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书刊样本印刷销售厂 上海市出版，音像制品，印刷介绍

上海市出版、音像制品、印刷介绍

出版

一、官私刻书、出版社

南宋庆元六年（1200 年），华亭县学徐民瞻刊印《晋二俊文集》，是上海地区今存最早的官刻图书。南宋嘉泰二年（1202 年），钱希武刊印《白石道人歌曲别集》，是上海地区已知最早的私人刻书。元代，金山法忍寺僧坦辑刻《船子和尚拨棹歌》，是上海地区已知最早的寺庙刻书。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俨山书院刊印《古今说海》，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书院刻书。明清两代，华亭县学和上海县学刊刻方志、四书五经等书籍。明代，多私家刻印，刊刻其他各种图书，知名的有上海郁文博、陆深陆楫父子、顾定芳顾从礼父子等，华亭张之象绮兰堂、何良俊和何良模香严精舍，陈子龙平露堂以及王圻、陈继儒，嘉定徐学谟、马元调等。清代，有金山钱熙祚守山阁，南汇吴省兰听彝堂，松江沈恕古倪园，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和徐渭仁等。上海开埠前，有的刻书家、藏书家兼营刻印销售。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十一月初八，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县城大境阁创办墨海书馆，设有编辑、印刷两部，初专印宗教图书，后出科学读物 30 多种，是上海最早有铅印设备的出版机构。咸丰九年（1859 年），上海天主教会设土山湾印书馆。十年，宁波花华圣经书房迁至上海，改美华书馆，最早使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同治二年（1863 年）、七年，官办上海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开馆，专门出版翻译书籍。十一年，《申报》创办后以申报馆名义出版图书，是上海最早的商办出版机构。同治年间，鸿宝斋书局创立，是上海较早的华商出版机构之一。光绪初年，大批华商出版机构创办，大多采用石印技术。二年（1876 年），英商美查开办点石斋书局，所印殿版《康熙字典》，销行 10 万部，

创全国图书最高销量。六年，苏州席氏扫叶山房设立分号，印售木版和石印经史子集、字典、尺牍、小说、医药等书籍，成为上海最大华商书坊。十二年，日本人岸田吟香开设乐善堂书局，出版吟香阁丛书。十三年，同文书会成立，是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经营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是年，蜚英馆创办，印行有《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等书。二十三年正月初一，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印刷商业簿册报表。三十二年，上海主要出版机构有 90 家。三十三年，由集成图书局、点石斋石印局、申昌书局和开明书店合并为集成图书公司，大量刊印石印线装古籍。同治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上海创办出版机构 100 多家。光绪三十一年，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同业会成立。同治末年起，棋盘街、福州路一带逐渐形成出版和图书销售业集中地区。

1912 年 1 月 1 日，陆费逵等创办中华书局，适时出版新版《中华教科书》等书籍，规模迅速扩大，几乎独占全国的教科书市场。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发展迅速，出版大型丛书和新版教科书，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出版机构。1916 年、1917 年，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先后创办，和商务、中华并称 4 大书局。1917 年，上海有图书出版机构 44 家，约占全国同类机构 80%以上。石印、铅印逐步代替雕版印刷。

上海成为全国出版中心。1930 年，上海图书杂志出版机构 145 家、印刷机构 200 多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有特色的中小型出版社昆仑书店、大江书铺、北新书局、创造社出版部、春野书店、光华书店、现代书店、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新月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等创办。30年代，上海出版业进入鼎盛时期。1935 年 5 月，全市有书局、书店 260 家，资产 10 万元以上 34 家。1936 年，商务印务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3 家出版社出版图书约占全国 71%。1937 年上海沦陷后，大部分出版社迁内地，剩余的多集中在租界。

1941 年，日军筹组华中印书局，承印教科书，兼管日占区内的出版业。日本三省堂和华通书局合办三通书局，独霸日占区教科书的批发销售。风雨书屋、复社等出版社编印发行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出版《鲁迅全集》和美国人斯诺《西行漫记》等。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 月 26 日日军查封商务、中华、开明等 8 家出版社和 17 处印刷厂。

1943 年 6 月，在日本兴亚院指使下，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成立联营机构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承印发售汪伪“国定”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1941～1943 年，商务、中华、世界、大东 4 家出版社未出新书，1944 年各出书 1 种，以经营文具维持。1946 年，全市有出版机构（含书店）258 家，重要的除四大书局外，还有正中、开明、儿童、生活、广益、百新、三民、博览、光明和作家等出版机构。1949 年 5 月，全市有出版机构约 250 家，资本在 2 万元以上的 27家。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正中等 17 家出版社以及军管世界、大东和儿童等出版社

。6 月，工会和青年团系统分别创办劳动出版社、青年文化服务社。7 月，商务、中华、世界等 62 家公私营出版社合资成立上海首家公私合作出版机构联合出版社，专门负责华东和华中地区的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出版中小学教科书 800 万册。12 月，全市有出版发行机构 430 家，其中出版机构国营 6 家、公私合营 5 家、私营 288 家、私营图片出版发行机构 24 家、私营发行、销售机构 107 家。1950 年起，开始对私营出版社改造。是年 1 月，三民公司、万叶书店、儿童书局等 8 家联合成立上海儿童读物出版业联合书店，简称童联书店，次年参加者增至 34 家。4 月，广益书局、北新书局等63 家通俗读物出版社联合成立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简称通联书店，次年参加者增至 94 家。6 月 21日，大众美术出版社、教育书局等 37 家连环画出版社联合成立连联书店，专门经营连环画联合发行业务。

1951 年 2 月起，全市开始整顿通俗读物和连环画的出版发行。11 月，上海市出版工作改进辅导委员会成立，整顿图书出版。1952 年，开始整顿私营出版社。6 月 1 日，群益出版社等 3 家联合改组为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到 1952 年上半年，旧连环画基本绝迹。是年 8 月，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9月，华东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科和 9 家私营出版社联合组成公私合营新美术出版社，主要出版连环画。12月，以新儿童书店为主，吸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店有关编辑出版人员组成公私合营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2 年 10 月，实行出版印刷发行行业审批许可登记，淘汰一批不符合条件的出版社。至 1953年底，出版社减至 252 家。1954 年起，开始对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有 72 家改造，其中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龙门联合书局改组为科学出版社，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改组为新华地图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改组为新音乐出版社，后 5 社均迁京。是年 9月，徐胜记印刷厂、三一印刷公司等 9 家画片出版发行商联合组成公私合营上海画片出版社。同月，公私合营新知识出版社成立。是月 1 日，通联书店、连联书店、童联书店合并成立公私合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1958 年改为上海古旧书店。年底，全市有出版社 96 家。

