚，另一件事强烈地刺激着曾国藩的神经，使他更加坚定了要自己建造轮船的决心，那就是“阿思本舰队”事件。
前文说到为了剿灭太平天国，清政府一直在筹划向西方列强购买军舰、建立舰队。只不过此事专业性太强，清政府一时不知道从何下手，这时，一名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向恭亲王奕提出，愿意帮助清政府从英国直接购买、订造军舰，他就是后来把持中国海关40多年的赫德。只不过，当时赫德还只是个26岁的小伙子。
赫德向奕提交了一整套军舰购买成功后如何配备舰员的详细方案。赫德的方案打动了奕，他决定将向西方购买军舰事宜全权委托给赫德。
1862年2月，时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在广州与赫德议定，购买3艘中号兵船、4艘小号兵船，以及船上所需的火药、器械，定价65万两白银，时限一年交货。由于中国缺乏操作舰队的船员，双方还商定在英国招募舵工、炮手、水手160余人；同时准备“邀英国熟谙船务诚实可靠之武员一名管带前来，以资训练钤束”。
跟清政府签下这么大一笔订单，年轻的赫德十分兴奋，他立即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正在英国休养的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发电报，请他代为办理。
李泰国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控制中国政府的绝佳机会。他立即向英国政府提议，请海军上校阿思本出任这支舰队的司令。
中国人出钱组建的舰队，控制权却在英国人手中，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买卖。1862年8月30日，英国枢密院颁发了一项不必经过议会同意即可实施的特别法令，同意李泰国和阿思本为中国购买舰船、招募人员。
李泰国很快就订购了7艘舰船，并将它们命名为“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等，此外又买了一艘供应船。这时原定的65万两白银已经花完了，李泰国又让清政府添了15万两，总共花费了80万两白银。同时，他还为这支舰队招募了600名海军官兵，并自行设计了舰队旗帜，对外称之为 “英中联合舰队”。
可笑的是，清政府对李泰国在英国的活动一无所知，直到当年10月赫德来京时，才知道舰队“现已开造，明春即可驶到中国”。
更令清政府想不到的是，李泰国竟然背着清政府与阿思本签订了“合同十三条”。合同规定，阿思本是舰队的“总统”，任期4年；舰队官兵皆由李泰国和阿思本自行选用；阿思本只接受中国皇帝的谕旨，但须由李泰国转达，他人转达无效；而阿思本不能服从的命令，李泰国则可以拒绝转达……
1863年6月，当李泰国带着“合同十三条”抵达中国时，清政府大为诧异。清政府表示，并不想全用洋人作为船员，原来所说的聘请外国船员只是为了给中国船员当老师，“令其教练枪炮行驶轮船之法，而兵权仍操自中国”。
事情的发展与预想大相径庭，清政府十分恼火。为了应对李泰国的“合同十三条”，清政府提出了“轮船章程五条”，要求“中国所购之火轮兵船，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船之汉总统”，聘请阿思本担任“帮同总统”，舰队一切事宜由二总统协商办理；舰队作战应听从所在督抚的节制调遣，行兵进止由中国主持；并且“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练习”。
如果按照“轮船章程五条”的规定办，英国控制中国海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当然是李泰国不愿意看到的。9月份，当舰队来到中国后，李泰国和阿思本“挟舰队自重”，拒绝接受清政府提出的“轮船章程五条”。
10月15日，他们上书总理衙门称，如果清政府不在48小时内改变立场，他们将解散这支舰队。
消息传来，本就不太满意委托英国人购买军舰的曾国藩更加气愤。他上疏朝廷称：“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万之船价，每年九十二万之用款，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意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
一方面由于曾国藩等身处战争前线的地方大员坚决抵制，另一方面李泰国、阿思本又毫不妥协，清政府照会英国：舰队取消。后来，这些军舰由英国负责作价出售，所得款项返还中国。不过，清政府还是承担了阿思本以下官兵600余人9个月的薪水和路费，白银37万5000两，赏阿思本本人10000两白银。
匪夷所思的是“阿思本舰队”事件最后的赢家竟然是赫德。李泰国结结实实地坑了清政府一把，自然不可能再当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赫德虽然最早提出帮清政府从英国购买军舰，但是纵观事件发展的全程，他还是能够保持中立态度的。因此李泰国卸任后，年轻的赫德坐上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交椅。
“阿思本舰队”事件使曾国藩更深刻体会到，办洋务绝不能将权柄交到洋人手中。此时，他对民族工业发展有了更多的期许。
“黄鹄”号下水
1864年7月19日中午，一声巨响，天京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在城外包围了半年之久的清军潮水一般涌入城中。太平天国经营了十多年的首都就这样陷落了，主持这关键一战的正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
占领天京后，安庆内军械所随曾国藩前往南京，改名为金陵军械所，后又改名为金陵机器局。徐寿、华蘅芳等人也将继续研制轮船的项目移到南京。