1955 年 1 月，华东人民出版社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改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4 月，由四联出版社（广益、北新、人世间、大中国联合组成）为基础的公私合营上海文化出版社成立。是年，全市有私营出版机构 80 家，公私合营 15 家，被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吸收 31 家，其余 11 家宗教出版社由各宗教团体管理。至年底，全市有出版社 36 家，无私营出版社。1950 年，时代出版社迁北京。此后，按中央要求，上海重要出版机构相继迁京。1951 年 5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 年 4 月开明书店、1954 年 5 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和财政经济出版社分别在上海设办事处。另外，还有科学、新音乐、新华地图等出版社。1956 年 1 月，公私合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教育图片出版社成立。是年 3 月，全市有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 12 家。

1957 年，上海第一家高校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1958 年 1 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设立附属朵云轩木版水印工厂。5 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在上海成立，新知识出版社和上海教育图片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教育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财经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8 月，新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文艺出版社。全市出版社减为 7 家。新文艺出版社改组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译所、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成立。1964 年 3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编译所改上海分社编译所。上海文艺出版社戏剧、音乐、棋艺编辑室改组成立上海文化出版社。1966 年 11 月，因“文化大革命”，全市各出版社除印刷毛泽东著作外，其他业务工作基本停顿。1969 年，大部分专业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全市留编辑人员 107 人。1970 年 10 月，全市所有专业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出版《新英汉词典》、《水浒》120 回本、《辞海》分册本。

1978 年 1 月，新建、恢复 10 个专业出版社，分别专业出版有关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改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改上海古籍出版社。取消上海书画社，恢复朵云轩，成立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 年起，新成立一批出版社，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等。1981 年，学林出版社成立，接受作者自费出书。1987 年，百家出版社成立，为个人自费出书提供协作出版服务。1988 年 6 月，上海书店以上海书店名影印出版和复制流通较少的珍贵古旧书刊。

1978 年起，一批非市出版局系统的出版社成立、恢复。有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等、有声读物出版公司。1979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恢复，此后一批大学出版社成立。1993 年，东方出版中心成立。1995 年，全市有出版社 38 家。

各时期，主要出版机构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申昌书局、土山湾印书馆、点石斋石印局、扫叶山房、图书集成局、同文书会、上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广益书局、作新社、开明书店、文明书局、神州国光社、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尚古山房、泰东图书局、中华书局、医学书局、亚东图书馆、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人民出版社、万象书屋、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光华书局、正中书局、现代书局、新月书店、昆仑书店、美的书店、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佛学书局、儿童书局、湖风书店（湖风书局）、龙门书局、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竞文书局、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万叶书店、复社、亚光舆地学社、时代出版社、太平书局、作家书屋、晨光出版公司、上海出版公司。

1995 年，有上海人民、上海文艺、上海人民美术、少年儿童、上海科学技术、上海教育、上海古籍、上海译文、上海辞书、上海书画（朵云轩）、上海书店、学林、上海远东、上海画报、上海科技教育、汉语大词典、百家、上海声像、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等出版社，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二、图书出版

上海开埠后，代表性的出版物有《续几何原本》《植物学》《泰西新史揽要》《黑奴吁天录》和《蒙学课本》等。民国建立前后，大量出版鼓吹民族革命的书籍，代表性的出版物有邹容《革命军》等。同时出版大批谴责、言情、侠义、侦探等通俗小说，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等。经、史、子、集出版物减少。

五四运动至 20 世纪 30 年代，形成民国时期出版最繁荣阶段。出版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新思潮图书和文学作品，有《共产党宣言》《哲学要领》《中国哲学史大纲》《物种原始》《尝试集》《女神》《沉沦》《呐喊》《子夜》《家》等。出版一批工具书，有《辞源》《辞海》《辞通》等。整理出版一批古籍，有《四部丛刊》《涵芬楼秘笈》《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出版各类丛书上千种，有《万有文库》《世界名著丛书》《中华百科丛书》《一角丛书》等。

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 0.49万种，占当年全国出书总数的 52%，加中华书局 0.15 万种、世界书局 231 种，占全国出书总数 71%。1937 年上海沦陷后，出版大量宣传抗日救亡图书。《中国的一日》《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书，影响深远。1947 年，全市出版图书 1410 种，销售 50 万册。

1945～1949 年，有影响的出版物有《寒夜》《四世同堂》《围城》《少年时代》等文艺图书。解放初期，印行《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工商业政策》等书籍。1951 年起，租型出版《毛泽东选集》。是年，全市出书 1.02 万种，印数 2.4 亿册，分别占全国 55%和 35%。出版大量供工农文化学习的图书，有《干部必读》《土地改革手册》《美帝侵华血史》《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共产主义人生观》等。1954 年、1955 年起，《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战国史》等少量学术著作出版。1956 年，出版大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有《论黑格尔哲学》《中国通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敦煌莫高窟艺术》《战斗的青春》《母亲》《马雅可夫斯基诗选》《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等，出版大型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958 年，出版图书 0.86 万种、4.93 亿册。1961 年后，强调图书出版的知识性、稳定性、系统性，出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国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十万个为什么》《中国丛书综录》《宝晋斋书法》《山乡巨变》《现代微分几何概论》《受控热核反应》《中国桑树栽培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书》《古本戏曲丛刊》《少年文库》《辞海》（未定稿）等。各出版社形成自己出书重点。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般图书出版基本停顿。1967 年，全市 70%的生产能力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分别达 1200 万套、3 亿张。1969 年，全市出版图书 16 种。1970 年，出版全国“文化大革命”第一种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1975 年，出版《新英汉词典》《水浒》120 绘本、《辞海》分册本。1978 年，出版 0.17 万种，1995 年，出版 0.83 万种、2.44 亿册。《斯巴达克斯》《安娜∙卡列尼娜》《数理化自学丛书》《林风眠画集》《重放的鲜花》《辞海》合订本等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出版的第一批图书，引起轰动。

1978年后，出版的主要图书有《辞海》《汉语大词典》《金文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戏曲剧种大词典》《中国美术全集》（部分）《中国历代服饰》《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五角丛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宋诗别集丛刊》《山海经校注》《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道藏》《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当代中国经济探索丛书》《陈寅恪文集》《说园》《托尔斯泰文集》《工程结构及抗震动力学》《中国珍稀动物》《电工手册》《365 夜故事》《大学英语》《国际金融教材》《理论力学》等。

第四节 期刊

清咸丰七年（1857 年）正月初一，墨海书馆创办上海首种期刊《六合丛谈》月刊，内容以传教为主，兼及科学知识和新闻。同治元年（1862 年）六月，《中外杂志》发刊。七年七月，《中国教会新报》（周刊）出刊，十三年改《万国公报》（月刊），共出 300 期，中日甲午战争时大量报道和述评战事。十年，《圣书新报》（周刊）创办，是上海最早的上海方言期刊。十一年，申报馆出版上海首种文艺期刊《瀛寰琐记》月刊。

光绪元年（1875 年）四月初一，《小孩月报》由广州迁上海，系统介绍西洋绘画方法原理。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格致汇编》创办，是上海最早以刊载纯科学内容为主的刊物。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最早的天主教期刊《益闻录》创刊，李杕主持，是上海首种由中国人主持和主笔的期刊。十年，《申报》馆出版上海首种画报《点石斋画报》（旬刊）。十七年，《海上奇书》发刊，是中国最早的小说期刊。至二十一年，上海共出期刊 40 余种。二十二年，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旬刊），鼓吹变法，是第一种由中国人创办的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期刊，销量超过万份。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5 日刊）创刊，刊登政论，鼓吹维新变法。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百日维新”后，上海先后创办政论性期刊报纸约 30 种，数量超过全国其他地方的总和，形成上海期刊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戊戌变法失败后中文期刊由 23 种减至 13 种。二十六年，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种自然科学杂志。

二十七年，罗振玉创办中国首种教育专刊《教育世界》半月刊。二十八年，《陆》创刊，在国内期刊中最早采用彩印封面、白报纸两面印刷、隐线洋式装帧。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上海创办期刊 165 种，形成上海期刊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二十九、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期刊和《新新小说》等。三十一年，梁启超创刊的《新小说》由日本迁至上海出版。

是年，圣约翰大学发刊《龙旗》年刊，是全国最早的高等学校年刊。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诏预备立宪，九月二十五日上海首种立宪期刊《宪报》月刊创刊。此后，立宪派创办近 20 种期刊。是年四月，首种鼓吹民主革命的期刊《复报》月刊创刊。其间，复古派人物创办《国粹学报》等。一批专业期刊创办，在全国首创的有三十年戏曲专刊《二十世纪大舞台》以及《医学报》，三十二年音乐期刊《音乐杂志》、出版业专刊《图书月报》、外交专刊《外交报》。道光三十年（1850 年）至宣统三年，上海出版专业性报刊 50 种，其中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三年 32 中，医学类约占半数。民国建立后，上海期刊业迅速发展。1912～1915 年，中华书局创办《中华教育界》等 8 种期刊，号称“八大杂志”。

1913 年后，文学期刊繁荣，是年有《自由杂志》《游戏杂志》,1914 年有《礼拜六》《五铜元》《销魂语》《好白相》等约 20 种文娱期刊，1915 年有《笑林杂志》《小说新报》等近 10 种创刊。1913 年，出现《正谊杂志》等倒袁刊物。1915 年，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月刊从东京移上海出版发行。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创刊，次年 11 月改名《新青年》，鼓吹新文化。此后，绝大多数刊物文章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宣传新文化期刊创刊，旧刊开始革新内容。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革新内容。1921 年 1 月起，《小说月报》全面革新，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种新文学杂志。创造社《创造季刊》等新文学社团刊物创刊。

1920 年 7 月以后，出版各种政党和派别的期刊。有中共机关刊物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刊物出现《劳动界》《共产党》《向导》《中国青年》《劳动周刊》等， 1919 年中华革命党《建设》杂志，1923 年国民党中央《新建设》,1924 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评论的评论》出版。其间，出现一批宣传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提倡国故、儒教，主张工读、职业教育，鼓吹扶乩等期刊。1918 年，任鸿隽、杨杏佛等将 1915 年 1 月创办的《科学》杂志从美国迁到上海出版，影响深远。

1920 年，《时报》创办中国首种画刊《图画周刊》。是年 2 月，《良友画报》出版，是全国印刷最精美、销路最广的画报。1927 年后，多种文艺期刊创办，成为 30 年代“杂志年”前奏。1927 年 11、12 月，郁达夫、鲁迅主编《民众》《语丝》，春野书店《太阳月刊》。1930 年 3 月，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1935 年，全市期刊 398 种。期刊封面装帧设计多样，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1929～1931 年被当局查禁书刊 531 种。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创办一批抗日刊物，知名的有《时代》周刊等。日伪势力办 30 余种。1938～1941 年 10 月，上海发行期刊 400 种以上。1941 年底，上海有杂志 19 种。1946 年 5 月前后，各政党派系的刊物从重庆迁沪或在沪创刊。期刊品种丰富，上海再次成为全国期刊中心。同时，出现以特定读者为对象的刊物，主要有《五金半月刊》《纺织》《现代农民》《宁波人月刊》《皮影》等。出现重趣味的称为“方型周刊”的期刊等。1946 年，有期刊约 430 种，停刊 130 种，创民国时期期刊种类最高。年内《文萃》《观察》2 刊被查封。

解放初，上海《展望》《世界知识》等杂志复刊，《科学画报》《小朋友》等继续出版，《西风》和部分宗教杂志停刊。1950 年，出版 88 种，约占全国 30%。50 年代初，《华东妇女》《华东农民》等 19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刊物创刊，1954 年前后大多数终刊。1954 年、1956 年，《支部生活》《萌芽》先后创刊。1956 年，调整期刊，规定同类刊物保留一种。1957 年，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创刊，是年全市有刊物 49 种，1960 年减至 13 种。1965 年，有 58 种，占全国 7.3%。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部分停刊，1971～1973 年剩 1 种。1973 年 9 月，创办政论性杂志《学习与批判》，最高发行量95 万份。后有文学性杂志《朝霞》。两种杂志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主要的杂志。1975 年，有期刊23 种。1976 年复刊 32 种。1978 年后，大批期刊复刊、创刊，1980 年增至 126 种。《故事会》和《青年一代》期最高印数达 730 万和 527 万册，分居全国期刊发行量第一和第二位。有近百种发行到美国、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1987 年，有期刊 444 种，是年进行整顿。1995 年，有期刊 595 种，其中公开发行 511 种，总印数 1.78 亿册。