曾国藩的“抠门儿”是出了名的。据说他每天吃饭皆以蔬菜为主，荤菜只限一道。他有一件丝绸马褂，平日舍不得穿，只有过年过节才穿一次，结果穿了30年还跟新的一样。就是这么“抠门儿”的一个人，为了加速轮船的研制，竟然自掏腰包8000两白银支持徐寿、华蘅芳的工作。这令徐、华二人非常感动。
其实，自从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的处境就十分不妙。清廷虽然对曾国藩兄弟大加封赏，曾国藩拜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继承，曾国荃官拜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二人均被赏着黄马褂、戴双眼花翎。实际上，随着太平天国的瓦解，曾国藩兄弟成为清廷的最大威胁。
为了打压曾国藩兄弟，朝廷先是申斥曾国荃让千余太平军逃出天京；后又利用分配粮饷的问题制造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的矛盾；同时大力扶持左宗棠、李鸿章等后起之秀与曾分庭抗礼。总之，那一时期曾国藩的地位岌岌可危，可想而知他也没有更多心情关心轮船的研制工作。
虽然主帅身陷政治漩涡不能自拔，但徐寿、华蘅芳等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放大”着轮船。
这次徐寿他们设计的轮船船身虽然还是木制的，但比先前的小火轮大了一倍，船身长55尺，载重量达25吨。船的两舷有两个明轮推进器，直径达6尺、宽1尺。在当时，这已经属于比较大的船只了。为了提高动力，徐寿等人将小火轮的低压蒸汽机改为双联卧式蒸汽往复机。这艘轮船除了主轴、锅炉以及汽缸配件的钢料购自海外之外，其他材料一律在国内解决。其中，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汽压计等精细零件，更是由徐寿父子亲自监制的。
1866年春，南京下关码头人头攒动。徐寿亲自掌舵，华蘅芳担任机长，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在南京下关下水了，在场的中国人无不动容。
据1868年8月31日的上海《字林西报》报道，这艘轮船“载重二十五吨，船身长五十五华尺。高压蒸汽机，单式汽缸，倾斜装置，直径一华尺，长二尺，主轴长十四尺，径二寸四分。汽锅长十一尺，径二尺六寸。锅炉管四十九支，长八尺，径二寸。后舱俱在主轴位置之后，机器几乎占船体之前半……全部工具器材，连同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汽压计等，均经徐氏父子亲自监制，并无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协助。”
这条轮船在长江上航行了14个小时，共行驶了225公里。当时，曾国藩已被朝廷调往北方剿灭捻军，并没有亲自见证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不过他的儿子曾纪泽替他主持了首航仪式。后来，曾纪泽北上看望父亲时，就是用这条船拖带他的座船抵达高邮的。曾纪泽对这条船的性能十分满意，便亲自题写船名——“黄鹄”，“以金字铸镌于船舷明轮之两厢”。
“黄鹄”引自《战国策》中庄辛的话：“黄鹄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意思是说，这艘船像一只既能飞又能游的大鸟，入于江海湖泽，行止自如。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正如曾国藩感慨的那样，“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但是在“黄鹄”号的研制者徐寿等人看来，“黄鹄”号的象征意义恐怕更大一些。“黄鹄”号是纯手工打造，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徐寿等人深刻地体会到发展一套完善的工业体系的重要性。要想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舰队，首先要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工业。
江南制造总局车间
与此同时，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也深有体会。1862年，他乘坐雇佣的英国轮船从安庆前往上海，直观地领略到洋人的船坚炮利。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思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
1865年，李鸿章收购了美国人在上海开设的虹口铁厂。此时，曾在几年前受曾国藩之托到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也带着百余台机器回到上海。后来，容闳在《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一书中回忆，建立机器母厂这个提议，最初还是受徐寿启发才提出的。
1863年，容闳第一次拜见曾国藩时，本想建议曾国藩兴办教育，但通过与徐寿等人谈话，他发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工厂。容闳认为，中国应该先发展能够制造机器的工厂，也就是机器母厂，才有可能发展更多的生产各种产品的子工厂。曾国藩听完，深以为然，当即拨了6.8万两白银让容闳赴美购买机器。
两年后，容闳带着买来的机器回到上海。曾国藩将它们悉数赠送给李鸿章，与虹口铁厂合并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67年夏天，上海城南高昌庙镇大兴土木，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厂房拔地而起。这片工厂的入口门楼上写着几个醒目几个大字：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第一座具有“制器之器”的近代工业母厂，下辖机器厂、铸铁、铸铜、打铁、锅炉、火炮、步枪、火箭等多个车间。