音像制品

一、唱片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上海洋行出现蜡筒留声机与圆柱形蜡筒。20 世纪初，法国人乐浜生在上海设摊收费播放《五人大笑》（又叫《洋人大笑》）唱片，片长 2 分 32 秒。三十四年，法国百代（Pathe）公司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生产唱片，产品注册雄鸡商标，中国唱片业诞生。唱片制作在中国录音，送法国制成唱片，再返中国销售。1915 年前后，百代公司在徐家汇路建厂，为中国第一家唱片制造厂。

1917 年，中日合资大中华唱片厂创办，产品注册商标为双鹦鹉，红、绿、蓝色唱片分别为京剧、歌曲、地方戏曲，1924 年出版两张孙中山讲演唱片。1928 年，英国哥伦比亚公司收购法国百代公司，保留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旧名，另组中国唱片公司。1930 年，RCA 在上海成立上海胜利唱片公司，长城公司开始出版唱片。1931 年，留声机公司（HMV）与哥伦比亚公司合并成立 EMI，上海的东方百代与中国唱片公司成为 EMI 的成员，1934 年合并为 EMI（中国）有限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唱机公司被日本人接管，大中华唱片厂也由日本人控制，改名孔雀唱片公司。

1949 年前，上海有唱片出版公司数十家。1949 年 5 月 29 日，市军管会接管大中华唱片厂，6 月 3 日开始录音，6 月 6 日出版第一批唱片。1950 年 1 月，改人民唱片厂，迁北京，出版“人民唱片”，上海设分社，成为上海唯一的唱片出版机构。1951 年，建立公私合营上海唱片制造有限公司，后改名上海唱片厂。1987 年，出版唱片 407种，发行 824.6 万张，1994 年分别为 12 种、10 万张。1995 年 3 月，停止出版唱片。

二、盒式磁带

1981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上海第一套盒式音带系列儿童配乐故事音带《365 夜故事》。1982年，出版儿童歌曲音带《春天》《好朋友》。1995 年，出版录像节目带 355 种，发行 44.24 万盒；出版录音节目带 1733 种，发行 2737 万盒。1981～1995 年，全市出版音像出版物 0.5 万种。

三、激光唱盘（CD）、激光视盘（LD、VCD）

1991 年，上海声像出版社出版第一套上海产激光唱盘（CD）《名家名曲》和《新秀新曲》。1993年，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第一张上海产首次激光视盘（LD）。1995 年，出版激光视盘 66 种、唱盘 335种，发行 6.53 万张、72.14 万张。

印刷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麦都思将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印刷设备移至上海，成立墨海书馆，在上海最早采用铅印技术印刷图书。咸丰七年（1857 年），用石印术印出《耶稣降世》等书籍。之后，商务印书馆、土山湾印刷所相继使用石印技术。十年，美华书馆从宁波迁沪，成为上海印刷设备最新最全的印刷机构，带入国内最先采用电镀法制造的汉字字模 7 种，及满文、蒙文、日文铜模，公开出售，为申报馆等采用，部分设备沿用至今。

同治七年（1868 年），江南制造局印书处在上海首先购置半机械型铅印设备。十三年，土山湾印刷所引进铅活字并自行铸字，次年引进珂版印刷机，光绪二年（1876 年）又引进大型石印机及大型凸版印刷机、铅印圆盘机等，19 世纪末增加铜锌版和照相制版设备。光绪二年，点石斋印书局成立，国内最早利用石印技术大批印制图书。八年，鸿文书局在国内最早采用彩色石印技术印刷地图等图书。

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建印刷厂，二十六年在国内首次采用纸型浇版印书，二十九年采用雕刻铜版、珂版、电镀铜版和自动浇字机及凹、凸、平印刷工艺，成为上海最大的印刷机构，并设立铁工厂，仿制多种印刷机械。带动一批大型书局自设印刷厂，至民国初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永祥印书馆等所属印刷厂。1932 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刷厂总厂毁于日军炮火，闸北地区印刷企业受损严重，上海剩 50 家铅印厂，印刷业务下降 40%。至 30 年代中期，逐渐恢复原有规模。1937 年八一三事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内迁，世界书局印刷厂等大型印刷企业被日军占用。

1949 年底，有印刷企业 0.29 万家，1956 年 1 月 0.3 万家。50 年代后期，归并为 179 家中心厂和18 家直属厂。规模较大的国营企业有上海新华印刷厂和上海印刷一、三、四、六厂等。60 年代初，上海支援全国 22 个省市印刷业，外迁铅、胶印设备（含 10 余家厂整厂），以及 0.2 万名员工。1962 年，上海主要印刷设备较 1957 年减少 40.5%，铅印生产能力从 96 万令纸降为 48 万令纸，胶印生产能力从230 万令纸降为 134 万令纸。1949 年 5 月～1963 年，未建新厂。

“文化大革命”中，全市印刷业主要是赶印《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印刷量分别占上海铅、胶印印刷总量 50%和 70%。为印刷《毛泽东选集》及各种大字体本，1975 年新建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到 80 年代中期，上海书刊印刷生产能力约占全国 1/10。1987 年，彩色制版 90%以上采用电子分色工艺。1988 年，引进电子分色机、激光照排机。图书开本字体、字号趋向多样化。1989 年，始采用电分制版文字排版和高精印刷等。1995年，全市书刊印刷企业 373 家，书刊印刷 200 万纸令，报纸印刷 340 万纸令，彩色胶印印刷 500 万对开色令。

书店、出版物销售

一、中文书店、书亭（摊）

清中叶，上海县城大东门外有黄文正书店，是上海最早的书店之一。晚清，本地藏书家大多兼营图书销售和发行。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墨海书馆及后之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等，自办图书发行销售。咸丰年间，旧书店多集中在上海县城四牌楼。同治年间，有尚义堂、醉六堂、绿萌堂等书坊。

光绪中期后点石斋书局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其间，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在上海设立分店，是上海最大的书店。二十四年，广学会建立中心门市，设有书籍陈列玻璃大橱窗。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建发行所，中华书局建门市部。此后，大东书局（1916 年）、世界书局（1917 年）、开明书店（1926年），均建门市部，最终形成 20～50 年代初以“商、中、世、大、开”5 店为首，中文、外文和古旧书 3类图书出版业鼎立的上海出版发行格局。知名书店集中于福州路和棋盘街。30 年代，在经上形成 3类书店，1．编、印、发行为一体的大中型出版机构。2．专营零售的小型书店，数量最多。3．专营批发的书店，数量极少。1932 年，生活书店门市部陈列采用图书馆化，1935 年商务印书馆门市开架售书。

1949 年解放初，全市私营书店有 512 家、书报摊 0.1 万个。6 月 5 日，新华书店第一、二临时门市部营业，7 月，和 62 家私营书店组成公私合营上海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小学课本。1950 年，8 家私营书店组成童联书店，专门出版发行少儿读物。62 家私营书店组成通联书店出版发行通俗读物。37 家组成出版发行连环画的连联书店。1956 年，批发业务并入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上海发行所成为唯一专营上海出版物国内批发业务机构。1953 年，有私营书店近 200 家。

1956 年，全部公私合营。1953 年，新华书店始在市区各区设综合门市部。1956 年起，成为全市唯一的新书发行机构。1959 年，始于郊县设立综合门市部。1995 年，全市国有书店有综合门市部 113 个。1951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的发行部及其在全国的 80多个分支店联合成立公私合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成为新华书店以外的第二个全国性图书发行系统。7月，设立上海分公司，经办 5 家单位出版物上海地区的批发业务。1954 年，和新华书店合并，1964 年改上海科技书店，店招仍用中图公司。1961 年，上海音乐书店建立，1988 年改上海音乐图书公司。1990年，沪港合资书店沪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开办。

专业书店 清光绪十一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创办格致书室，专营科技图书和文具仪器。二十六年，上海朵云轩门市专售装裱书画、文具用品等。二十七年，科学仪器馆门市专售理化器械和科学图书。二十八年，西泠印社书店创办，门市专售金石、考古、美术图书。1912 年，有正书局开业，出售佛教图书。民国时期，还有上海杂志公司、儿童书局、中医书局、法学书局、中国农业书局、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及专出地图的世界舆地学社、亚光舆地学社等专业书店。

1956 年，新华书店上海分店确定第 26 书店主营科技图书。1959 年、1961 年，先后建少年儿童书店、音乐书店。1989 年，上海新华书店有上海版图书贸易中心、教育书店等 18 个专业书店。1994 年，全市有专业门市 22 处。书亭 1950 年 9、10 月，在复兴公园前、后门先后设立上海第一、二个书亭。1956 年，57个个体书报摊人员组成 22 个合作书亭，1981 年有 15 个，11 月改为沪江书店。1983 年，全市首家个体书店自立书店开办。1994 年，全市有书报刊销售网点 0.29 万个。

二、外文书店

清咸丰十年（1860 年），英商伊文思创办伊文思图书公司，经营外文图书。同治九年（1870 年），英商开设别发书店，为上海首家外文专业书店。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设西书部，经售原版西书。此后，华商西书书店有大华杂志公司、中外书局、东亚书局、世界书局、中外科学书社等门市部，外商开办的有日本人的内山书店、金星堂、至诚堂，德国人的璧恒公司、派立贡书店，美国人的中美图书公司等。1932 年，龙门书局创办，专门翻印原版西书。

到 1949 年，上海开办过近百家外文书店。1950 年 4 月，国际书店上海分店成立，1952 年开始发行西方国家出版物。是年，全市有私营外文书店 30 余家，主要有华商大华杂志公司、中美图书公司，外商伊文思书店。1953 年 3 月，全市私营西书业停止进口业务，部分书店歇业。1954 年，国际书店上海分店与新华书店上海分店合并，门市部改为上海分店外文门市部，1956 年 14 家私营外文书店转入，1958 年扩建为上海外文书店，1985 年改制为上海外文图书公司。11 月，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至此，全市有 2 家外文图书经销店。1986 年，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和日本户田书店互设专柜，中国科技图书公司设立日本内山书店专柜，销售日版书刊。

三、古旧书店

清宣统三年（1911 年），陈立炎在上海开设首家古旧书店古书流通处。1929 年，浙江金氏开设中国书店。后又有江苏、浙江人开设抱经堂、来青阁、汉学书店、传薪书店，北方人开设来薰阁等。解放初，上海登记在册的旧书摊、旧书店有 251 家，来薰阁、修文堂等古旧书店 59 家。1956 年，建立国营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大部分私营古旧书店并入。1956～1965 年，购入古旧书刊 5000 多万册，其中珍本、善本古籍约 0.5 万种。

1958 年，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改名上海古旧书店，为全市唯一经营古旧图书的专业单位，上海古籍书店、上海旧书店为其下属门市部。1959 年，与香港集古斋订立协议，兼营出口古旧书和字画。1976 年以后，上海书店恢复影印出版业务，1985 年改名上海图书公司， 1988年成立出版机构上海书店。1986 年春节，上海 20 多家出版社和书店始在文庙内设特价书市，1992 年 6 月成立上海文庙书刊交易市场，摊点 40 多个。

第八节 广播

1923 年 1 月 23 日，国内第一家无线电台《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在上海创办。1927年，国内第一个民营电台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建立。1932 年，全市有广播电台 40 家，其中 6 家为外国人电台。至 1937 年 7 月，全市民营广播电台数量和发射功率，均占全国民营电台半数以上。1938 年 3 月20 日，日本占领军当局在南京路哈同大楼，设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强令上海各电台进行登记，李树德堂等民营电台登记，继续播音。同时，又有 20 多家新成立的民营电台开业。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电台均被封闭。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未准其复业。同时，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办电台本轻利重，竞相开办，一时全市有 108 家。1949 年 5 月，有 45 家，其中民营 23 家、公营 22 家（政府办 1 家）。1923～1949 年 5 月，共出现过 234 家广播电台。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上海广播电台，当晚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简称上海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1950 年 4 月 1 日，建立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接替上海电台第一台，向华东地区播音。1949 年 6 月，清理私营广播电台，全市剩 22 家继续播音。

1952 年，16 家公私合营，成立上海联合广播电台，1953 年 10 月并入上海电台。1954 年 12 月，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撤销，全市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92 年 10 月 28 日，创办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全市始有 2 家广播电台，至 1995 年不变。各时期，主要电台有民营电台有新新台、上海（亚美）台、福音台、大陆台、麟记台、中联台、民声台等广播电台。官办电台有交通部上海台、上海市政府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上海台。国营电台有上海人民台、上海东方台、华东人民台、上海联合等广播电台。外国人办电台有《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奥斯邦电台）、开洛台、美灵登台、美商华美台、德国台、苏联呼声等广播电台。