此时，徐寿、徐建寅父子也调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任职。徐寿曾向曾国藩提出四条建议：开煤炼铁、自造大炮、操练轮船水师、翻译西书。显然，他是站在中国工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这些建议的，但曾国藩认为，国内造船用的钢板等材料无不采自外洋，即便“开煤炼铁”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至于“翻译西书”，必须有熟悉洋文而又通晓科学技术的人才能胜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在曾国藩看来，徐寿的建议有些脱离实际，因此他以“似多出于揣度之词，未得要领”一并回绝了。曾国藩心心念念的还是造船。
徐建寅（左）、华蘅芳（中）、徐寿（右）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机器设备比安庆内军械所不知道要先进多少，徐寿等人如虎添翼，不到一年时间就造出了一艘明轮兵船。曾国藩大喜过望，亲自命名为“恬吉”号。
曾国藩虽然没有采纳徐寿的建议，但是徐寿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泰西工艺精良，必有原理在，徒劳仿效非计，议建翻译处，译泰西有用书，求其根柢。”于是，他说服江南制造总局总办冯焌光、沈保靖办起了翻译处。
徐寿聘请早年在墨海书馆相识的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一同翻译了《汽机发轫》《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西方科学著作。自1867年至1912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翻译的科技书籍共195种，其翻译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
作为中国第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徐寿一生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他不但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艘轮船、第一艘军舰，还兴办了中国第一所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格致书院、第一本科技期刊——《格致汇编》，甚至我们今天使用的化学元素名称都是他命名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徐寿还是第一个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徐寿翻译的化学元素周期表
1878年，徐寿在《格致汇编》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考证律吕说》的文章。文章不长，研究的是非常冷门的音律学。徐寿发现，中国古代一向采用弦音和管音相合的方式确定音律，以弦定律，以管定音。徐寿通过科学实验否定了延续千年的“管弦结合论”，并写成了《考证律吕说》一文。
不久他发现儿子翻译的近代声学启蒙著作《声学》，竟然犯了和中国古代音律学者同样的错误。于是，在好友、英国人傅兰雅的帮助下，徐寿将论文翻译为英文，寄给了欧洲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自然》。五个月后，《自然》杂志以《声学在中国》为题，发表了这篇论文。编者按中写道：“（这篇论文）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的证实，竟来自那么遥远的（中国），而且是用那么简单的实验手段和那么原始的器具来实现的，这是非常出奇的。”
在西方人看来，徐寿的论文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巅峰，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所能达到的高峰，但是在中国统治者和士绅阶层看来，徐寿不过是连秀才都没考上的一介布衣。
“黄鹄”号建造成功后，同治皇帝曾赐一块匾额写着“天下第一巧匠”。这个称号听上去像是褒奖，实际上在官方眼中他不过是个匠人。虽然徐寿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中，获得了支持，施展了才华，但在士绅阶层眼中，他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甚至在徐寿去世后，徐建寅请张之洞为父亲徐寿立祠，并交国史馆立传时，张大为不悦。
限于知识结构的缺陷与偏见，清代社会没有给徐寿这一代科学家足够的尊重与重视，更无法体认到他们对古老文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意义和深刻影响。就像徐寿等人打造出来的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一样，初下水时何等风光，可到了1868年它停泊在江南制造总局码头，已经千疮百孔、无人问津了。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黄加佳
流程编辑：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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