第九节 电视

1958 年 4 月，上海电视台在南京东路新永安大楼筹建。10 月 1 日 18 时 58 分，对外试播，21 时30 分结束。第一条电视新闻为《1958 年上海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及游行》。启用一个频道（第 5 频道）。每周播出 2 次，每次 2～3 小时。设新闻、文艺、教育类节目。10 月 25 日，播出第一部电视剧《红色的火焰》。1960 年 4 月，开办全国第一所电视大学。1973 年 8 月 1 日，上海彩色电视对外试播，每周三、六播出 2 次，全市有 69 台彩色电视接收机，观众 1 万～2 万人。1975 年 9 月，在全国省级电视台中第一家全部频道播出彩色电视节目，1995 年每天播天 33 小时 48 分，播出覆盖面长江三角洲大部地区。1993 年 1 月 18 日，上海东方电视台建台开播，1994 年 2 月 27 日，上海教育电视台建台开播。

1978 年、1979 年，梅山冶金公司和上海石化总厂分别建差转台，1984 年改为有线电视台。此后，宝山钢铁总厂等建有线电视台。到 1991 年初，全市有有线电视站 230 多家，终端 19 万户，收视人口约70 余万人。1992 年 12 月 26 日，上海有线电视台成立并开播。1995 年，全市有终端用户 150 万户，数量创世界同一城区网络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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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中华文脉的“合众”传奇

4月22日拍摄的合众图书馆上海长乐路馆址，外墙悬挂的保护建筑铭牌。（本组图片除注明外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许晓青 摄）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上海市长乐路富民路口一栋带有装饰艺术元素的现代派风格建筑，不时迎来“City Walk”（城市漫步）的游客驻足拍摄。这栋“83岁”高龄的老房子，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设计、中国建造”的地标建筑之一。

这栋建筑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合众图书馆。抗战全面爆发后，沪上有识之士集众人之力，在此拯救中华民族历代典籍和金石拓片，这里也因此成为守护中华文脉的“战斗堡垒”。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941年9月，这座由华盖建筑事务所著名设计师陈植主持设计的多层图书馆建筑竣工并投入使用。发起者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以“三人成众”“众擎易举”之意，将其命名为合众图书馆，专注于集纳、守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史典籍。此前，这座图书馆已筹备了两年多时间。

捐赠者中，还可以看到李宣龚、陈叔通、蒋抑卮、叶恭绰、顾颉刚、胡适、钱钟书、郑振铎、吴湖帆、陈巨来等近现代文化名人。

因为“合众”，危在旦夕的约24万册文史典籍、1.5万余件金石拓片“活”了过来。虽然法租界巡捕房、汪伪政府屡屡登门调查，日本侵略者更是觊觎这座文化宝库，战火蔓延、物价飞涨，这座挺立于烽火中的图书馆，仍然在苦难中肩负起挽救中华民族珍贵典籍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等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完整捐献了这座堪称“烽火奇迹”的图书馆。“合众”及其庇护下的全部典籍，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护中华文脉的“合众”传奇，现在回首仍显得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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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一个“东方”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尘。

1932年，65岁的张元济在上海遭遇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望着烽火中飘散在城市上空的古籍残片，被誉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的先生泪洒当场。

这年初，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盛极一时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被日军炸毁。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也惨遭日寇纵火焚烧，约46万册古籍善本、地方志及中外杂志报纸被付之一炬。仅有500多种孤本珍本（约5000册），因另藏于银行保险库房才幸免于难。

时局之危，已到了中华文化血脉或将毁于一旦的境地。尽管已宣告退休，但作为商务馆元老，张元济“披挂上阵”重出江湖，与董事会安排商务馆出版体系有序内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念头在张元济脑海闪现——再“建”一个“东方”！

次年，他聘请社会名流，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由他本人出任主席，募集基金，并带头捐款。但时值国难当头、经济萧条，收效不大，东方图书馆最终也未能复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乱频仍中，年逾古稀的张元济不抛弃、不放弃，“人与书，都要活下来”。他的朋友叶景葵有着与他相同的执念。叶氏不仅是江南一带极为热心的藏书家，也是一位银行家。

心怀守护中华文脉的虔诚之心，叶、张二人一拍即合。“复兴东方”未成的遗憾，有了全新的答案——新建一座更隐蔽、更灵活、更具收藏和保护功能的私立图书馆，那就是合众图书馆。

1939年，张元济、叶景葵先请来了当时横跨政治和文化两界、社会声望极高的陈陶遗担任共同发起人，为这座图书馆保驾护航，还计划延请当时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苏州人士、学界晚辈顾廷龙，前来主持图书馆日常业务。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合众图书馆组织大纲原件，在最显著位置强调了办馆目的，第一条便是“征集私家藏书共同保存，以资发扬中国之文化”。

这是一场在硝烟战背后的无声较量，一切都为了在随时可能扩大的战事中守护中华典籍，把“根”留住。

1939年，张元济致函顾廷龙，邀其南下，在上海参与筹备私立合众图书馆，专门保护战乱中散落各地的中华文化典籍。图为信件原件中的一页，近期正在由上图重新编目。（上海图书馆供图）

叶张轮番盛邀，顾廷龙放弃安逸生活南下

1939年小暑节气刚过，正值燕京大学放暑假，清晨校门口，一些师生正送别带着浓重江南口音的一家人。举家南归的是刚刚从燕大图书馆辞职的顾廷龙。彼时他已在学术圈和藏书界小有名气。

顾廷龙，字起潜，这一年他35岁。苏州顾家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望，学术渊源深厚，族中较顾廷龙更为有名的是年长他不少的侄辈顾颉刚。

如果将时空坐标设定在20世纪初叶，顾廷龙是不折不扣的“00后”，而合众图书馆发起人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分别是19世纪的“60后”“70后”“80后”。

三位前辈对这位已校勘诸多古籍善本的青年才俊无比信任，打算将这座中华文化典籍的“保险库”托付给他。这位“00后”守书人一到上海，先在辣斐德路614号（今复兴中路思南路口）的一处洋房落脚。这里楼下是合众图书馆筹备处，楼上是住家和草创时期的合众书库。

此前，为说服顾廷龙南下，叶景葵、张元济轮番致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大有借书信“三顾茅庐”之意。

现有史料显示，1939年3月，叶景葵就筹办“合众”首次致函顾廷龙：“上海方面如有图书馆组织，需要编纂校勘人才，吾兄愿意图南否？”5月23日叶景葵又致函：“尚望迅速料理，务于暑假开始即行南下，盼切盼切。”两天后，叶景葵再度致函：“此间各事均已备妥，专候兄来，即可开始办馆务。”6月1日叶景葵再一次致函：“连发两快函，想已收到，此间专待贲临办事，愈速愈妙。”

就这样，短短数月，叶景葵多次致函顾廷龙。据顾廷龙回忆，当时接受叶先生相邀，决定南归，但辞职时，却复为燕馆领导的热情挽留，一时不得脱身，又是张先生来函相促。

顾廷龙所说“张先生函”，就是张元济最终说动顾廷龙的那封关键书信。近日，上海图书馆再度从顾氏家族捐赠藏品中整理出来，重新编目。

在这封信中，张元济向顾廷龙介绍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初衷，对顾廷龙过往在古籍编目和研究中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他告诉顾廷龙，自己的朋友叶景葵“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张还比较了留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与到上海开辟新事业的不同意义与价值：“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他大胆预测：“异日馆舍（指新建合众图书馆）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几也。”

顾廷龙后来回忆：“在叶先生坚邀、张先生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我终于离开北平来沪参与‘合众’工作。”

一诺千金！顾廷龙早前在燕大图书馆工作，收入稳定，不愁全家生计，但他还是决心放弃相对安逸的生活，来到上海。这一趟“沪漂”几乎影响了他和家人的一生。从“合众”到后来的上海图书馆，他守护这个中华文化典籍的“保险库”长达半个多世纪。从1939年夏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到1962年正式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他把生命中绝大部分精力献给了图书馆。

1940年，顾廷龙与妻儿在辣斐德路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前合影。（资料图片，中华书局2022年版《顾廷龙日记》）

用生命“换”典籍

对经历过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灭顶之灾的张元济而言，保护中华民族的纸上文脉，不仅是与随时都会扩大的战争赛跑，也是与自己的生命赛跑。

翻开《张元济年谱长编》，从商务印书馆重要资产灰飞烟灭，到与人合作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张元济一直在与各种疾病作斗争。这一时期他接受了外科手术，随着年龄增长，泌尿系统的慢性病，让他不堪其扰。

“除了对战争危害性的痛定思痛，还有对生命、对人性的感悟，让菊老（张元济号菊生，别名菊老）当时迫不及待要发展壮大‘合众’。”合众图书馆早期捐赠者和工作人员之一潘景郑曾这样回忆。

张元济和叶景葵都率先捐出大批个人藏书，涉及宋元明清各朝，以罕见的地方文献居多，弥足珍贵。被推选为合众图书馆第一任董事长的陈陶遗，也捐赠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碛砂大藏经》等珍本。

“合众”的规模虽不及商务系的“东方”，但自1939年创办到1953年完整捐献给新中国，短短14年间，已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访阅览者名单中，可以看到胡适、钱钟书、陈垣等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众”恰是“东方”事业的继续和延伸。

1939年夏，迁居上海不久的顾廷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大考”。抵沪仅两个多月，顾家长子诵诗突发疾病去世。顾廷龙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扼腕叹息。

2022年最新整理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顾廷龙日记》，记录了顾廷龙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前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各种细节：抵沪不到一周，合众图书馆筹备处就开始接收第一批藏书——叶景葵个人集纳善本，共84箱；1941年，合众图书馆建筑交付使用，顾廷龙又亲自试验了每一扇窗、每一道门，检查地砖的接缝，因为存储古籍之地须保持相对恒定的温度、湿度。

日记中也传递出顾廷龙对长子诵诗的思念。1939年末，他写道：“诗儿夭折，心如槁灰。”1940年1月，他又记录：“赴平江公所，督漆诗儿柩，此第七次也”。顾诵诗的离世，不仅让为父者痛心疾首，也是顾廷龙事业的损失——诵诗生前已成为顾廷龙整理和校勘古籍的学术助手。顾廷龙强忍悲痛，继续守护着这座快速成长起来的文化宝库。

在“合众”的三位发起人中，陈陶遗于1946年逝世，叶景葵于1949年逝世。1953年，张元济主动促成了合众图书馆董事会向新中国完整捐赠这座文化宝库的事宜。1958年，“合众”以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的身份，正式并入上海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上图馆藏。1959年张元济去世时，对“合众”事业未留遗憾。

5月6日拍摄的上海图书馆淮海路馆近代图书书名目录集纳柜，其中部分图书分类卡片仍保留着合众图书馆时期的分类检索规律。

“不求躁进，不贪暇逸，不须人多，不事宣传，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

今天，查阅合众图书馆早期藏书目录，可以了解到当初创办这座图书馆时，文化名人们的苦心孤诣。经过多年积累，馆内藏有西汉中期戴德编著的礼制著作《大戴礼记》（十四种），早期天文农业历法《夏小正》（四十九种），此外还有《唐纪》（四库底本）、《册府元龟》（318卷）、《元诗选》（初集）、《词综》（手校本）、《水经注》（重校本手稿）、《梦溪笔谈》（校本）、《历代长术辑要》（手稿本）等。

在私人捐赠中，所捐数量最多的是叶景葵。同时张元济还一直坚持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部分存世秘本进行“借阅传录”，也就是将这些珍本孤本临时借出，暂存于合众图书馆，每日由专人抄录，在战乱中实现自己动手“复制”文史典籍的工作，其中有《彭尺木文稿》《周秦名字解诂》等。

4月22日拍摄的叶景葵生前寓所，位于合众图书馆上海长乐路馆址西侧。

合众初创时期，恰逢张元济倾情投入校订江南地区流失乡野的元明杂剧孤本。大量“劫中得书”荟萃成可观的史料库，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助力了戏曲研究及创作的传承、革新。

阅览者记录显示，胡适、钱钟书到访最为频繁。据了解，胡适当时对《水经注》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来自“合众”。

在顾廷龙整理造册的合众图书馆工作档案中，可以看到“合众”的运作机制吸取了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的经验教训，在规模上避免“树大招风”，用人少而精，主要依靠学者自发捐赠、集中保管。学者若调阅自家所捐图书，也按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模式，严格登记。按顾廷龙与张元济1940年初的约定，“不求躁进，不贪暇逸，不须人多，不事宣传，非如是，不足以持久也”。

就这样，1941年9月竣工投用的合众图书馆上海蒲石路新馆址（今长乐路746号），以相对神秘、隐蔽的形象，躲过了法租界内外日本势力的多次滋扰挑衅。

据顾廷龙次子顾诵芬回忆，合众图书馆面向路口的正门不挂任何牌子，也从不打开，看上去与一般住宅无二，避免引起日寇注意。为了不受敌伪干扰，来客尽量限于研究学者和故知，且都从隐蔽的后门进出。抗战期间，在沪日本势力以“索书”“借场地”等名义多次探听“合众”底细，因图书馆的低调掩饰和巧妙周旋，皆未得逞。

在顾诵芬的记忆中，一家人在上海一直与图书馆建筑为伴，在馆内独辟简朴的起居空间。钱钟书是合众图书馆“后门”的常客，诵芬年少时多次为钱先生悄悄开门，钱先生则总是叮嘱他学好英语。“合众”馆藏中也包括一些英文读本和科技图书，这也是这座图书馆吸引各领域学者的独到之处。

这一时期，尽管面临日本侵略者的挑衅和法租界、汪伪政权等的调查，顾廷龙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和保护了一批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书刊资料。经后人整理发现，这些宝贵史料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等。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一度占领合众图书馆的顶楼，作为“瞭望台”，甚至意欲将书库全部侵占。为了确保古籍善本“一本也不能少”，张元济等反复斡旋，最终保住了“合众”全部家底。国民党军队在蛮横占领图书馆约24小时后不战而退。顾廷龙在后来的忆述中多次写下“幸即解放”四个字。

4月22日拍摄的合众图书馆上海长乐路馆址。

钱穆晚年回忆过往，对参与校订的馆藏牵肠挂肚

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图书馆事业迎来大发展。陈陶遗的曾孙女陈颖，读的就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族中长辈带着她见到年近九旬的顾廷龙时，老人对这段“合众”传奇万分感慨。念旧的顾老引荐陈颖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并题词“敏而好学”勉励晚辈。更为巧合的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合众”馆藏就珍藏于这座藏书楼内。

“择一事，终一生！祖辈、曾祖辈的守书心愿，靠我们接续传承！”如今陈颖已成为新一代“守书人”，数十年如一日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她说，那些钤有“合众图书馆馆藏”之印的书籍，仿佛至今仍有“心跳”。

念念不忘“合众”的，不仅有陈氏后人，还有顾廷龙初到上海时结识的一大批文人雅士。顾廷龙在日记中，记录了落脚上海不到一个月时，江南藏书界、历史学界一场餐桌边的雅集。学者间惺惺相惜的“合众”情谊，化为守护古籍善本的合力。

今天看来，赴宴者堪称“群星璀璨”。其中不乏“合众”所藏各类珍奇文献的发掘者、捐赠者，如冒鹤亭、瞿良士、高吹万、姚石子、张芹伯、潘景郑等，也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钱穆等。

5月4日拍摄的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时期《读史方舆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抄本的分类检索卡片，上有“1937.3”字样。

顾廷龙晚年接受访谈时，专门提及合众图书馆创建前后叶景葵、顾颉刚、钱穆等对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原稿本的“南北互校”。

该书也是“合众”馆藏（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中的一大亮点。历史上，这部著作的传世抄本不少，但原稿本却“沉埋民间三百年”，直至被叶景葵发现。由于各路学者在抗战中颠沛流离，叶景葵意外觅得之稿本无法尽快校订完毕，参与其中的顾颉刚、钱穆等均留下遗憾。

钱穆晚年回忆过往，仍对“合众”馆藏《读史方舆纪要》原稿本牵肠挂肚，乃至抱憾终身：“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余又匆匆南来，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揆初（叶景葵字揆初）与起潜亦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家传本，今不知究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家传本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

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顾廷龙亲自主持，再度进行全面校勘，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还这部中国历史地理巨著之原貌。顾廷龙认为，这也是对合众图书馆昔日同仁、师友、研究者及读者的一种告慰。

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80多年过去，今年春节起，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以讲述“文物故事”的形式，专门展出了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守护《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的来龙去脉。

顾廷龙曾在两页札记中专门回顾了这段往事。他早年曾向江苏南翔（现为上海嘉定南翔）姚氏借阅罕见的《古文尚书》日本抄本，并拟推动出版；不料，由于抗战全面爆发，该抄本不得不暂时寄存于合众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姚氏复盘位于南翔的藏书，大多不幸毁于战火，而这部《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因机缘巧合得到“合众”的庇护，幸免于难。20世纪50年代，顾廷龙又推动姚氏后人向上图捐献了这一劫后余生的珍本。

4月18日拍摄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展板。展板展示了抗日战争期间由顾廷龙寄存于合众图书馆的南翔姚氏藏书《古文尚书》海外珍贵抄本。原件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2024年是顾廷龙先生诞辰120周年。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说，老一辈守书人为我们留下的是如此恢弘的图书馆事业，在战火中他们情牵家国命运，兢兢业业，用顾老自己的话说，一生干得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前辈坚持的时间之久，守护和发掘重要文献的数量之巨，令人感佩。一代代守书人薪火相传，“合众”的精神内涵亦由今日上图人传承。

就在上月，合众图书馆位于上海长乐路的旧址正式启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保护修缮工程。外墙悬挂的公示牌显示，经评估，施工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对长乐路746号建筑的外立面工艺及材料、原门窗，以及内部重点保护区域进行复原。

在距旧址数公里外的上海图书馆淮海路馆，工作人员也正快马加鞭，将80多年前与这栋建筑相关的一批名人书信原件重新编目造册，妥善保存。

一组数据显示，20世纪40年代，合众图书馆在人员极少的条件下，通过手抄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残存典籍进行人工“复制”，按一年工作量计算，有逾170万字的抄本，得以接续传承。这种于战乱中坚持愚公移山，不惜代价为国宝留下副本的壮举，令后人叹为观止。

另一项统计是，上图目前收藏有170万册古籍文献，其中有约三分之一等待抢救修复，若每年修复约1000册，仍将有大量古籍处于“等待”状态。这将是另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据陈超介绍，合众图书馆长乐路馆舍修缮完成后，将成为上海图书馆中华家谱主题馆。他说：“让这栋老建筑焕发新活力，对读者重新开放，善莫大焉！” （记者许晓青）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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